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传统诗学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直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曾一直处于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中国现代诗学是作为传统诗学的一种反叛而出现的，本文主要从形式和内涵两个方面来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现代性进行解读，旨在对中国诗学的现代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诗学 现代性 形式 内涵
　　
　　中国现代文学的革新运动首先是从诗歌开始的，随着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中国诗学为适应新诗变革的需要在五四时期也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换。由于现代性起初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命题而是一个异常宽泛的概念，历来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定义，又鉴于中国现代文学是对应中国古典或传统文学的，那么我们不妨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中展开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现代性探讨。本文着重从“形式”和“内涵”两方面进行论述。
　　传统诗学曾一直处于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一直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独特话语、范式、思维特征的理论体系。现代诗学恰恰是作为对传统诗学的一种反叛而出现的，这首先表现在“形式”上：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树立白话文为正宗，诗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语言变革。因为语言形式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内容的积淀，文化革命的划时代胜利依赖于语言革命的最终发生。这时期的诗学理论主要辅助白话新诗的确立，从当时诗歌革命先驱者胡适、鲁迅、刘半农、俞平伯等的诗论文字来看他们都重在说明以白话作诗是语言革命实践的需要并进一步讨论如何建立白话诗的诗性规范。胡适提出“诗体的大解放”。其意思是“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调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1]。胡适的《谈新诗》以及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俞平伯的《白话诗的三大条件》，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等都以诗体大解放为核心，提出白话诗的理论主张和艺术规范，推翻文言文，实行白话文，推倒格律束缚实行诗体大解放的诗学定位，为白话新诗的诞生和成长找到了真正的契机和动力。这些五四白话新诗的先驱者进行大规模的白话新诗试验使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学产生语言学转向，不管他们对于语言转向问题是否自觉，这个选择本身就使之在世界现代文化思潮中具有了某种先锋性，其意义不亚于但丁在意大利文化史上的地位。这种由文言的诗话到白话的诗论的转变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工具的变化，并不是说因为现代文学是白话的文学就把现代诗学进行理论阐述时使用白话当做是理所当然，还应注意中国现代诗学的言说话语和言说方式问题。中国传统诗学以诗话作为表述形式，诗话的言说特点鲜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传统诗话重类比，喜欢拿不同诗人进行比较，常用具体物化的东西比喻诗歌的风格个性；中国传统诗话注重对诗歌的鉴赏，偏重个人主观阅读感受，有的谈关于诗的故事，也有的甚至以诗说诗；传统诗话拟古倾向明显，多引经据典言必称古人；这些特性无不深深打着中国传统文化重感性综合认知的烙印。而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受到了西方现代诗学的深刻影响，形成了注重逻辑性与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诗学往往仅停留在感性比喻的层次上，给人们的阐释留白很大，带有一种未完成性的特征，譬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的“论诗如论禅”，仅在“诗”与“禅”两个抽象概念之间类比，不但没有提供明确的论诗方法，反而因这种含混的比况使论诗容易在阐释中出现误解，毕竟缺乏精确的逻辑性。而现代诗论不仅要予以概念的确定，还要紧扣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层层深入分析，步步推演得出结论，这种思维方法是以西方现代科学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为根底的。胡适曾指出这种方法的输入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绩，它在国人思维方式由含混朦胧到精确明晰的转变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从此种意义来讲，中国现代诗学的言说话语和言说方式突破了传统诗学在表达方式上的局限性，突显了现代诗学形式上的现代性转型。
　　现代诗学的现代性还鲜明体现在它的思想内涵方面。中国现代诗学是跟踪诗歌创作的进展建设起来的，是创作实践的总结。它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针对实际问题发言，与诗坛现实对话并力求理论性与实践性、科学性与战斗性的结合。现代诗学家们的诗论是面对历史和现实的，从理论实践和创作实践中提出问题并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从不逃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总的来说，中国现代诗学的现代化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化步伐是一致的，虽然其行程艰难曲折但却又是逐步深入向前推进的。用一种文明演进的历史眼光来考察，中国现代诗学的精神内核则彰显出最具现代性的一种理论形态。我们不妨从开放性与创造性的维度来考察现代诗学在精神内核方面所体现出的现代性。
　　二十世纪文学有别于此前各民族文学的显著特征是民族相互往来与依赖使文学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各民族文学的世界性交流的历史进程导致了一种现代意义的世界文学的诞生，随着西方思想和文学理论的传入，对中国现代诗论家们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巨大冲击。从黄遵宪、梁启超等所倡导的“诗界革命”开始，已经标志着世界意识的觉醒。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也着重介绍了一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人和作家。胡适在白话诗运动的兴起之初就明确宣言“新潮之来不止，文学革命其时也！”这种开放的视野传递的是一种自由的向度，开放自由的精神向来是社会现代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现代诗学本身就包含了这一特性。不管是前文所提到的胡适的“诗体大解放”还是郭沫若的“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宣言都体现了这一点。现代诗论家在新诗表达方面对自由的诉求也是全方位的，它包括题材的无限制，同时也包含诗人自我选择的自由，周作人在《论小诗》中就赞成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情思，他认为作诗的人要作怎样的诗，什么形式、什么内容、什么方法，只能听他自己完全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意志使诗论家开始努力探索一种更深层次的自由。一批中国诗坛真正的自由分子进行了中国现代新格律诗的实验，此番实验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给自由的新诗重新套上僵化的牢笼模式，他们在寻找每首诗最适合它们本身的形式。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曾作总结“我们并不是在起造自己的镣锁，我们是求规范的利用”[2]。这是现代诗论家对自由的创造性解读。现代诗学的自由意志包含的是宽容、个性与创造的现代精神，这和中国传统诗学门派观念与唯古意志是大不一样的。
　　此外，现代诗学的开放性和创造性还鲜明体现在对西方思想的接受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彻底摧毁了传统诗学理论基础的合法性。现代诗论家大多受过“欧风美雨”的熏染，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向西方广泛寻求新文学建设的思想基础，尼采的权力意志、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都被应用于现代诗学建设中。西方思想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诗学观念、诗学思维和诗学风格上。首先，诗学观念上，现代诗学一改传统诗学一直倡导和坚持的“文以载道”诗学观念，主张尊重诗歌本身的独立地位和价值。波德莱尔、瓦雷里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对“纯诗”的倡导点燃了中国现代诗人渴慕突破“载道”诗学观念的思想火花，李金发等象征派诗人就发出了“艺术独立”的呐喊，穆木天在《谭诗》中也明确提出了“纯粹诗歌”的理论主张。其次，诗学思维与认知方式上的转变。西方现代诗人大都重视理念等知性因素在诗中的作用和地位，艾略特指出“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他强调诗歌的“非个人化”，注重诗歌的客观性，普遍性与知性表现。这与西方诗学重抽象的逻辑和系统的演绎推理是分不开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诗论家就一反传统诗学直观、领悟、体验的思维方法，提出了“主智诗”的主张。到四十年代西方知性话语在中国现代诗学界得到了更全面的阐释，袁可嘉提出了著名的“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理论，这是对新诗学思维体系的创造性建构。最后来看诗学风格的转换。中国古典诗学的意象观和意象体系受到了西方话语不可阻挡的冲击，象征性意象取代了意境化意象成为现代诗学中意象的最高品格。矛盾性、动态性、审丑性的意象也取代了和谐性、静态性、审美性意象而成为了现代诗学中主要的审美构成和结构方式，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由朦胧向晦涩的转换。马拉美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对晦涩、象征等的强调就构成了对那些被现实压抑折磨而寻求解脱的诗人的深度诱惑。比如李金发对法国象征主义的晦涩诗风就非常推崇。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袁可嘉对晦涩的系统阐述，更是标志着晦涩作为一种诗学风格的价值在中国现代诗学中的真正确立。然而，现代诗学家们对西方思想的接受都是从自身文化与现实语境出发的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而不是照单全收或者生搬硬套。可以说，这些西方理论资源在现代诗学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受到了本土语境的文化过滤并产生了“创造性”的变异，其实中国现代诗学的现代性建构始终是在中西方诗学的交流中进行的，这得益于它坚持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进行创造性的引入和接受，不断强化自身现代性的特质和品格。至此，中国现代诗学体系在与世界文学接轨的同时，真正实现了从形式到内涵的现代性转变。
　　
　　注释：
　　[1]胡适：《胡适学术文库·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9页。
　　[2]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新月诗选，上海书店，1931年版，第15页。
　　
　　(张国强 河南省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4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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