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的《八墩湖》开始，王新军就将自己的写作牢牢凝聚在了广袤荒寒而又浸润着诗意温情的千里河西走廊上。在这片土地上，既有祁连山深处充满神性色彩的草原，也有令世代农民苦焦不堪的镶嵌在沙漠戈壁边缘的乡村，更有处于现代转型中缓慢发展的城市。由于对草原、乡村和城市有着不同的生活体验、情感态度、道德眼光，王新军为草原与牧人唱出的是一曲隐含忧伤的牧歌，为乡村与农民唱出的是一曲凄凉冷峻的悲歌，而为城市唱出的则是充满怨愤的挽歌。这一方面体现了王新军别具一格而又内蕴充裕的创作个性，同时，又较为完整和深刻地呈现出河西走廊的人们丰富多元的生存样态和精神状况，极大地拓展了当代中国西部文学的审美边界和文化色谱。
　　
　　一、隐含忧伤的草原牧歌
　　
　　因为早年天高地阔的放牧生涯，王新军曾颇为自豪地宣称自己身上有着游牧血统。在寻求游牧精神和情愫的强烈冲动中，他感慨于人们心中游牧精神的消失，立志要在这种精神消失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写作，“抓住它最后的尾巴”[1]。这一立意使王新军找到了自己的叙事支点，写出了以“八个家”为原型的旨在寻求草原“牧神”，书写草原“神性”的系列作品。在这一系列中，王新军以其浪漫的审美观照，满怀深情地体验着自然和生命的审美意蕴，以质朴而灵动、潇洒而密致的笔触，酣畅淋漓地描绘出了草原游牧精魂的神彩，力图将西部草原上游牧生活的最后余韵，诗意勃发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但同时，他也隐约感受到了西部草原游牧生活中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蒙昧与阴暗。在那鲜活蓬勃、充满野性的生命存在中，隐含着自我毁灭的力量。这种“神性”与“魔性”并存互生的生命形态，及其所蕴含的丰富的生命信息，既让人沉醉，也令人深思。
　　首先，在王新军笔下，生活的至高追求是自由，西部草原上的牧人就是自由的精魂。对自由的热爱，使他们变成了酒神狄俄尼索斯，在生命的癫狂里领受欢悦的极峰。同时，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也成了草原生命永不枯竭的源泉。在《醉汉包布克》[2]中，王新军将西部草原追求自由的精神特征和生命习性进行了尽情的描绘。夏天，是西部草原的黄金时刻，也是牧人们渴盼已久的狂欢季节。“于是他们选择了这个时节在草原上孤身游走，一匹马，一壶酒，一把刀。长风，落日，青草，湖水。他们身背酒壶，从一片草原走向另一片草原。”而草原，就是牧人们的母亲，她伸开慈爱的手掌迎接他们的到来。在草原母亲的怀抱里，牧人永远不会感到疲惫和憔悴。“他们一路烈酒，一路高歌，把忧伤散落风中，让风远远地吹走。他们有时候还会在不经意间悄悄溜进姑娘们敞开的帐篷，把情感播撒在没有标记的草原上。在这个季节里，他们是草原上最自由的人。”
　　在这个酷爱自由的人群里，包布克是永恒的象征。他曾经是西面鱼儿红草原上最有名的摔跤手。为了找到对手，在一个又一个散发着青草香味的季节里，包布克骑马走遍了祁连山所有的草原。尽管没有找到对手，也不需要找到对手，包布克仍然毫无理由地漂泊和行走。“只要远方还有地平线，只要远方有毡房，有毡房顶上升起的袅袅炊烟，他的行走就会继续。他的故乡永远在前面白云升起的地方。”
　　其次，西部草原的广阔孕育了牧人无比宽厚的胸怀。在《八个家》[3]里，阿吉娜与巴图鲁有着纯美的爱情和充满幸福的未来。但是，由于小旦旦格割断了马肚带，巴图鲁被摔成了瘫痪。阿吉娜没有放弃爱情，勇敢地承担起照料巴图鲁的重任，铁额齐也准备卖掉所有的牛羊为巴图鲁治病。当小旦旦格满含愧意向巴图鲁说明真相时，巴图鲁原谅了她。而且，当意识到自己可能造成阿吉娜一家的破产危机时，他义无反顾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并且将阿吉娜和自己的阿妈托付给了好友，也就是暗恋阿吉娜的乌鲁克。乌鲁克既没有因为巴图鲁的悲剧而幸灾乐祸，也没有因为巴图鲁与阿吉娜的恋情而心生怨恨，更没有心存芥蒂——因为他曾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砍掉了左手，他郑重地答应了巴图鲁的恳求，像真正的兄弟一样，承担起了义务和责任。
　　生活在八个家的牧人就像草原母亲一样是无比宽厚的，是能够包容一切的。在他们身上，有的是爱情、亲情和友情，有的是忠诚、信义和责任，唯独没有势利、算计和仇恨。尽管生命中可能充满着磨难和痛苦，尽管人生必须要经历死亡与挫折，尽管生活中的过失与错误无处不在，尽管要面对难以承受的悲伤与遗憾，但在草原和牧人那里，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没有不能直面的惨痛，只因为包容一切才是生命的本然，才是生命生生不已的根源。
　　最后，八个家草原上的生命都是神性的存在。因为对神的信仰，使他们对生命充满了敬畏和温爱；因为对神的信仰，使他们对生命充满了悲悯与关怀；也因为对神的信仰，使他们的爱得以升华和拓展，幻化为一片普照大地的金色斑斓。《吉祥的白云》[4]讲述的是小阿吉娜与一头名叫嘎达姆的牛和一个叫做蒙克东珠的小男孩的故事。在草原上，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共存、和谐相处的。在草原牧人心目中，嘎达姆并不仅仅是一头牛，而是另一个家庭成员。当它病情逐渐沉重时，阿吉娜一家想尽了所有办法。当嘎达姆终于死去时，他们一家在连绵不断的泪水中为嘎达姆举行了庄严神圣的葬礼。
　　在小阿吉娜心中，嘎达姆的离世不是生命的死亡，而是神性的升华：“火势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一丛巨大的火焰就像一朵正在徐徐开启的硕大莲花，它不断向上升腾着——升腾着。开放着——开放着。那些艳丽的红光在升腾中不断地消失，又不断地新生，给了下面期待升腾者以大到无限的可能性。那些火焰的中央，仿佛猛然地一次次举起看不见的手来，将渐渐隐去外形的嘎达姆托向高空。”不仅如此，嘎达姆的死还引来吉达活佛举行了盛大的法会。活佛的法会固然是为了给草原驱除病魔和瘟神，但也是为这片高山草原上的众生祈求福祉。在小阿吉娜眼中，因为牧人们的信仰，八个家草原得到了神的眷顾：“一道七彩长虹出现在白色的云朵之上，它像一双张开的巨大臂膀，将八个家草原上的一切都圈在怀中。”
　　草原牧人的爱是具有神性的。当小阿吉娜偶遇贫穷孤苦、失去双亲、与祖父相依为命的蒙克东珠时，她身上懵懂的女性之爱被唤醒。她日夜期盼着赶快长大，能够在马队的迎接下，来到蒙克东珠的身边，抚慰他那孤寂的灵魂。但是，蒙克东珠被选定为活佛，要离开八个家草原，去更远的地方修习和提升。生离死别之际，蒙克东珠说出了慈悲为怀的佛家偈语：“心中一尊是佛祖，慈航普渡，慈航普渡。”小阿吉娜虽然无尽伤感，但当护拥蒙克东珠的队伍翻过黑大坂时，她的内心变得无比敞亮，她的爱意被升华为明媚的阳光。于是，在她的眼中，“八个家一片金黄”。
　　但是，八个家草原上的游牧精魂也在滋生着自我毁灭的“魔性”力量，它既是草原文化孕育的必然产物，也源于人性自身。包布克既是草原上的雄鹰，是勇敢、力量和自由的化身，也是被草原及其子民宠坏了的孩子。由于闪烁灼目的荣耀，包布克无论在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欢迎，都会得到肥美的羊肉、醇烈的美酒和热情的女人的接待与包围。但也正因为如此，美酒和女人成了包布克唯一的生存理由，也成了他漫游草原的最好借口。“包布克已经不摔跤了——他摔不成了——脚底下没跟了，他已经像牛羊离不开青草一样离不开烈酒了。”英雄包布克变成了一个酒鬼，一个颓废的男人，他的过去只成为了一段传奇。在《八个家》中，小旦旦格之所以割断巴图鲁的马肚带，既源于她发自内心的对姐姐阿吉娜的亲情和依恋，也是由于她并不自觉的占有欲望。正是源自人性本身的自私，使她犯下了貌似纯真无知的错误。虽然受害者原谅了她，却也使阿吉娜和巴图鲁的爱情成为了一曲悲歌。在《吉祥的白云》中，对神的信仰固然使草原牧人获致了生命的灵性，但对不可知力量的过分盲从，使他们的命运必然面临不可确知的危险。正因为隐然感受到了这种自毁性力量的强大和不可避免，王新军才在《八个家》的题记中深情而又悲凉地告白：“我无法控制我柔弱的忧伤。草原在消失，我的八个家也将在这场不知不觉的灾难中一去不返。伟大的牧神啊，你怅然地看着这片土地，你不知道你广大的子民将去向何方。”
　　
　　二、凄凉冷峻的乡村悲歌
　　
　　生于斯长于斯的沙洼洼是让王新军最为魂牵梦绕的地方。面对这片处于沙漠戈壁边缘的土地以及生存其上的乡民，王新军既在努力呈现他们凡俗生活中的惨苦与沉重，也在不无冷峻的审视中挖掘乡土文化凝聚而成的精神痼疾。在现有关于王新军乡村题材小说的评论中，大多关注他对乡村生活诗意描绘的一面。但在笔者看来，王新军此类小说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对西部农民生活样态的展示和对西部农民精神痼疾的掘发，从而提出了一个“西部农民的出路何在”的发人深省的问题，体现出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和人道关怀，贯注其中的作家的现实感受、情感体验、道德眼光和深锐思考尤其使人肃然起敬。
　　在长篇《最后一个穷人》[5]中，主人公马三多的人生历程就是中国西部农民三十多年历史的缩影，也是他们面对深重的苦难和重重挫折、经受生死考验和种种屈辱的过程。包产到户固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马三多迎来了解决温饱的美好前景。但是，缺乏自治经验和机制的农民还要面对各种天灾人祸的打击。在抢夺水源的械斗中，马三多的父亲死于非命；在开垦荒地的错误指令和争取蝇头小利的蛮干中，沙洼洼失去了草滩，招致了风沙与干旱的自然灾害；懵懂善良的马三多收养了三个孩子，却被欲泄私愤的村长当成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把柄，更被鱼肉乡里的乡干部当成了巨额罚款的借口；粮食的丰收却令马三多面临卖粮难的困境和无奈。凡此种种，发生在马三多身上的一切都不得不使人感叹西部农民生存的艰难与沉重。在小说的结尾，由于农业税费的免除，人到中年的马三多和妻子杨米米决心要为自己好好活一次，但另一场可能压得他喘不过气、直不起腰的考验就在不远的前方狞笑着等待：还有四个孩子的教育费用需要承担，而他千辛万苦抚养成人、在县城工作的马大洋和马小香因为要结婚买房，已经明确表态，拒绝资助。那么，马三多还有未来，还有希望吗？尽管喜欢汪曾祺的王新军没有写到这些问题就戛然而止，但在他留有文本空白的地方，暗示出的问题依然沉重无比。
　　在王新军的小说中，对西部农民生存困境的展示是与他对现实政治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中国，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干部、乡里人与城里人不仅仅是贫与富的差距，也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区别，更是因权力主导造成的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异，它往往能使追求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农民陷入绝境。《种瓜得豆》[6]中的郭发财是沙洼洼的种瓜能手。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里，郭发财获得了足以告慰其“瓜王”父亲亡魂的丰收。当他满怀希望地开着心爱的小四轮进城卖瓜时，却遇到了唯利是图、强横霸道的收取养路费的工作人员。郭发财本来天真地以为，自己曾经为了修路出过整整三天的义务劳动，除了自己和妻子的劳力，还赔上了小四轮的柴油，因而有权利免费走上通往县城的道路。但他却被告知，修路是义务，缴费更是义务。他只能尽义务，没有享受权利的可能。即便一年只进一次县城，也必须缴足全年的费用。郭发财只能用几百斤瓜抵算在他看来出乎意料的养路费。卖完了瓜，当兴奋不已的郭发财准备回家与妻子团聚，享受那难得的温馨与爱意时，另一群同样以收取养路费为名的巧取豪夺者正在出城的路口虎视眈眈。走投无路的郭发财只能铤而走险，加足马力，冲出围追堵截，却在高速行驶中出了车祸，惨死在苍茫的暮色中，只留下儿子凄凉的呼唤和妻子的徒然等待。
　　当然，城乡之间的差别以及农民的苦难并不都是政策或其执行的结果，而是走向现代化的西部农民必须要背负的历史重担。在新作《少年的戈壁》[7]中，农村中学毕业生马石头为了攒够一万元的彩礼钱，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环境极其恶劣的戈壁深处打工。当工友们发现他在给家人和恋人写信时，纷纷恳求他为自己代笔。当马石头为每个人的家信都以“亲爱的”开头时，那些朴实而又厚道，甚至被劳苦折磨得有些木讷了的农民工的内心浸透了欣慰与酸苦，满溢着温情与感伤。尽管他们知道，他们的女人在那苦焦的地方，坚韧地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生儿育女，任劳任怨，像男人一样承受着一切，就是男人们每一次张口都叫她们“亲爱的”，也不为过。但在漫长的岁月里，因为农村出身，不仅使他们绝无受教育的机会，而生活的重压又使他们失去了向自己的女人表达爱意和愧疚的可能。
　　小说的深刻之处还不止于此。马石头和工友们修建的是中国移动的信号塔，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信息时代的基础性工程。在那荒漠戈壁深处，超乎想象的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繁重无比的劳动任务使许多人望而生畏，连负责图纸的技术人员也逃之夭夭，马石头和工友们却为了能早点完成任务，顺利拿到几乎卖命挣来的工钱，不得不加班加点。信号塔的建成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也能给垄断行业带来极为可观的利润，而建造他们的农民工却连问候和报平安的家信都需要人代写。在这里，王新军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在了我们的面前：中国的现代化究竟是谁的现代化？
　　王新军的乡村书写不仅仅是略显肤浅的苦难叙事，也不仅仅是草率提问、匆促作答的现实批判，还是探究中国西部农民精神痼疾及对其生成机制的冷峻反思。更重要的是，他巧妙地将这一题旨与乡村风俗的切实描写融为一体，实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关怀对乡村文化厚重蔽障的穿透与超越。在最早发表的《八墩湖》[8]中，王新军就为自己的乡村叙事定下了这一基调和底蕴。在八墩湖边封闭而又贫穷的村子里，光棍孙福偶然发现了另一个光棍举贵与寡妇李月兰的恋情。于是，这个阿Q的嫡系后裔开始上蹿下跳。在孙福看来，寡妇月兰首先应该是自己的，绝不能让举贵独占。而当发现举贵捷足先登时，孙福不仅向月兰的公公三爷告发，还极力鼓动村长赵四利用权力出面阻止，甚至卑鄙地通过折磨举贵的毛驴以发泄其复仇情绪，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隐秘而又肮脏的私欲和变态性心理。故事的另一主角是三爷。当他得知儿媳月兰与举贵的恋情，并且发现月兰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时，衰朽不堪、行将就木的三爷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他要与儿媳睡在一张炕上过日子。促使三爷做出这一决定的，一方面是他的占有欲，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另一方面，是传宗接代的观念使然。可能断根的恐惧使这个可怜而又可鄙的老人公然挑战人们的伦理底线，也将自己丑陋邪恶的心灵和盘托出，暴露无遗。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三爷这一荒谬绝伦的决定不仅得到了村人的默许，还得到了村长的支持。于是，在简陋的宴席上，村人们个个醉得淋漓尽致。虽然在当晚月兰和举贵逃出了村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同类事件就不会再次发生。
　　乡村文化不仅孕育出了乖戾诡异而又邪恶残暴的封建道德观、价值观及其行为实践，还可能导致人性的缺失、扭曲与变异。在《耍把戏》[9]中，由于自己的女人被队长老麻奸占，试图反抗的德贵却被指派去了水库工地劳苦多年。返回村子的德贵的心灵中似乎只剩下了冷漠与残忍。当一群因自然灾害不得不远离故土，以四处耍把戏为生的外乡人出现在村街上时，以德贵为首的村人不仅毫不怜悯，还苛刻地挑剔，要他们拿出绝活。被逼无奈的外乡人不得不狠心让自己年仅八岁的儿子冒着生命危险，表演他们未经训练的后仰弯腰肚腹站人的节目。尽管悲剧最终并未发生，良心发现的村人们还纷纷救助了外乡人，但德贵以及村人们以观赏他人痛苦乃至生命死灭为惟一乐趣的“看客”心理，还是成为了小说最能发人深思，也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此外，在《饮马滩》[10]、《招弟谣》[11]、《坏爸爸》[12]以及新作《树皮面具》[13]、《春麦》[14]等作品中，王新军一直保持着对西部农民精神痼疾的掘发这一主题的浓厚兴趣。他或者揭示闭塞的乡村中保守的两性道德和重男轻女观念造成的人生悲剧，或者描叙贫瘠的沙洼洼滋生出的乡民们人生的沉闷与精神的匮乏，或者解剖在生存压力下他们人性的残忍与扭曲。总之，他在凡俗的现实生活书写和鲜明的西部风俗描绘中，极力将自己的笔触伸向农民灵魂的深处，伸向精神和人性的底层，提炼出既令人感动，也发人深思的审美质素，为乡村题材的西部小说开启了广有前景的可能。
　　
　　三、充满怨愤的城市挽歌
　　
　　王新军对城市生活缺乏深刻体验，这从他并不成熟的城市题材小说《步步高升》[15]就可见一斑。但是，当王新军将艺术视景转向与城市接触或直接进入城市的农民时，他的优势立刻得到了凸显，焕发出烁然神采。自新文学运动以来，讲述进城农民的人生故事及其精神心理的作品代不乏人。建国之前有老舍和沈从文，新时期以来有高晓声与路遥等。与这些前辈相比，王新军的作品自然要单薄逊色得多，但却也因时代和地域的差异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改革开放的深入，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而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就是城市化，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在这一历史趋势中，至少出现了两个必须直面和思考的问题：一是当代中国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富人与穷人物质生活层面的差距前所未有地拉大；一是与之相伴随的道德滑坡、价值迷乱、乃至人性异化的“现代化陷阱”必须警惕。王新军正是在这一题旨中书写进城农民的，当然也是在这一书写空间中体现了自己的特点的。
　　在王新军的小说中，城市似乎就是欲望的放大器，也是吞噬农民精神道德乃至肉体的巨大怪兽。农民满怀欣羡和希冀地进入城市，结果却付出了意想不到的惨重代价。《进城钓鱼》[16]中的穆红旗是城市近郊的农民。他本有一个还算温馨的家庭和平静的生活，却因为进入城市而送掉了性命。农闲时节，穆红旗每天进城做零工以补贴家用，也是为了躲避妻子有些亢奋的性欲要求。然而，当雇主，也是城市弃妇的黄金枝向他表示好感时，穆红旗无所顾忌地投入了她的怀抱。穆红旗对自己家庭和妻子的背叛，固然是由于城市女人肉体的诱惑，但更是他想要融入城市的欲望冲动作祟。但当他在女人怀中终于实现成了城里人的虚幻梦想时，猝然降临的死神使他成了所有人的笑柄：因为煤气中毒，穆红旗与黄金枝死在屋中，全身赤裸。
　　王新军对城市的观察视点是双重的。一方面，在城市生活种种物质享受与便利的比照下，他看到了农民的贫弱、农业的艰难和农村的落后与闭塞，认识到在现代化过程中，即便是边远乡村的农民，也只有走进城市，才会摆脱生存困境；另一方面，他又以乡村文化所形成的道德观念、价值规范以及人性理想为出发点，充满怨愤地展开对城市的批判，从而唱响了一曲精神家园破碎和失落的挽歌。
　　《少年的戈壁》以及新作《春麦》、《南方南方》[17]是王新军以马石头这一农村中学毕业生为线索，讲述进城农民人生经历的系列作品。生活在保守、闭塞、落后、穷困的沙洼洼的马石头最大的人生理想，就是娶同样初中毕业的同村少女王春麦为妻，过上与父辈同样勤苦但温饱的乡村生活。但王春麦的父亲提出要一万元的彩礼钱。为了实现理想，马石头外出打工。凭着自己的努力，马石头似乎看到了希望，却得知不愿固守乡村的王春麦在实现不同于沙洼洼人的人生理想的促动下，动身去了遥远的南方。不愿放弃爱情的马石头来到极度繁荣的东莞寻找春麦，却在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中失去了方向。
　　初至东莞的马石头没有技术，只能四处碰壁。在陷入绝境的生存危机中，他不得不屈辱地成了纤纤沐足阁的一名洗脚工，并结识了遭到丈夫抛弃和好友林燕背叛的女富豪欧阳雪。与此同时，马石头偶遇大学毕业的同乡袁小玲。为了生存，同病相怜的他们租住在同一间地下室，并在相互慰藉中发生了关系。尽管大学毕业，但城市中的现实对于出身农村的袁小玲同样残酷。为了维护可怜的尊严，同样做了洗脚工的袁小玲隐瞒了真相，告诉马石头自己在一家公司做文秘。因为在袁小玲额头发现了一块自己熟悉的创可贴，马石头知道两人在同一个地方从事着同样的职业，并且同样由于受到客人的欺辱而受伤。在说出真相的瞬间，他们只能在寂静空旷的深夜里感慨万千地抱头痛哭，却得不到任何同情，听不到任何回应。于是，他们深深体会到了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丛林法则：现代城市不相信眼泪，现代城市里不需要道德、良知与尊严！领会了城市生活法则的马石头决心告别过去。他拨通了一直贪恋他健壮体魄的欧阳雪的电话，成了她公司里的挂名经理助理，住进了她的别墅，开上了她给的汽车，充当了她泄欲的工具。不仅如此，当欧阳雪有了新欢时，马石头又被转让给了她曾经的好友兼情敌林燕。于是，马石头在两个富有女人的包围中，早将王春麦忘到了九霄云外。而原本对他怀有希望的袁小玲也不得不靠出卖肉体维持可怜的生计。
　　王新军对城市的愤恨与批判态度显而易见。在他眼中，现代城市物质的繁荣丰裕伴随着道德的匮乏、良知的丧失与人性的贫瘠。丧失了道德、良知与人性的现代城市无异于冰冷而又空洞的钢筋水泥的丛林，而游移其间熙熙攘攘的人群只不过是只知贪图享乐和争权夺利的行尸走肉。于是，王新军为现代城市唱出了痛惜道德、良知与人性丧失的深情挽歌。
　　尽管作家自有选择观察和书写城市视点的权利，也可以在对城市文明的反思中体现出自己的情感态度，更应该在文学写作中坚持道德、良知与人性的立场。但笔者仍然要略感遗憾地指出，王新军对于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明的思考与体验还不够全面和深入。他所固守的道德、良知与人性的内涵和底蕴是乡村文明的精粹，但也带着与生俱来的单一、薄弱与偏狭，需要在与现代城市文明的剧烈碰撞与相互交融中实现调整、改造与充实。而现代城市也并不完全是道德的染缸、良知的荒漠与人性的空壳，而是一种与乡村有异但未必完全对立和不能兼容的文明空间。作家在表达对乡村文明深情眷恋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现代城市文明的正面价值，完整理解其现代性本质，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级和视点上，看待城市与乡村。看到它们既相互冲突，又能相互补充和完善，进而实现更高级文明形式痛苦涅槃的历史必经之路。从王新军最近创作的也许并不成熟的《厚街往事》看，他似乎开始了对城市与乡村态度的调整。随着他在上海、广州、东莞等发达城市游历的增加、体验的深入和经验的提炼，相信他会更好地把握对中国乡村与城市文明本质的认识，实现创作的跃升。
　　
　　（本文为“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点项目《西部文学的社会学与文体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LZUJBWZD008）
　　
　　注释：
　　[1]王新军：《忧伤的追寻》，上海文学，2006年，第7期。
　　[2]王新军：《醉汉包布克》，飞天，2010年，第7期。
　　[3]王新军：《八个家》，上海文学，2006年，第7期。
　　[4]王新军：《吉祥的白云》，中国作家，2007年，第20期。
　　[5]王新军：《最后一个穷人》，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6]王新军：《种瓜得豆》，上海文学，2007年，第11期。
　　[7]王新军：《少年的戈壁》，飞天，2009年，第11期。
　　[8]王新军：《八墩湖》，飞天，1994年，第6期。
　　[9]王新军：《耍把戏》，青春，2008年，第4期。
　　[10]王新军：《饮马滩》，飞天，2007年，第9期。
　　[11]王新军：《招弟谣》，时代文学，2008年，第4期。
　　[12]王新军：《坏爸爸》，中国作家，2006年，第3期。
　　[13]王新军：《树皮面具》，飞天，2010年，第7期。
　　[14]王新军：《春麦》，时代文学，2010年，第2期。
　　[15]王新军等：《步步高升》，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16]王新军：《进城钓鱼》，延安文学，2005年，第6期。
　　[17]王新军：《南方南方》，延安文学，2010年，第2期。
　　（权绘锦 甘肃省兰州大学文学院 730000）

• 权绘锦： 草原牧歌\乡村悲歌与城市挽歌的交响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