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钱钟书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创作的《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等一系列宋诗研究的相关论著，采用纵横古今、博览中外的“打通”型研究，以及“移情说”、“曲喻论”等研究方法，构建了独特的诗学研究理论体系。
　　关键词：钱钟书 诗学研究 打通 移情 曲喻
　　
　　钱钟书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从事学术活动多年，并以其思接千载、横览中外的理论视野，细如毫发、洞悉微深的艺术眼光，发前人之未发之覆，留下了足以令后人深入探讨的文字。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始，学术界开始客观地、多角度地关注钱钟书的诗学研究，至今已逐渐形成“钱学”研究的学术热潮。同样，钱氏亦是国内知名的作家，他所创作的《围城》在中国小说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被誉为“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本属于不同的范畴，前者以感性为主，后者则重于理性。具有双重身份的钱钟书以其学者之渊博和作家之敏锐，创作了《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等一系列诗学研究的相关论著，采用纵横古今、博览中外的“打通”型研究，以及“移情说”、“阐释循环理论”等方法，构建了独特的诗学研究理论体系。
　　
　　一、“打通”型研究
　　
　　所谓“打通”，钱钟书并未给出专门的定义，而他在论及“通感”这一概念时提到：“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等彼此往往可以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身等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1]这里的打通虽然指的是修辞学及心理学上的，但由此我们可以将其引申为——钱钟书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习惯于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及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纵横比附，予以贯通的多元立体式的思维方式。
　　钱氏研究宋诗对每涉及到的诗人作品，无不触类旁通，通过大量的纵横比较以寻求其中的机杼相通之处。并且他还于诗歌研究中旁及哲学、史学、民俗学、心理学、逻辑学、方言学等多种学科，对所研究对象致以用语、句式、修辞、意象、境界、风格等诸多审美因素的论究。如他在《宋诗选注》中谈到汪藻《即事》一诗的颔联“西窗一雨无人见，展尽芭蕉数尺心”时，说该句等同于“‘一雨，西窗展尽数尺心，无人见。’ 这种形式按文法和意义说来，是难加标点符号的例子”[2]——这里涉及其用语、句法。又如其论及曾几《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一诗的颈联“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时说：“在古代诗歌里，秋夜听雨打梧桐照例是个教人失眠添闷的境界。像唐人刘媛的《长门怨》说：‘雨滴梧桐秋夜长，愁心和雨断昭阳；泪痕不学君恩断，拭却千行更万行。’又如温庭筠《更漏子》词说：‘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3]——此涉及到诗歌境界、意象。再如论及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中“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一联时说，这两句是“王安石的修辞技巧的有名例子。‘护田’和‘排闼’都从《汉书》里来”，“整个句法从五代时沈彬的诗里来”[4]，这不仅涉及到修辞句法，还旁及史学的范畴。
　　
　　二、移情说
　　
　　移情说缘于立普斯，指直观与情感直接结合从而使知觉表象与情感相融合的过程。当我们聚精会神地观照审美对象时，就会产生把我们的生命和情趣注入到对象中、使对象显示出情感色彩的现象。钱钟书在古诗情境的开拓方面具有他的独特发现。当然，这首先是由于我国古代诗文中已经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情境，也由于人们真正知晓移情作用与 “移情”这一概念之前，就已经产生了移情之说和移情之作。
　　首先钱钟书指出，移情并非照搬情感，既非一般的比喻，更不是将情感强加于物。“人有性灵，物亦有性灵，两情相合，而又两物相分，物与我，可分者相，可契者情。情，是人与物，心灵与外界的纽带。”[5]以送别之情为例，钱钟书提出，送别之诗均是《燕燕》的“远绍”者，新意无多，只有宋左纬《送许白丞至白沙，为舟人所误，诗以寄之》：“水边人独立，沙上月黄昏”更进一层。[6]同时，他还引出莎士比亚戏剧中“惜夫远行”所叹语：“极目送之，注视不忍释，虽眼中筋络迸裂无所惜；行人渐远浸小，纤若针矣，微若蠛蠓矣，消失于空蒙矣，已矣！”[7]并说“西洋诗人之力透纸背与吾国诗人之含毫渺然，异曲而同工焉”[8]。这里虽然提供了中西方诗学的比较，然而对于离合之情，殊方异域皆同，在人生与艺术的结合点，写者然，读者亦然。
　　其次，钱钟书借助小说的手法阐释古代诗文，用小说的情境去发掘诗文情境。如《诗·女日鸡鸣》写“黎明怨别”情境，“女谓鸡已叫旦，士谓尚未曙，命女观明星在天便知，女催起而士尚恋枕轰，与《齐风·鸡鸣》情景相似。”(《管锥篇·毛诗·女日鸡鸣》)接着钱钟书又举了六朝乐府《乌夜啼》、徐陵《乌栖曲》、刘国容的《与郭昭述书》等与《女日鸡鸣》同类情境的诗文，同时另从中世纪“黎明怨别诗”每以“报更夫”或“望风之友人”代报鸡鸣，使情侣惊醒之事，说到《水浒传》第四十五回裴阁黎与潘巧云，“只怕五更睡着了，不知省觉”，因而贿赂头陀胡道人，要他“把木鱼大敲报晓，高声念佛”，使“和尚和妇人梦中惊觉，迎儿开后门放他去了”。小说的情景与诗不同，《水浒传》已是因俗置宜，就实构虚，但头陀代而报鸣却是不尽相同。钱钟书说：“倘在今世，则枕边一个闹钟便取胡道人而代之。然既省却胡道人，即可省却迎儿气得小意儿，安排香桌，开后门等事，亦必无石秀闻木鱼声，张望门缝及‘只因胡道者，害于海阁黎’等事。私情察破，须出他途；角色情境，变而离宗，另起炉灶而别有天地矣。”(《管锥篇·增订》)
　　钱钟书还将写作技巧深入到角色心理深处进行分析，谐谑风趣，妙语联珠。像《木兰诗》“送儿还故乡”一句，钱钟书说：“夫‘儿’，女郎自称之词也，而木兰‘见天子坐明堂’时，尚[未]变貌现易子身，对杨应曰‘送臣’，言‘送儿’者，当场私动于中之女郎心语，非声诸于之武夫口语也。用笔灵妙，真灭尽斧凿痕与针线迹矣。”(《管锥篇·史记》)钱钟书用小说中的心理学手法来分析诗文，总有独特的发现，常给读者一种出人意外的新奇感。
　　
　　三、曲喻论
　　
　　在《谈艺录》中，钱钟书提出一种新的修辞格——曲喻。其“黄山谷诗补注”条末“附论比喻”认为：曲喻就是“‘假名而善喻’……在现成典故比喻字面上，更生新意；将错而速认真，坐实以为凿空”[9]。“英国玄学诗派之曲喻，多属此体。”[10]周振甫在解释钱钟书曲喻论时，称“曲喻比一般的比喻要转一个弯”[11]。
　　钱钟书曾评论宋诗“从古人各种著作里孳生出自己的诗来，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下地凭栏眺望一番。内容就愈来愈贫薄，形式也愈变愈严密”[12]。这是批评宋人“资书以为诗”的通病。“书架书箱”比喻以书为诗，由此转到宋人的诗集是一座“象牙塔”，再以凭塔远望的形象活画出宋代诗人对现实的隔膜。以喻带论，妙趣横生。这些复杂巧妙的曲喻，在《宋诗选注》中也随处可见。在论及两宋道学家与写诗的微妙纠葛时，在“刘子翚小传”里有更为精妙的曲喻：
　　道学家要把宇宙和人生的一切现象安排总括起来，而在他的理论系统里，没有文学的地位，那仿佛造屋千间，缺了一间；他排斥了文学而又去写文学作品，那仿佛家里有屋子千间而上邻家去睡午觉；写了文学作品而藉口说反正写得不好，所以并没有“害道”，那仿佛说自己只在邻居的屋檐下打个地铺，并没有升堂入室，所以还算得睡在家里。这样，他自以为把矛盾统一了。[13]
　　在这段话中，钱氏先做了一个“诗道相妨”的铺垫，再用曲喻画出道学家企图调和矛盾的窘态，以之嘲弄道学家的口非心是，的确是诛心之论。
　　而且，钱先生评论宋代诗人，就像风趣人拉家常般趣味横生。他在“秦观小传”中说：
　　在苏轼苏辙兄弟俩的周围有五位作家，黄庭坚、秦观、张耒和晁补之和陈师道，所谓“苏门”。张耒和晁补之都有诗把这一“门”五口儿描写在一起，仿佛是来了个“合家欢”。不用说，一家人之间也往往分个亲疏厚薄，陈师道就觉得苏轼待秦观比待自己亲热，后人还“代他抱不平”。[14]
　　由苏门现成字面，“将错而遽认真”地推到“合家欢”，再由一家人推及到晚辈间受到老辈关爱的厚薄。这个曲喻就像与街坊邻居聊天对话一样亲切。《宋诗选注》的序言和作家小传，以喻论诗，化抽象为形象，几乎到了无篇不喻，无喻不篇的境界。
　　限于《谈艺录》的体例，对曲喻这种辞格的界定和特性，虽然在理论上的阐述不一定详瞻，而《宋诗选注》中的运用却变化无穷，以琳琅满目的实例阐释曲喻之妙。钱先生的妙喻源于丰富的学识素养，更来自其敏锐的思辩和卓而不群的识见，加上他睿智、幽默、辛辣的风范，使曲喻这一辞格充满了弹性和活力。
　　注释：
　　[1]钱钟书：《通感》，《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6月版，第64页。
　　[2][3][4][12][13][14]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5月版，第197页，第205页，第76页，第14页，第245页，第122页。
　　[5]陈子谦：《钱学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344页。
　　[6][7][8]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3页，第53页，第53页。
　　[9][10]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第37页，第39页。
　　[11]周振甫：《诗词例话·曲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246页。
　　
　　(康思凝 甘肃省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730070)

• 康思凝： 论钱钟书诗学研究的几种方法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