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经典课文是语文教育发挥文化传承功能的自有方式。某课文总出现在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编制主体的语文教材中，说明该课文具有经典的品质：典范性和权威性。[1]在20世纪前期异彩纷呈的语文教材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课文，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了经典。考察当前语文教材对这些经典课文的继承状况，能促进反思当前语文教育文化传承功能的发挥状况，为今后语文教材的编制提供些许启示。
　　利用Microsoft Office Access软件，创建当前和20世纪前期两个语文课文数据库，作为该研究的主要工具和基础。前者有9套50册，输入535人所作的1414篇课文；后者以国文或国语教材107套457册为样本，输入1902人所作的20，316篇课文。在统计项目上，两个数据库的字段均为“ID”“教材”“编者”“其他参与人员”“出版社”“出版日期”“册次”“课次”“课文”“作者”“原文作者”“文首”和“文尾”及“备注”。其中，关于“教材”的选择，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考虑到小学阶段担负着较大比例的识字写字任务，其课文多由编者自创，本数据库把语文教材的选择范围定于中学；第二，从学段划分上，20世纪20年代新学制之前的高等小学具有六三三学制的初中学段性质，因此，数据库的创建也把高等小学阶段的语文教材纳入；第三，以“教材名称”“编者”“其他参与人员”和“出版社”的不同来区别不同的教材，即对于某些教材如果这些“字段”相同，虽然“出版日期”不同，也不作为另一教材再次录入数据库。这样就把很多语文教材的修订版排除在外，避免了同一教材的重复统计。另外，对于有些教材虽然书名不同，编者和教材内容却完全一样，如马厚文的《初中国文教科书》与其《标准国文选》就是如此，同样不重复统计。“其他参与人员”是指除教材编者或编辑者之外的，参与教材编制工作的人，如“校阅者”“审定者”等；关于“出版日期”，由于所见语文教材的版次不同，有些即使是同一版本教材，其不同册的出版日期也不相同，本数据库就统一采用每套教材第一册的出版日期；“原文作者”是针对作为译文的课文，原文作者；“文首”和“文尾”是为了对作为节录的课文加以辨别，因为有些课文虽是节录于同一著述，课名也相同，但节录的首尾有异。此外，同是一篇选文或某一作者，不同教材对其命名不同，为了数据库统计的精确需要，除了对繁体字简化处理外，语文课文数据库的创建对这种现象均统一处理。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经由对当前和20世纪前期语文课文数据库的筛选和对比，得出当前语文教材对20世纪前期语文经典课文的继承状况。
　　一、再现了20世纪前期的部分经典课文
　　在20世纪前期语文教材中被选次数最多的课文是袁枚《祭妹文》和黄淳耀《李龙眠画罗汉记》，它们的被选次数均为31。其他被选课文的次数大于或等于20的分列如下。
　　30次：魏学洢《核舟记》；
　　29次：归有光《先妣事略》；
　　28次：宋起凤《核工记》、韩愈《祭十二郎文》、吴敬梓《王冕的少年时代》、陶潜《桃花源记》；
　　27次：墨子《非攻》、彭端淑《为学》；
　　26次：朱自清《背影》、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夏之蓉《沈云英传》、归有光《项脊轩志》、姚鼐《登泰山记》；
　　25次：魏禧《大铁椎传》、薛福成《观巴黎油画记》、墨子《兼爱》；
　　24次：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楔子》、程敏政《夜渡两关记》、梁启超《最苦与最乐》、司马光《火烧赤壁》；
　　23次：司马光《训俭示康》、岳飞《满江红》、朱自清《荷塘月色》、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22次：韩愈《画记》、曹丕《与吴质书》、胡适《什么叫做短篇小说》、黄宗羲《原君》、胡适《最后一课》；
　　21次：荀子《劝学》、龚自珍《说居庸关》、陆次云《费宫人传》、周敦颐《爱莲说》；
　　20次：蔡元培《图画》、蔡元培《舍己为群》、胡适《文学的方法》、冰心《笑》、黄宗羲《万里寻兄记》、沈尹默《生机》、施耐庵《景阳冈》、蔡元培《我的新生活观》、杜甫《石壕吏》。
　　把这些经典课文置于当前语文课文数据库中进行筛选，结果是20世纪前期的42篇经典课文中，有14篇在当前语文教材中再次出现，继承率为33%。
　　二、对具体经典课文的价值少有认同
　　被排除在14篇之外的经典课文，已能说明当前语文教材编制对它们价值的不认同。在14篇之中的，当前和20世纪前期对大部分具体课文的价值也是少有认同。它们在两数据库中的具体分布和套比（它们各自的被选次数与作为样本教材的套数之比）如下表：
　　由此可见，20世纪前期和当前语文教材编制对某课文的选录次数并不是正相关，被20世纪前期选录次数较多的课文在当前语文教材中被选录次数较少，被20世纪前期选录次数较少却在当前语文教材中被选录较多。如《核舟记》和《桃花源记》在20世纪前期被选次数从多到少的经典课文排列中处于前端，在当前语文教材中却处在倒数的位置；《荷塘月色》和《劝学》处于20世纪前期被选次数从多到少的倒数第二、三位，在当前语文教材中却处在正数第一位。
　　应该讲，当前和20世纪前期对某具体课文价值的体认有差异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时过境迁，且语文教育一直就与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但考虑到20世纪前期的经典课文纵向上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检验和沉淀，横向上出身于异彩纷呈的语文教材，经典性可谓颇足，如果当前对这些经典课文的体认与20世纪前期存在较大差异，只能说明当前语文教材的编制没能较好地继承已有的历史经验，对课文经典性的认识不足。
　　三、对经典课文的继续经典化鲜有发扬
　　在各种语文教材中保持较高的出现频率是经典课文形成和存在的显著条件。当前语文教材虽然再现了部分20世纪前期的经典课文，但以较高频率再现的却是鲜有。当前语文教材的高频课文（被选次数大于等于4）如下。
　　7次：《离骚》《锦瑟》《登高》；
　　6次：《再别康桥》《归园田居》《蜀道难》《鸿门宴》《氓》；
　　5次：《雷雨》《孔雀东南飞》《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师说》《我有一个梦想》《记念刘和珍君》《劝学》《荷塘月色》《琵琶行》《沁园春·长沙》《烛之武退秦师》《祝福》《京口北固亭怀古》《赤壁怀古》《邹忌讽齐王纳谏》《雨霖铃》《陈情表》；
　　4次：《声声慢》《报任安书》《边城》《使至塞上》《雨巷》《赤壁赋》《梦游天姥吟留别》《兰亭集序》《虞美人》《石头城》《林黛玉进贾府》《拿来主义》《阿房宫赋》《短歌行》《我爱这土地》《乡愁》《谈中国诗》《海燕》《秋水》《寡人之于国也》《登岳阳楼》《逍遥游》。
　　对比这些高频课文和被当前语文教材继承的14篇经典课文，仅有朱自清《荷塘月色》和荀子《劝学》两篇处于当前语文教材的高频课文中。说明当前语文教材对大多数20世纪前期的经典课文并未作为经典来处理，淡化了这些经典课文继续经典化的前景。
　　如前所述，传承文化是语文教育的职责之一，依靠课文或通过课文是语文教育完成这一职责的自有方式。把本身就是文化组成部分或是文化传承载体的选文纳入教材，是完成文化传承任务的步骤之一。步骤之二，需要把纳入的选文编制为不同时期和同一时期不同语文教材的高频课文，这样才能把文化传承做实，才能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增强，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的交流媒介不断出现”的挑战[2]，也才能实现施蛰存呼吁的“使全国的青少年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语文水平”[3]，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核心价值观。据此观照当前语文教材对20世纪前期经典课文的继承状况，可以说是虽有“继”，但少“承”。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68.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王丽.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88.

• 王明建： 我国大陆与台湾２００７年高考语文试卷的比较　/　语文建设 2007年第9期
• 王明建： ２００９年台湾高考国文试题的三大特点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5期
• 王明建： “剑”是怎么“铸”成的？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7期
• 王明建： ２００８年台湾指考国文科试题述评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8年第11期
• 王明建： 有再现，少认同，鲜发扬　/　语文建设 2013年第11期
• 王明建： 由《语文科课程论基础》的“定篇”引起的思考　/　语文教学之友 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