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雀东南飞》的成诗年代历来有两种意见，一为建安说，一为六朝说。就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建安说不成立。因为诗中所反映的是和平安定、繁荣富足的社会，而建安年间的庐江则连年战争、政权更迭、土匪劫掠、屠城迁徙，两者互相矛盾，所以其成诗年代无疑是六朝。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成诗年代建安六朝庐江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叙事诗，这毫无疑问；有疑问的是其成诗年代。近百年来开启这一学术纷争的正是梁启超，1924年，他在北大演讲时说：“《孔雀东南飞》向来都认为是汉诗，但我疑心是六朝的，我别有考证。”[1]（P4254）可不久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孔雀东南飞》也有那个时代成立的可能性，我们还是不翻旧案的好。”[1]（P4377）他这一改口不打紧，众多学术名家都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一派持“建安说”，以郑振铎、刘大杰、余冠英、黄节为代表；一派持“六朝说”，以胡适、陆侃如为代表。双方论辩激烈，出招频繁，结果前者略占上风，因而多数古代文学史著作都将《孔》诗列入汉代文学来论述。然而《孔》诗成于汉代的论据并不具有说服力，虽说诗前小序有“汉末建安中”云云，但一来这是孤证，别无材料支持；二来诗前小序乃是后人的叙述，并不可靠。因此近年来“六朝说”又逐渐抬头。笔者以为，欲证明《孔》诗作于六朝，有三种方法：一是外证法，即从古籍材料中找出可信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只是这一可能性在目前约等于零；二是内证法，即从诗歌文本中找出相关证据，如用“青庐”、“龙子幡”、“华山”、“交广”等蕴含时代特征的词加以论证，但每论一出，即遭到强有力的反驳，因此也难以为继；三是反证法，只要证明“建安说”不成立，非此即彼，则“六朝说”不证自明，这应是比较具操作性的方法。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原理之一。时代信息必然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蕴含于文学作品之中。因此语文老师讲授课文，一般都是从时代背景分析开始。可《孔雀东南飞》这首诗却例外，从来没有人去分析它和“汉末建安中”的关系。就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可以肯定此诗绝非成于“汉末建安中”。
　　《孔雀东南飞》诗中所反映时代特征有二：
　　一是和平安定。《孔雀东南飞》叙事时间的跨度，大约有七八年，即刘兰芝从少年到出嫁再到遣归直至殉情，这段时间社会环境是相当安定的。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2]（P43）这是诗歌开头刘兰芝的自述（兰芝被遣还家后其母复述了一遍）。织素裁衣乃古时女子必备之技艺，弹琴读诗则须一定的经济基础；而其前提乃是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否则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救死扶伤都不暇，求一温饱而不可得，哪有时间去学织素裁衣？又哪有闲情去弹琴读诗？
　　刘兰芝出嫁后与焦仲卿“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2]（P44）在这二三年里，刘氏虽然“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2]（P43）劳作辛苦，不得休息，但干的都是家务活，并不曾颠沛流离，反过来也可证明社会环境还是比较稳定的。
　　总之，《孔雀东南飞》全诗1765字，我们找不到一丝一毫战争的痕迹。
　　二是繁荣富足。焦仲卿家在当时的社会大概只能算是普通的家庭。虽然他母亲说“汝是大家子，仕宦在台阁”，但这显然有自我标榜的嫌疑，焦仲卿官职不过一府吏，谈不上“仕宦在台阁”；而刘兰芝“昼夜勤作息”，作为主妇却如此辛劳，可见家里并没有奴仆丫环。按阶级成分来划分，这种家庭还评不上富农。可就是这种普通家庭，一个被休的女子，居然有相当可观的财产，“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2]（P44）可见当时的社会是多么富裕！再看看太守娶亲时的排场，“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2]（P45）要知道，汉灵帝当初卖官，三公一千万，九卿才五百万。而这太守娶个媳妇，光是聘金就三百万，那更是社会繁荣富足的明证了。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夸张手法，但即使是夸张，也须以事实为依据，否则便是颠倒黑白了。
　　然而，汉末建安年间，社会真的如此和平安定，繁荣富足么？事实上，东汉末年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动荡时代，曹操诗《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从来就没有人认为是夸张，和平安定从何说起？至于繁荣富足，那就更不值一驳了，史书倒是多次记载东汉末年人吃人的社会现象。
　　兴平元年，“三辅大旱……人相食啖，白骨委积。”[3]（P376）
　　兴平二年，“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4]（P848）
　　兴平二年，袁绍攻臧洪于东郡，城中粮食将尽，臧洪“杀其爱妾以食将士。”[5]（P236）
　　建安二年，袁术在寿春即帝位，“荒侈滋甚……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5]（P209）
　　曾经在袁术统治下，同在江淮的庐江郡又如何呢？
　　东汉的庐江郡地理位置大致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巢湖以西、大别山以东，主要在今安徽境内，也包括河南、湖北各一部分。这块江淮间的沃土本该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可是在汉末的动荡年代，这里却成为四战之地，数易其主：起初这里的主人是袁术，后来是孙策、孙权；赤壁之战时，刘备集团也曾短期染指其间；此后的庐江则长期成为孙权和曹操势力的缓冲地带：合肥是曹魏南下的大本营，巢湖连接长江的濡须口是孙吴北进的根据地，而中间的庐江便成为双方厮杀的战场。（据《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时合肥属九江郡，与庐江接壤；三国时期庐江郡已一分为二，合肥属魏置庐江，建安末年也应如此。濡须口则历来都在庐江境内。[6]（P3-4）下面我们具体看看建安年间发生在庐江及其周边的战争：
　　1.建安元年（196年）太祖至寿春，时庐江界有山贼陈策，众数万人，临险而守。先时遣偏将致诛，莫能禽克。……太祖至则克策。[5]（P444）
　　2.建安三年（197年）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庐江太守刘勋要击，悉虏之，收其珍宝以归。[5]（P1104）（袁术集团的大本营在寿春，欲南下归附孙策，必经庐江，所以刘勋“要击之”。）
　　3.建安四年（199年）孙策……将二万人袭皖城，克之，得（袁）术、（刘）勋妻子及部曲三万余人。[5]（P1108）（皖城即当时庐江郡治所在，今安徽省潜山县。）。
　　4.建安五年（200年）庐江太守李术攻杀扬州刺史严象，庐江梅乾、雷绪、陈兰等各聚众数万在江淮间。导致“郡县残破”。[5]（P464）
　　5.建安五年（200年）孙权举兵攻（李）术于皖城……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5]（P1116）
　　6.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中，刘备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庐江营帅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5]（P878）
　　7.建安十四年（209年）陈兰、梅成以氐六县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讨成，辽督张郃、牛盖等讨兰。成伪降禁，禁还，成遂将其众就兰，转入潜山。……（张辽）攻之，遂斩兰、成。[5]（P518）
　　8.建安十四年（209年）夏侯渊“督诸将击庐江叛者雷绪，绪破。”[5]（P270）
　　9.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恐滨江郡县为孙权所略，欲徙令近内……既而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唯有皖城。[4]（P919）
　　10.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进军濡须口，攻破权江西营。[5]（P37）
　　11.建安十九年（214年）闰月，（孙）权亲攻皖城……侵晨进攻，食时破之，获朱光及男女数万口。[5]（P1119）
　　12.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孙权率众十万围合肥，”[5]（P1120）后在逍遥津为张辽所败。
　　13.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正月，（曹操）军居巢，（孙）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权退守。[5]（P49）
　　14.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攻合肥。[4]（P938）
　　建安二十五年之间，发生在庐江及其周边的战争，见于史册者居然有十四次，可见战争多么的频繁！其中屠城一次（建安五年），全民大迁徙一次（建安十七年），庐江百姓何其不幸！
　　不过，在上述的历史记载中，从建安五年至建安十三年却无战事发生，是不是说明庐江就太平无事了呢？当然不是，证据有三：
　　一是从建安五年到十三年，庐江的政权更迭频繁。先是建安五年，孙权攻破李术，任命孙河为庐江太守。建安六、七年间，刘馥任扬州刺史，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怀（雷）绪等，皆安集之，贡献相继。[5]（P463），这时庐江至少有一部分是归朝廷，或者说是曹操统治了。建安十三年，雷绪归附刘备。建安十四年，曹操分遣夏侯渊、张辽讨伐庐江叛者雷绪、陈兰等——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但不管是和平演变还是武力解决，政权更迭决不会给百姓带来太平。
　　二是建安年间，庐江至少有三股本土势力存在，各聚众数万，分别以雷绪、陈兰、梅成等为首领。他们并不属于哪一派，时而拥刘，时而叛曹。这些本土势力规模也不算小了，谁来养活他们呢？东汉政权已经形同虚设，不可能指望政府供应粮草；曹操、孙权则因为他们时叛时降，也不大可能为他们长期提供给养；至于刘备，自己都仰人鼻息，更是不能指望。所以他们基本上是靠劫掠为生，本质上就是土匪。史料也可以提供佐证：“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4]（P857）其实这些土匪才是庐江人民的心腹之患。其他军事集团如孙、曹占领庐江，一番乱象之后还会建立政权来管理；而他们的强项却是长期的勒索劫掠、杀人放火。
　　三是这段时间，孙权与江夏太守黄祖交恶，连年发生战事。孙权刚统事，黄祖的儿子黄射，曾率数千人攻击柴桑长徐盛，徐盛“大破之”[5]（P1298）。“建安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车，惟城未克。”[5]（P1116）“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5]（P1117）“十三年春，权复西征黄祖……虏其男女数万口。”[5]（P1117）孙权与黄祖都以水军见长，他们的争斗的主要战场是在江西、湖北境内的长江沿岸。但是庐江与江夏毗邻，城门失火尚且殃及池鱼，何况两军交战边境？
　　假如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在汉末建安年间的庐江的话，那么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他们必须经历可怕的屠城、连年的战争、政权的更迭、土匪的劫掠、全民大迁徙，其最大的可能性是非正常死亡：被杀、饿死、病死，或者被别人吃掉。第二，如果侥幸逃过战争、饥荒、瘟疫，那么在结婚之前，刘兰芝也没有机会去学什么织素裁衣、弹琴读诗，她和她的家人首先要考虑的是明天如何活下去。第三，结婚之后，刘兰芝实在没什么必要“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这倒不是鼓励她反抗婆婆的压迫，而是因为她生产再多的衣物，包括积存的“箱奁六七十”，最终都得“贡献”给盘踞庐江的军事集团或者土匪，而且肯定不止一次，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第四，焦仲卿的“小吏”职位注定无法长久，因为战争、屠城、全民迁徙迟早会让他失业，政权更迭则令他即使保住了位置，都不知道找哪个主子领薪水。总之，大动荡的时代背景让这首叙事长诗的很多细节都显得不合时宜。
　　也许，汉末建安年间，庐江郡确曾发生过一起爱情悲剧，此后一直在民间传诵、修改、加工、润色。经过不知多少次的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两百多年后，徐陵将其收入《玉台新咏》，而此时已经完全看不出诗歌的原貌，完全没有了建安文学所应有的“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时代风格。所以，我们只能认定《孔雀东南飞》成诗于六朝。这就好比“东海孝妇”的故事发生在汉代，而《窦娥冤》则是元代的作品；“玄奘取经”的故事发生在唐代，而《西游记》则是明代的作品，道理是一样的。
　　
　　注释：
　　[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2]徐陵：《玉台新咏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3]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
　　[4]司马光：《资治通鉴》，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5]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
　　[6]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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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奕渊： 《孔雀东南飞》成诗年代考论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