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享有盛誉的知名作家，丁玲文学家的一面已经广为人知，而在其错综复杂的文学生涯中，丁玲与编辑这个行当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31年主编左联刊物《北斗》到1985年以80岁高龄创办当时最大的文学刊物《中国》，丁玲为新中国的文学编辑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她的文学思想也在编辑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丁玲的编辑思想和编辑的实践经历影响了她的创作和生活，特别是她在1957年“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所遭受到的不公待遇和她的办刊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界对文学家丁玲的考察可谓是异常充分的。相对于这一点，对于丁玲的编辑生涯和思想的考察则显出明显的不足。好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特别是近几年的丁玲研究，有很大一批研究成果是有关丁玲的编辑经历和办刊思想的。本文就这一方面的研究试图做一下梳理。
　　
　　一、丁玲文学报刊编辑生涯
　　
　　写作与编辑是丁玲的两大生命活动，研究丁玲没有理由不对其编辑生涯和编辑思想进行探讨。
　　2004年《娄底师专学报》第一期发表了潇杨的《丁玲编辑工作年谱》，对丁玲的工作生涯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丁玲的编辑生涯与她的写作生涯差不多等长，从1928年初次尝试编辑《红黑》，到左翼机关刊物《北斗》，到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到新中国建立后的《文艺报》、《人民文学》，再到新时期复出后的《中国》，丁玲的编辑生涯几近六十年。不可否认，丁玲所编的这些文艺报刊，对中国的文艺发展、文学活动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作为研究丁玲编辑经历的重要文章之一，石潇纯的《论编辑家的丁玲》[1]一文将丁玲的编辑活动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左联”时期，解放区时期，建国初期，新时期。文章说丁玲编辑活动的四个阶段显示了中国新文学发展不同阶段的文学出版特征，也显示了丁玲在不同阶段做出的努力和成就。得出“综观其一生的编辑活动，可以说她是党报文艺副刊的奠基者，解放区文化事业的拓荒者，共和国编辑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也是新时期出版体制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的结论。
　　关于丁玲与文学报刊编辑工作，2004年《娄底师专学报》曾经特辟专栏讨论，先后发表了丁玲研究专家黎辛、杨桂欣、颜雄等人的研究文章。黎辛先生以丰富翔实的史料，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论证了丁玲作为党报文艺副刊奠基人的地位。文章说从1941年5月到1942年3月，丁玲任《解放日报》“文艺栏”负责人期间，根据党的文艺方针和党报文艺栏的指示，团结边城区所有成名的作家，提携、培养新作家，积极反映边区各根据地生活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战斗的事迹，为繁荣解放区的文艺创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办好党报文艺副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杨桂欣、颜雄先生则从不同的角度回顾了丁玲主编《北斗》的背景和经历，其中“丁玲说《北斗》”的细节是第一次被披露，为读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主持这个笔谈专栏的石潇纯是《娄底师专学报》的编辑，也是研究丁玲编辑生涯的学者，她在这方面的成果很多，其中专著《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2]，在丁玲研究与二十世纪编辑史研究上有开拓意义。该书以丁玲这一研究对象为中心，以时间为经，脉络清晰地梳理了丁玲在各个阶段重要的编辑活动，并对其编辑思想的发展、成熟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从而较为全面、完整地勾勒出了丁玲的编辑生涯。
　　此外，近些年出版的几本研究丁玲的著作也涉及到了丁玲的编辑生涯。汪洪主编的《左右说丁玲》[3]一书中收入了黎辛的《丁玲在〈解放日报〉》一文，文章谈到丁玲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的方针、任务、版面安排与处理稿件的办法，不仅在抗战时期为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报副刊所学习借鉴，建国后仍有许多副刊学习和参考其方针、办法。杨桂欣著的《丁玲与周扬的恩怨》[4]一书中提到1941年5月16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丁玲是它的文艺栏首任编辑。她编到第100期便辞职搞创作去了。在这100期当中，发表作品的有30多位新作家，他们大都是“鲁艺”的新学员。丁玲在101期文艺栏《编者的话》中总结道：“其中有不少甚具写作才能，虽说只登了他们很少的一点文章，然而却在读者群中取的了很好的反映，很多读者来信时都把这些名字经常提到。”这充分说明了丁玲重视扶持新生力量的编辑思想。李辉著《沈从文与丁玲》[5]一书有两章专门地提到了丁玲的办刊经历。第五章“《红黑》、《人间》何匆匆”叙述了丁玲、沈从文、胡也频创办《红黑》、《人间》的情形，“他们强调独立，强调走自己的路，固然是可贵的一种文学态度，而且在刊物上也发表了一些他们的重要作品”。第9章《丁玲主编〈北斗〉时》，叙述了丁玲接办左联刊物《北斗》的前前后后，因为《北斗》的特殊性，丁玲在这期间处于非常矛盾的办刊状态，“革命与文学之间，事业与友谊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丁玲回旋着，徜徉着”。
　　
　　二、丁玲的办刊思想
　　
　　敬亚平的文章《丁玲文艺编辑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论略》[6]在全面总结了丁玲办刊实践经历的基础上，提出丁玲编辑实践活动的特色：丁玲为中国革命文艺创作和批评权威报刊的创办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丁玲的编辑生涯尽管跨越半个多世纪，但每一次主编报刊的实践都很短，就好比一根长线上缀着的几颗珍珠；丁玲的编辑实践活动毁誉参半，在现代作家兼编辑家中也不多见。文章认为丁玲编辑思想主要体现在：1.刊物一定要办出特色，但不能“以人划线”，形成“派”。这一思想始终贯穿于丁玲重要的编辑实践活动之中，并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完善。2.文学报刊应该大力发掘和培养新人，这也是丁玲编辑实践中始终奉行的一个重要思想。3.对于编者、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有独到的思考。4.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办刊形式多样化做出了新的探索。而白云祥文章《作为编辑家的丁玲》[7]则提出，丁玲的编辑思想包括：1.紧跟时代，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做时代的急先锋。2.引导文学潮流的双向文学编辑观。这里说的双向文学编辑观是指创作能更好地促进刊物编辑活动，反过来刊物的编辑活动又能诱导、促进其文学创作。3.培养新人和重视读者的意见。曾经做过丁玲秘书的王增如在文章《丁玲与〈中国〉》[8]一文中提出，“民办公助，自负盈亏，不要国家一分钱”是丁玲在刊物体制上喊出的最强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丁玲在办刊方针上始终提倡和坚持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身体力行，不当挂名主编是丁玲作编辑的指导思想。
　　有关丁玲的办刊思想近几年出现了不少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石潇纯、刘景惠在文章《〈红黑〉停刊与丁玲、沈从文分歧的源头——丁、沈关系新解》[9]中谈到《红黑》杂志创刊是丁玲他们争取文学独立的产物——在与文坛其他作家的关系上，他们渴求自主，避免卷入文学创作的门户之争；在文学与商业的关系上，希望不俯就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趣味。而据黄蓉《从〈红与黑〉到〈红黑〉》[10]一文，可以知道早在丁玲参与国民党政府主办的《中央日报》“红与黑”文艺栏目时，就表现出独特的自由编辑思想。该文总结“红与黑”办刊宗旨有两点：第一，重视原创艺术，以维护文学本体独立价值和个人化写作的自由、尊严；第二是尽力“算账”，向当时整个出版界、文学权力圈及知识阶层展开文化文明批判，鞭笞社会黑暗。黄金鹏《王实味与延安鲁迅风杂文》[11]一文涉及到解放区时期丁玲主持《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时注重针砭时弊的办刊思想。文章说1942年3月12日《解放日报》文艺栏百期特刊时，丁玲作为编辑，登出长篇说明“编辑的话”：“于是在极力求其合乎读者的需要上，我们设法改正，并且愿意使《文艺》减少些‘持重’的态度，而稍具泼辣之风，在去年十月中就号召大家写杂文，征求对社会，对文艺本身加以批判的短作。更尽量登载有关戏剧、美术、音乐等方面的作品。把小说所占成份减少很多。以直到现在，关于编辑的方法上都是这样的。”从号召大家写杂文，到提倡写杂文，丁玲都身体力行。在1941年10月23日《解放日报》上，丁玲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1942年3月9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受到批判的《三八节有感》。这一时期，经她手编发的王实味等人的杂文，都带有很强的现实批判色彩。李军、张光明在文章《“文艺场”的营造与推动——延安前期丁玲的文艺建构》[12]中谈到，丁玲在主持《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时期，有着大度、宽容的编辑方针。文章认为主持文艺副刊时期的丁玲继承了《北斗》时期的编辑思想，正如她自己在“编者的话”里提到的文艺栏一开始就担负了“团结边区所有的成名作家”，“尽量提拔青年作家”的任务。丁玲要求编者对各种稿件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丁玲的大度与宽容还表现在其主编的文艺栏能容纳不同思想、不同风格的文学创作。丁玲主编文艺栏期间发表的作品涉及范围之广、之深、之细，实属少见。在风格上，有歌颂，有批判，有对生活的扫描，有对人性的复杂描摹，繁复与勾勒交相辉映。这个时期的丁玲还注意吸收不同方面的意见，及时调整编辑方法。丁玲非常注意文艺副刊的自身特点，既重视作家作品的个性、独创性、艺术性特点，也照顾到读者的意向性期待。
　　有关丁玲建国初期的办刊思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俊在文章《建国初〈人民文学〉的整风》中有所论述。文章分析了胡乔木、周扬和丁玲在北京文艺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专就文艺整风和改造思想所做的报告，其中丁玲发表了题目为《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的讲话。当时她是《文艺报》的主要负责人（主编），不久就调任《人民文学》的副主编（替换艾青，主编是茅盾），实际负责该刊的工作。丁玲的讲话核心是如何办好文艺报刊问题，其实就是她的办刊思想。她以过去的同仁刊物为例，指出“这种办刊物的方法，已经过时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已经处于另外一个崭新的时代了，我们已经是主人，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刊物能担当思想领导的任务，能带领群众参加一切生活中的思想斗争，并且能引导和组织作家们一同完成这个任务。”丁玲对刊物的定位是极其明确的，即刊物负有领导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责任，刊物首先是为国家政治服务的。特别是，刊物既然是集中表现文艺工作部门领导思想的机关，是文艺战线的司令台，那么，“编辑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就必须具有高度明确的政治思想性、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倾向性。丁玲讲话之“大胆”，甚至超过了胡乔木和周扬。[13]丁玲建国初期的编辑思想和那个时代特殊的环境有关，这一点可以从新时期以后丁玲办《中国》上可以看出。吊诡的是，在建国初期否定同仁刊物的丁玲，新时期复出以后却创办了同仁刊物《中国》。《中国》创刊号上“编者的话”说出了这份刊物的“特殊性”，它作为“同仁刊物”的色彩相当浓厚。评论家王尧认为，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份杂志和现行秩序的矛盾与冲突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中国》的编辑显然是坚持了自己办刊的既定宗旨和思路。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我们不做什么价值判断，也可以说《中国》是新时期最具先锋性、探索性的文学月刊之一。事实证明，《中国》对新潮诗歌和探索小说的用力是显著而深刻的。特别是刘恒《狗日的粮食》、格非《乌有先生》、残雪的小说《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的发表，使《中国》和当年的《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一起构成了文学写作的新气象。它的议论作品的“编者的话”和一系列相关文学评论都及时解读了变革中的文学潮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无法绕过《中国》这份杂志的。正如王尧所说，丁玲的一生充满争议，包括她的创作，但她晚年创办编辑《中国》，无疑是一个亮点。从一开始参与创办同仁刊物，到建国初否认同仁刊物存在的必要性，再到后来《中国》的创刊，这些变化说明了丁玲编辑思想的渐变和成熟，也折射出了绚丽的时代背景。对丁玲创办《中国》和与此对应的编辑思想的研究，王建湘和石潇纯《绽放在春天的〈中国〉——兼议丁玲晚年的编辑思想》[14]一文实属难能可贵。文章考察了丁玲创办《中国》的前前后后，提出丁玲晚年的编辑思想主要体现在：力主“五湖四海”的办刊方针，渴求文学界良性发展的团结环境；扶持青年作家，提倡艺术创新；注重文学本身，改革办刊方式。
　　总的来说，对丁玲的编辑角色和编辑思想的研究尚显不足，这是一个期待出现更多研究成果的领域。如何突破对编辑家丁玲零散研究的局限，形成系统研究体系的格局，是今后研究丁玲编辑经历和编辑思想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注释：
　　[1]石潇纯：《论编辑家的丁玲》，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2]石潇纯：《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3]汪洪主编：《左右说丁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4]杨桂欣著：《丁玲与周扬的恩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5]李辉著:《沈从文与丁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6]敬亚平：《丁玲文艺编辑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论略》，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7]白云祥：《作为编辑家的丁玲》，南都学刊，1995年，第2期。
　　[8]王增如：《丁玲与〈中国〉》，报刊管理，2000年，第9期。
　　[9]石潇纯，刘景惠：《〈红黑〉停刊与丁玲、沈从文分歧的源头——丁、沈关系新解》，船山学刊，2004年，第1期。
　　[10]黄蓉：《从〈红与黑〉到〈红黑〉》，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1]黄金鹏：《王实味与延安鲁迅风杂文》，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9期。
　　[12]李军，张光明：《“文艺场”的营造与推动——延安前期丁玲的文艺建构》，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3]吴俊：《建国初〈人民文学〉的整风》，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4期。
　　[14]王建湘,石潇纯：《绽放在春天的〈中国〉——兼议丁玲晚年的编辑思想》，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刘业伟 江苏省徐州师范大学校报编辑部 221116）

• 刘业伟： 丁玲编辑生涯和办刊思想研究述评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