杜十娘与细侯分别出自明代冯梦龙的话本小说《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清代蒲松龄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细侯》，其形象刻画虽丰简不一，却也异中有同，同中见异，各领风致，令人嗟叹。
　　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细侯》中，女主人公杜十娘与细侯有许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是自小便被卖入风尘花柳中的苦人儿；都秉赋奇高、色艺双绝，一心想择偶从良于士子；都为自己的从良煞费苦心，谋划周旋；都因为龌龊商贾从中作梗而使得从良之路举步维艰；都是心有所托后，矢志不渝，甚至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可以说是不情之举见真情。
　　细侯在聊斋故事中，算是一位“妖姿要妙”得令满生“注目发狂”的名妓。当满生口占一绝表达他对自己的倾慕时，细侯看中了这个出口即能词清句工的骨清士子，认为他就是自己从良托身的心上人，因而蹙然曰：“妾虽污贱，每愿得同心而事之。君既无妇，视妾可当家否？”态度认真而恳切，令满生肃然起敬，遂“相约”。细侯又一边描绘和满生“闭户相对，君读妾织，暇则诗酒可遣”的幸福生活，一边替满生做眼前筹划，“君能办百金，过此，即非所虑”。聪慧、颇有主见的形象跃然纸上。
　　后来满生远行千里筹集资金，前途杳杳，不知归期；而富商用重金诱惑赎娶，鸨母劝告诱压，她面临两种选择：嫁给富商，金帛玉食，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嫁给满生，清贫，操劳，然而男读女织，诗书相伴，精神富足、愉快。她毫不动摇地坚守了内心的向往，明白自己要的是一种安贫乐道、平和温馨的文明生活。在她看来贫穷的满生是清奇的，而富商是龌龊肮脏的。
　　在她迫不得已嫁给富商一年后，满生出狱归来，细侯“大悲，方悟前此多端，悉贾之诡谋”，于是再次面临选择：留下还是随满生离去。留下，有骨肉亲情，富贵安逸；离去，则是清贫，骨肉分离。抉择的结果是她竟然“杀抱中儿，携所有以归满”。这一违反了人伦和天理的情节历来为世人诟病，作者蒲松龄也似乎对她“杀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持批评态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若没有杀子这一惊世骇俗之举，塑造的细侯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形象可能要大打折扣了。其实蒲松龄对细侯“天下之忍人”的评判是从一般读者的世情常理出发的，是为不情之举。除此之外，蒲松龄还另外给了她高度评价：“呜呼！寿亭侯之归汉，亦复何殊。”蒲松龄认为细侯对满生的坚贞和痴情简直可以同关云长对刘备的耿耿忠心相媲美! 对细侯的杀子行为，《聊斋志异》评点者但明伦评价说：“商本非其夫也，彼非夫而诡谋以锢吾夫，彼固吾仇也，抱中儿即仇家子也，杀之而归满，应恕其忍而哀其情。”他认为富商非但不是细侯的丈夫而是仇人，那么儿子也即仇人的儿子，杀了仇人之子才能达到与之决绝并予以报复的目的，读者应宽恕其“忍”而理解其“情”，就是说细侯杀子不仅是为了复仇还为了实现与满生的结合，迎接爱情和生命的春天。她的“忍”实乃突出了她与富商义无反顾的决绝意志，她的不情也就强化了她对真挚爱情追求的真情。
　　再看杜十娘。“可怜一片无瑕玉，误落风尘花柳中”的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又见李公子忠厚志诚，甚有心向他。她积数年血泪钱于箱而深藏不露，跟老鸨周旋斗争，对李甲的观察考验，都是杜十娘为争取自由幸福而进行的特殊反抗，聪明机智可以说是她反抗性格的一个侧面。但最感动人的是“怒沉百宝箱”的高潮，突出表现了杜十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争精神。凭着她手中那只价值万贯的“百宝箱”，要想击败孙富，挽回李甲，也并非难事。她完全可以人才两保，携百宝箱远走高飞，或者原谅李甲，重归于好，犯不着跟生命和金钱过不去，这也算是世俗常情。无怪乎，围观众人先是“惊诧”既而“喧声”最后“无不流涕”。但她还是选择了惊世骇俗的不情之举，因为她从孙富的卑鄙和李甲的背义中，看到了自己长期日夜追求的理想的破灭。她要的不是李甲这个人，而是一颗能与她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热烈的心。当她被李甲出卖，发现这颗心原来是冰冷而僵死的时，她那眼看就要实现的“方图百年”的欢乐与希望便一下子化成了泡影，于是李甲和“百宝箱”对她都失掉了意义，她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失望和悲愤之中。但生活铸就了这个弱女子的坚强性格，她此时并没有呼天抢地，号啕大哭，而只是冷笑，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沉静、刚强和果决。她以沉箱和投江的壮举，对迫害她的封建势力提出了最有力的控诉。她以死来殉葬自己的理想，并维护了自己的纯洁和人的尊严。真正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杜十娘惑于李甲的风流蕴藉、地位家世，也惑于至高至纯的爱情理想，梦想“收佐中馈，得终委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显出了令人惊叹的精明，不幸的是，十娘的精明过多地放在了李甲个人身上，不料李甲“惑于浮议，中道见弃，负妾一片真心”，她只能哀叹“妾椟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这归原于她没有及时看透李甲，没有看透社会的阴暗，更归原于她一心从良于贵族子弟的痴心妄想。杜十娘自沉后，李甲、孙富先后身亡，似是她以死反抗的结果，符合人们的审美口味，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十娘的死不能不说是对于社会罪恶的屈服，她的悲剧意义更深一层。
　　杜十娘的悲惨结局是必然的，细侯的美满结局却有着偶然中的必然。
　　与杜十娘比起来，细侯要幸运得多。细侯没有将从良的目标只紧盯着贵族阶层的士子。因自己“每于无人处”常作“吟咏之事”，又见满生是出口即能词清句工的清贫士子，在价值取向和生活情趣上似得一知音，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有了一定的沟通基础。当得知满生的家产仅是“薄田半顷，破屋数椽而已”时，她不但不失望，还欣然做了这样的憧憬：“妾归君后，当常相守，勿复设帐为也。四十亩聊足自给，十亩可以种黍，织五匹绢，纳太平之税有余矣。闭户相对，君读妾织，暇则诗酒可遣，千户侯何足贵！”这比杜十娘从良于豪门贵族的痴心妄想要现实得多。在遇人淑与不淑上比较，细侯可以说是独具慧眼，托对了郎，这可以以满生近乎五年的矢志不渝为证。且不说满生的磨难，细侯在满生别后也经历了世俗对忠于爱情的考验，当富贾摆弄伎俩、鸨母以利相诱时，她说“满生虽贫，其骨清也；守龌龊商，诚非所愿”。心志弥坚，如秋之叶，遇寒愈艳，以至于作出惊世骇俗的举动。如果说知遇满生可能是细侯获得幸福的偶然，那么她的自我定位与审时度势再加上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使她最终摆脱了杜十娘似的悲剧，获得了终身的幸福。
　　正所谓，不情之举见真情，霜叶红于二月花。
　　
　　
　　（张继龙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沙井镇小河学校734023；石杰甘肃省张掖二中734000）

• 张继龙 石杰： 不情之举见真情,霜叶红于二月花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