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女性文学的研究，十七年文学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因为十七年文学画廊中呈现给读者的大多是“准女性”“阉割的男人”形象，缺少女性主体意识。本文从女性意识的“生理性别”和“文化性别”的角度来分析十七年文学的经典文本《青春之歌》，发现其在女性文学中的价值，这是女性文学无法回避的一段“青涩的青春”。
　　关键词：女性意识 生理性别 文化性别
　　
　　如果让五十岁以上的人来列举记忆中的女性艺术形象，林道静恐怕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曾有一位前辈充满深情的回忆并描述了电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戴着鲜红的围巾在游行队伍前面散发传单的镜头。可见这已经成为一代人不可磨灭的记忆。
　　对《青春之歌》这一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文本的一般解读是“林道静是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最富有魅力、最动人的艺术形象之一……30年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不断觉醒和成长，终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来评价林道静的形象：“她作为一个在30年代就不断追求人格独立和自由的女性，只有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才寻求到了妇女解放之路。”[1]个性解放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最强音，伴随着“人”的觉醒，女性也发出了要求自由与独立的声音。但对于一个有着2000多年封建传统的古国，妇女解放之路该如何走，“娜拉出走以后怎样？”鲁迅先生曾有一个经典回答：一是堕落，二是回来。而林道静既没有堕落，也没有回来，而是成功的走出了第三条路——民族解放斗争之路。也许这正是林道静成为文学经典的意义。但我们不妨问一句：在林道静身上有多少女性意识？
　　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来看，《青春之歌》在十七年文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一些研究指出“十七年是中国女性文学发展进程中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十七年女性创作明显缺乏性别色彩，女性意识在这一时期的文本中或失落、或淡化、或潜隐，以致很难说得上还存在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2]那么，什么是“女性意识”呢？笔者还是用作者在同一本书上的解释，“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讲，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青春之歌》应该是属于第一个层面的女性意识，林道静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过程，不论是逃出家庭，躲避做姨太太的命运，还是离开余永泽，走向革命道路，她都是在寻求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让青春闪光。因此说“女性意识在这一时期的文本中或失落、或淡化、或潜隐”，对林道静这一形象是不够客观的。
　　那么，究竟该如何来认识青春秀美的林道静身上的女性意识呢？
　　西蒙·波伏娃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考察妇女问题，她绝不相信“妇女有其天性”的说法，她认为女性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综合产物，而不是在二元对立基础上对男女两性的定义：女人是混乱、欲望型的，男人是清醒、理智型的…… “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这句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不亚于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天生的女性性别并不意味着女性意识的全部。“以‘sex’（生理性别）和‘gender’（社会性别）来阐释女性性别身份的文化构成，以打破长期以来的性别本质主义观点。”[3]类似的观点成为90年代阐释和评价女性意识的重要理论，同时也成为批评界的基本立场。中国当代的女性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应当把性别概念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生理性别，一是文化性别。生理性别是基本稳定的，而文化性别却在时空两个方向上都有巨大差异。很难说哪个时期或哪个地区的女性就代表了女性的本质特征。因此，‘女性意识’具有不确定性。”[4]如果我们从“生理性别”和“文化性别”两个层面来看林道静，作为“生理性别”的女性意识日趋消减，而作为“文化性别”的女性意识日益膨胀，最终取得绝对的优势，将前者掩盖。于是我们在作品中看到一个穿着“白洋布旗袍”的、有着“又黑又亮”的大眼睛的、“异常俊美”的、单纯善良的、柔弱可欺的女学生林道静，变成了一个“喉咙嘶哑的”喊着口号、充满激情与兴奋、坚强勇敢的革命者林道静。周作人先生曾将女性意识分成“女性――人――作为女性的人”这样三个阶段。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冰心、庐隐、冯沅君、白薇、陈衡哲等人第一次发出了女性的声音，走出封建大家庭的束缚，走出父权、夫权的阴影，抒写女性纤细柔弱的情怀，是女性意识的觉醒期、新生期；80年代后舒婷、张洁、铁凝、张抗抗、宗璞等人向追求独立、自尊、自信、自强的现代女性意识崛进，是女性意识的成熟期；那么，新中国的成立，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了女性是与男性平等的人，十七年作家满怀激情地追求女性在“人”的意义上的价值，可以看做是女性意识的青春期、成长期。这一时期的探索包涵着更多的成长的困惑、青春的冲动与失败的痛苦，我们姑且称之为“青涩的青春”。林道静身上所体现的女性意识就是如此。
　　一、作为“生理性别”的女性意识
　　作为“生理性别”的女性意识按照女性成长的阶段可以概括为女儿性、妻性、母性。贯穿于始终的是对女性美和对爱情婚姻的认识。而在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中，始终在压抑着这种自然的特性，将其降到最低乃至鄙弃。
　　1.对女性美的态度
　　林道静绝对是一个清纯的美女，这在小说一开头就有描写。用今天的话来讲，她还是一个女人味十足的魅力型美女。何以知之？从女人的眼光来看：第一个发现道静的美的就是她的后母徐凤英，那双“忧郁的嫣然动人眼睛”让徐认识到了她的价值，决定让她继续读中学，这就具备了“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丈夫的必备条件”。其次是她的好友王晓燕也对她的美貌甚为羡慕。最后白莉苹也是看中她的美貌企图利用她，使道静再次被胡梦安发现。从男人的眼光来看：道静身边所有的男人余永泽、卢嘉川、江华、胡梦安、余敬唐等都表现出对她美貌的欣赏，或是爱恋她，或是企图占有她。就连她出去工作，也因为太漂亮招来围观而无法在书店卖书。拥有如此可以作为资本、令人艳羡的美丽，林道静自己如何呢？她似乎从未感知，也从未引以为豪，甚至认为女性的天生的爱美之心、梳妆打扮都成为软弱、落后的代名词，或者是腐化堕落的象征，是革命成长过程中需要鄙弃的东西。文中几次对女性外貌的描写，都带有明显的贬意：
　　在漫长的空虚的日子里，道静听说她中学时代的要好朋友陈蔚如结了婚，而且生活得很不错。有一天，她就怀着兴奋的心情去看她。可是一见之下，不禁使她大失所望。只见陈蔚如烫着最时髦的卷发，穿着粉红色的丝绒袍子，绣花缎鞋，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学生时代朴素的陈蔚如已经是一个道地的阔少奶奶了。
　　“她怎么变成这么个怪样子了！”道静表现得极为鄙视，大有一种“道不同，不足与谋”之感。最后陈抑郁而终，似乎就形成这样的暗示：女性追求华丽的穿着和享受必然带来恶果。
　　最后，当她到房东屋里去借小刷子的时候，看见房东太太穿着粉红的紧身花绸袍，涂着厚厚的脂粉那种妖冶的样子，她心里一动，这才决定了要装扮一个风流女人，甚至被人认作卖笑的“野妓”也不要紧。晚上，怕余永泽注意她，不叫她出去，她就跑到房东太太的屋里梳洗打扮起来。她穿上余永泽给她做的淡绿色的绸袍，嘴上涂上了口红，脚上换上了肉色的丝袜，手里拿起一个漂亮的手提包，俨然成了一个俏丽风流的少妇。[5]
　　林道静唯一的一次打扮是为了革命工作，掩饰自己的身份，不得已而为之。此时道静心中想的是只要革命需要，“甚至被人认作卖笑的‘野妓’也不要紧”这样的一种牺牲精神，对于自己“俨然成了一个俏丽风流的少妇”毫无知觉，更不会以此为荣。
　　道静好奇地观察着白莉苹：只见她嘴唇涂得鲜红，眉毛画得又细又弯，轻纱旗袍裹在身上，漾出阵阵浓郁的香水气味。两颗白珠子耳环在粉脸上一摇一摆，轻俏俏卖弄风情的姿态，可和学生时代的白莉苹大不相同了。她不知怎的，感觉很不舒服。[6]
　　白莉苹的外貌改变在道静看来是腐化堕落的，最后，白果真成了国民党官员的玩物。女性特征之一的外表美成为一种负面形象的隐喻。
　　而同一时期、同以二战为背景的苏联文学名著《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则将女性美抒写到了极至，甚至对女性的爱美心理和浪漫情调也极为欣赏。文章多次描写到女战士对丝袜、绸衬衫、漂亮头发、衣服的喜爱，尽管是在紧张的战斗前，女性的爱美依然如故。
　　2.对爱情婚姻的态度
　　林道静的爱情婚姻生活走的是一条舍弃落难公主巧遇白马王子型爱情（与余永泽的爱情婚姻），而选择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之爱（与卢嘉川的爱情、与江华的婚姻）的道路。
　　林道静与余永泽宁静的家庭生活，在她看来是享受和堕落，是成长的误区，她担心日常生活会将他们的革命性淹没、侵蚀、摧毁，这使她最终抛弃了家庭角色，向女英雄方向发展。
　　但是，道静也感觉到了幸福。余永泽的温存和体贴，使她从小缺少爱抚的心灵感到了情感上的满足。而且余永泽使她有了一个温暖的家。这家虽然只有两个小小的房间，但是比起流浪在北戴河时的情况可好多啦。然而时间一长，她的内心却渐渐有了不安的感觉，有时在笑语中，她对余永泽说：
　　“你是大学生，有书读，有事做。可是，我，我这样的算个什么呢？”
　　“……可是，现在，你成天价总是吃啊、喝啊、孩子啊，……你知道，我的意志不在这上头。”
　　“你要做什么呢？”余永泽笑着问。
　　“要独立生活，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自由的人。”
　　最终林道静离开了余永泽，离开了令她窒息的家庭生活，投入革命，她才重新充满了生机。林道静对江华的爱情也是革命者的爱情选择，而不是属于两性吸引的感性范畴。林道静在心里告诉自己“真的，像江华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李莎对瓦斯科夫的爱是“她喜欢他那种沉默寡言的坚毅刚强，他那种农民所特有的沉着从容，还有他那种特殊的丈夫气概——所有的妇女都认为它是家庭生活赖以巩固的可靠保证。”他们的爱情完全是出于两性间的吸引。
　　3.女性想象的缺失
　　除了外在的美貌，女性的内在性格气质更是构成女性想象的重要元素。女性天生的柔弱、多情、感性、易冲动、善形象思维等是与女性的生理特征相伴相生的。林红、徐辉、刘大姐这几位女性都是天生的美人，但她们或是在艰苦的斗争生涯中“香消玉殒”（林红的悲惨遭遇），或是困苦的生活使之未老先衰（刘大姐30多岁就呈现老态），但她们却有共同的品质――坚强、勇敢、理智、冷静，这种“雄性化”的特质将其女性想象完全消解，使之更多的是以社会文化性别呈现，而不以生理性别示人。而与之相反的王晓燕就是因为追求爱情，易冲动、爱幻想等个性因素被伪装成革命者的叛徒戴愉所欺骗。这种对照再一次暗示了“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在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中，个性品质的磨练成为核心，随着革命经历的增长，她身上带有女性特质的内容不断地得到克制，而当她一旦难以克服时，就会有卢嘉川、江华、徐辉等“外援”出现。如：
　　道静自从“五一”以后就没有再见过卢嘉川……因此道静的生活又掉在呆滞、沉闷的小天地里。她一度变得欢乐、像湖水样明亮的大眼睛不见了；愉快的歌声也从她的口里消失了；她重又陷到彷徨和苦闷中。因此，见到卢嘉川时她是怎样的惊喜与激动是可以相见的了。
　　……“生活象死水一样……我总盼望你——盼望党来救我这快要沉溺的人……”[7]
　　来自党的、男性的拯救才能使道静的生活摆脱“死水”，走向新生。这种异化的力量正是对原生态的生活的冲击，更是对女性自然本性的改造，从此，女性想象在道静身上正逐步消退，尽管她依旧是一个美丽的姑娘。
　　没有女性特质的女性，根本谈不上是真正的女性，还何谈女性意识？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提出，所谓“人类”的历史，就是男性统治女性的父权制结构的历史，并且因为压制女性的事实始终是以“自然”的方式呈现，因此，男性话语和父权制结构也始终是以“人类”的形象出现。20世纪一百年的历史中女性并没有能够摆脱她作为“空洞的能指”的命运，随着1949年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女性的历史“走完了一个颇有反讽意味的循环，那就是以反抗男性社会性别角色始，而以认同中性社会角色终”。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不爱红妆爱武装”，可见人们在观念上已把女性意识视为需要剔除的“小资情调”，这无疑导致了女性在社会和身体经验、文化构成和主体想象上的严重缺失。《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为革命者，实际上也寄寓着这个潜在结构，在作者杨沫看来，只有“女性”、“母性”的特点在革命的熔炉中化为灰烬，才能真正换来精神的焕然一新，从而谱写献身理想和事业的新篇章。因此，作者不惜在小说中极力压制甚至完全扼杀了作为天然的女性特征，要想使之与男子平等，就要彻底与男子一样，忘掉自己是女人！从这一点上来看，《青春之歌》的女性意识是缺失的。张抗抗曾在新浪网上这样评论：“‘男女都一样’作为革命的工具被强化到极端，女性的特质被逐步清除，承担起男性的角色。中国当代妇女在表面上是这种‘国策’的受益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在心理上，却是非性化的受害者。”
　　二、作为“文化性别”的女性意识
　　十七年是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是“妇女翻身得解放”，是“巾帼不让须眉”，“妇女可顶半边天”的时期。杨沫特殊的人生经历也决定了她对新中国对党的感激以及对新中国成立的欣喜。在小说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记录开国大典的《作者手迹》：“我有幸坐在广场的最前排。第一次看见无数面鲜红的五星红旗高高的迎风飘扬；金水桥畔的华表前，一排排全副武装持抢肃立的战士使我新奇，使我激动，好像来到了一个神话世界……”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塑造一个“女英雄”“女劳模”的形象是很自然的。但《青春之歌》的特殊性在于林道静是30年代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知识女性，而不是杨沫当时所生活的改天换地、干劲十足的十七年，这就使她的“文化性别”的认同有了复杂性。
　　1.外倾性
　　“20世纪30年代以降，由于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性别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或者说被日益严峻的政治问题所冲淡，激烈的阶级斗争与曲折的经济发展历程，使在五四本来就未引起重视的性属特征问题进一步边缘化。文坛也明显地反映出了这种趋势。”[8]“风雨飘摇之中，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女性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空前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处于这样的时代……社会意识、政治意识成为她们主体意识中的新支点。”[9]国家危亡，匹夫有责，女儿自然也有责任。因此，忽视生理的性别特征，表露时代特征、政治特征，这种由女性“自我”发现到外部世界的发现的转换有其必然性。林道静在定县与江华接触后便不再只为改变个人的遭遇而斗争，而是完全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自从江华来到定县撒下革命的种子，一个多月后，定县高小的情况就变了。道静遵从江华的指示……渐渐抗日救国的言论在学生们和一部分教员中传播起来了；各种合法的——学生自治会、文学会、音乐会、话剧团等等小团体组织起来了。[10]
　　随着道静外部动作的增加，其内心情节便逐渐趋向单一化。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有民族气节的青年、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忽略自己的性别特征，强调自己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小说中林道静对时局的关心、对革命书籍如饥似渴的阅读、对卢嘉川、江华传递的信息的渴望都是这种“文化性别”特征。我们可以借用20世纪社会性别在西方女权主义的提出的意义来解读其对于林道静的意义。“其一，社会性别的提出是对生理性别的批判，提出了男（male）女（female）应从社会、文化的背景去理解的问题。其二，社会性别的提出，强调“后天”对“先天”影响，指出社会制度、法律、价值观对妇女的歧视而造成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压迫。”[11]30年代的中国就是革命与救亡，再加上杨沫处于十七年这一特定的文化语境，女性的解放出路不言自明――民族解放斗争、党的怀抱。林道静离开余永泽奔向江华不就是这样的一种隐喻吗？
　　2.排他性
　　西蒙·波伏娃说：“男性不存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割裂问题，（因为）在行动和工作上他对世界把握得越紧，他就越有男子汉气……而女人自主的胜利却与她女人气质相抵触。”[12]对于这种观点，笔者认为要看当时的时代、社会特征。30年代革命与救亡的主题在当时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作为“文化性别”特征来说，就必然排斥了天然存在的“生理性别”。五四时期的时代、社会特征是个性解放，就能够很好的与“生理性别”结合，成为一个同心圆结构，便于开掘其深度与广度。而在十七年时期，两者恰巧构成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性结构，走向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再沉迷于家庭，二者无法共存，只能以优势的一方“文化性别”取代处于弱势的“生理性别”，这与30年代有共同之处。如在道静离开余永泽时：
　　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力量，她拿起被卷就往外走。……经过内心的斗争，经过痛心的自我批判，林道静终于提起了自己的行礼，走出了那间给了她幸福又使她无限痛苦的公寓房间。
　　尽管这种选择的过程也是痛苦的，但选择的结果却是必然的，因为这种“文化性别”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排他性的特征，是因为“女人自主的胜利却与她女人气质相抵触”。平静的家庭生活本是女性的天然追求，到了21世纪的中国，和谐社会的主题依旧主张有稳定的家庭，在当时，这种选择却是不难理解的，而且是一种必然要求。“女性——人——作为女性的人”，在此，“人”的特征是以排斥“女性”的特征为特征，尽管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但在垂直高度上依旧有所增长。林道静在与环境斗争的同时，不停的自我检讨、反思与斗争，不断检讨自己天然的本性，走出“狭隘的自我”，走向“广阔的天地”。这一结果的实现也就是“文化性别”的女性意识的完成。
　　女性意识源于女性经验，而女性经验本身也包涵其性别特征和文化特征，而这本身只是一种过程，无所谓优劣之分。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已经能很好的将“生理性别”的女性意识与 “文化性别”的女性意识加以整合，成为一种“现代女性意识”。相比较这种发育成熟的女性文学，《青春之歌》中所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只能是“青涩的青春”，但青春对于成长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更有幸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艰难的走过了她青涩的青春期，采摘到她飘香的硕果。
　　
　　注释：
　　[1]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9页。
　　[2]乔以钢：《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3]李复威：《九十年代女性文学面面观》，文艺报，1998年6月18日。
　　[4]周力等著：《女性与文学艺术》，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5][6][7][10]杨沫：《青春之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6页，第383页，第177页，第286页。
　　[8]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
　　[9]乔以钢：《中国女性与文学：乔以钢自选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11]王丽华：《社会性别意识在20世纪的变迁与回归——从“五四”到九四的争论谈起（1919-1994）》，浙江学刊，2000年，第5期。
　　[12]西蒙·波伏娃：《女性的秘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王倩文 浙江省杭州市江南实验学校 310052）

• 王倩文： 青涩的青春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期
• 王倩文： 比较阅读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