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失意的中国文人创造出的意淫式的爱情，是男权爱情；印度作家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则是印度文人创造出的理想式的爱情，是神权爱情。而这种不同的爱情宿命是由作家所处的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本民族的文学流传决定的。当然，由于受到中印民族戏剧传统、社会心理、欣赏习惯等的影响，作家都表现出民主倾向性的一面，使两部作品殊途同归，都走上了“大团圆”的道路。
　　关键词：《西厢记》 《沙恭达罗》 中印文学
　　
　　在文学作品中，不同民族女子的爱情宿命不同，中国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和印度作家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地表现了中外两种不同的爱情宿命。《西厢记》，表现的是男权主义下的爱情，男权倾向淹没了女性自己的声音和形象的建构，女性在作品中与男性是依附关系，即便是对其美若天仙的外貌描写，也多以男性的审美观为标准，苑囿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沙恭达罗》表现的则是印度文人创造出的神权主义下的爱情，他超越了男性狭隘的性意念，在宗教的神力支配下，再现的是理想化的、纯粹的、神圣的、炽烈的、美满的爱情，为女性在宗教、自然中谋求独立的精神支柱。
　　
　　一、从旧题材到新剧作分析
　　
　　王实甫《西厢记》的题材来源于《莺莺传》。《莺莺传》，讲述的是好色的张生引诱寒门女子莺莺并始乱终弃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莺莺和婚姻无缘，它讲述的只是好色之徒的一段风流韵事。到了《西厢记》，门第差别忽然逆转，莺莺成为没落名门的大家闺秀，张生则成了落魄书生，故事中风流韵事转向爱情婚姻，摈弃了原本的滥情之污秽，涅磐成痴情消魂的爱情，而才子的多情中更融入了君子的风骨，摆脱了道德上的尴尬。故事不再是始乱终弃而是“大团圆”的结局。整个故事转变的关键是男主角对爱情的不同态度。这是中国男权主义影响下的产物。王实甫为什么这样来改造《莺莺传》呢？
　　这是由王实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自身的身份所决定的。元代“马上得天下”的统治者，重吏轻儒、废止科举，这极大挫伤了文人的优越感，一心想建功立业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于是，很多文人转从文学的虚幻境界中发泄内心的欲念，寻求安慰。王实甫是元代失意文人之一，其改造原有文学作品理所当然。这是弗洛依德关于艺术是欲念的满足的理论在中国文学中的体现。更明确地说，中国的《西厢记》是文人的欲念梦幻的演绎。
　　和《西厢记》相比，迦梨陀娑之《沙恭达罗》选择的则是关于爱情的形而上的诗意表达。沙恭达罗在《摩诃婆罗多》和《莲花往事书》中都有提到，而且故事已基本成形，但就这个故事而言，迦梨陀娑的七幕剧，显然是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提到沙恭达罗的时候，印度人民不会先想到《摩诃婆罗多》，而是迦梨陀娑。因为在迦梨陀娑手里，沙恭达罗故事中的爱情主题被突出出来，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那么，迦梨陀娑突出表现爱情目的是什么呢？
　　这也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自身的身份有关。迦梨陀娑是国王身边较为宠爱的剧作家，又是婆罗门教的忠实信徒，他的作品中少不了对王权、神权的歌颂。于是，在表现爱情时，王权、神权自然淹没了男性话语权。迦梨陀娑围绕“仙人诅咒”写出的爱情题材，即便对皇帝和爱情的讴歌实际上也受神的意志的支配，自然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总之，中国的《西厢记》是男性的欲念在文学中的表现，而印度的《沙恭达罗》则是王权和神权在文学中的表现。这就使得两个作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爱情格调：《西厢记》喜悦中伤感忧郁，缠绵中患得患失；《沙恭达罗》则在热烈、甜蜜、快乐的气氛中充满神秘的宿命感。
　　
　　二、从女性形象到女性角色分析
　　
　　从女性的形象建构上分析，《西厢记》和《沙恭达罗》各有特色。《西厢记》中写莺莺之美，清刊本标目《惊艳》，一个“惊”字，充分地显示出其貌美惊人，作品先从外貌来写莺莺之美，他一见到“罕曾见”的“可喜娘脸儿”，便“魂灵儿飞在半天”。“则见他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碧云边。”“樱桃红绽，玉粳白露。”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就没见过这么美的！再从声音来写莺莺之美， “半晌恰方言”， “呖呖莺声花外啭”，真可谓“余音缭绕”，不妄了其名曰“莺莺”啊！接着从步态来写莺莺之美，他“步香尘底样儿浅”，“脚踪儿将心事传”，“行一步可人怜”，转入栊门儿的那一瞬间，“似神仙归洞，空留下杨柳烟，只闻鸟雀喧”，这怎么能不让人意惹情牵，怎么不“风魔了张解元”呢！难怪张生见到莺莺之美时会惊叹：“我死也！”从对莺莺之美的描写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作品所描述的是张生眼中的莺莺，“惊”是谁“惊”？作品中的张生，他是作品中男性的代表。更准确地说，是以男性的眼光去审视女性的美貌的，女性是男性世界中的女性。
　　迦梨陀娑的七幕剧《沙恭达罗》，被认为是“代表古典梵语戏剧的最高成就”，并且，它在印度人的心目中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是借用《摩诃婆罗多》中的故事，结合巴利文《佛本生故事》中《捡柴女本生》的故事和细节写成的，是“利用古老的故事，平凡的主题，创造出的万古长新的不平凡的诗篇”。 和《西厢记》相比，《沙恭达罗》在表现沙恭达罗故事中人物形象上是颇有创新的，尤其是对女主角沙恭达罗的描写。在他的笔下，沙恭达罗的外在美和内在美均得以突显。
　　首先表现在对沙恭达罗外在美的描摹上。在印度的文化传统中，“结婚的目的都完全是为了传宗接代而非为了个人幸福”，所以在印度很多艺术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常常是“有丰满的胸部、沉重的乳房、肥大的臀部、衬着细细的腰肢，扭耸的臀部，以及富有挑逗性的眼神”，“充满性感和活力”，这是印度艺术对性的力量的公开的赞扬。《摩诃婆罗多》中关于沙恭达罗的故事这样写道：“那少女双臀丰美，十分吉祥，巧笑粲然，光艳照人，形容姣好，道行高深，长于自制，相貌美丽，青春正富”。作品中，豆扇陀多次直呼沙恭达罗“美臀女”，以此作为一种赞美，可以看出在《摩诃婆罗多》时代的一种审美趣味。《摩诃婆罗多》中对沙恭达罗用“美臀女”加以赞誉，实质上是生殖崇拜的一种表现。到了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作品已不仅局限于此，也不是简单地写豆扇陀眼中的沙恭达罗。他更多地是对她本身秀色天成的美丽，纯洁质朴的打扮的刻画。比如，作品中有这样的描述：
　　这女子真正是秀色天成，
　　竟使她来忍受这磨人的苦行。
　　这位仙人简直是用蓝荷花叶子
　　来割断舍弥树的枝茎。
　　用细密的纽扣系在肩上，
　　树皮衣遮住了她隆起的乳房。
　　她那青春的身躯不能显露自己的美丽，
　　象萎黄的叶子遮住了花朵一样。
　　即使这件树皮衣裳跟她的青春不相称，作为装饰品它终究还是美丽的。
　　虽然给世伐罗缠绕住，莲花依然可爱。
　　月亮里的黑影虽然暗却能增加月亮的光彩。
　　这个妙人儿即使穿的是树皮衣裳仍然动人。
　　什么东西不能装饰娇美的身材？
　　这里，沙恭达罗的形象特征更加丰满起来，她不只是生殖能力的一个表征，更不是以男性的审美观为标准的，而是散发着青春活力，是一个自然之神、美丽纯真的爱之神的形象。
　　其次，在《沙恭达罗》中还着力表现沙恭达罗的内在美。故事中，初去寻找国王要求相认时，沙恭达罗遭到无情的拒绝，她大骂：“卑鄙无耻的人！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还能象你这样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实在是一口盖着草的井？”还说自己“受了补卢子孙口蜜腹剑的话的诱骗”，最后毅然离去。在这里，温柔多情的沙恭达罗大胆地谴责着国王，甚至决然而去，表现出了其性格中刚强的一面，是其内在美有力的证据。
　　沙恭达罗，一开始并不知道眼前的人竟是当今的陛下，她单单因为“他”是“他”而被吸引并陷入爱情。作品中沙恭达罗这样吐露自己的心声：“你的心我猜不透，但是狠心的人呀！日里夜里爱情在剧烈地燃烧着我的四肢，我心里只有你。”当豆扇陀出现后，沙恭达罗立刻又“害起羞来”。这个片段生动再现了沙恭达罗这位纯洁无瑕的少女对于突如其来的爱情的胆怯与期待、矜持与热情。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迦梨陀娑笔下的沙恭达罗兼具着外在的美貌与内在的刚强、纯洁与热情，是“一个后世不可企及的印度古典美的女形象”。和《西厢记》相比，在迦梨陀娑的笔下，女性的自我意识相当强烈，“我就是我”，在作品中“我”大胆地喊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这里，女性拥有了独立的人格，而绝不是仅存在于男性的世界。
　　
　　三、从女性地位到爱情解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的文化中心地位和自恋情结迫使女性始终作为男权社会中的一种陪衬并以点缀的姿态出现。《西厢记》中，莺莺即使拥有高贵的门第，照样担心被弃。即使她有女性的自我意识，“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但终被男权社会所淹没。她无法排遣内心被弃的恐惧。《西厢记》中的老夫人坚持婚姻的社会门第的条件，更是揭露出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依附惯例。女性依附于男性，当男性拥有社会地位，才具备被女性依附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厢记》中的爱情理所当然的是男权主义下的爱情。
　　和《西厢记》不同，《沙恭达罗》产生于印度。印度是一个宗教气息浓厚的国度，神的观念控制着人们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国度里产生的作品中的爱情便自然带上了神的色彩。《沙恭达罗》中，爱情一开始就有一股神力在起作用。两人初次见面，豆扇陀感觉到胳臂在抖动，而沙恭达罗也感情触动，觉得眉头跳动。在之后的故事中，爱情总笼罩在神魔的阴影下，让人感觉有些荒诞。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是为了爱而存在的，为了神性而存在的。印度性力派认为：男女之间性交的快感超越单纯生理官能的享受，而是现象的人与实体的神结合为一体时所感受到的宗教性喜悦。这是印度神权爱情观的最好证明。在这种神权爱情观的支配下，女性意识得到充分展现。沙恭达罗的自我意识以一种明朗的抗争姿态出现。当她受到欺骗时，她便大骂那个“卑鄙无耻的人”、“口蜜腹剑的骗子”。她的绝望不是因为她被抛弃，而是在于她对纯真的爱情被玷污的悲愤。
　　总之，由于不同民族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民族文学传统的差异，也由于不同民族作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个人经历的差异，造成了《西厢记》和《沙恭达罗》在爱情表现上的巨大差异，前者是男权爱情，女性以依附的姿态在作品中出现；后者是神权爱情，女性自我意识得到充分的发展。
　　
　　四、殊途同归的“大团圆”结局
　　
　　虽然两部作品在爱情表现上是不同的，但是作家的内心愿望却不谋而合,“大团圆”的结局是中印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望在作品中的再现，充满着作家理想的色彩。当然，他们这样的美好的结局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沙恭达罗所追求的爱情以及对世俗婚姻的突破,从根本上说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是难以实现的。首先，她所钟情的对象是国王豆扇陀，他是一个喜新厌旧,惯于玩弄女性的薄情郎,他对沙恭达罗的追求是出于一种“家花没有野花香”的剥削阶级的腐朽享乐观念。因此,沙恭达罗的被遗弃绝非偶然。最后沙恭达罗在仙界与豆扇陀相逢,破镜重圆,则主要得力于神的力量,这在现实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崔莺莺处在等级森严、专制冷酷、扼杀人性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要冲破封建婚姻的牢笼,获得男女自由爱情的天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再加上莺莺有另一追求者郑恒，而张生赴京应试,即便高中状元，能否不忘旧情？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我们不难发现，莺莺追求的爱情在现实中同样是不可能的。可是，作品中，郑恒延误婚期,张生衣锦荣归,杜确将军出面作媒证,郑恒娶妻受阻,“触树身亡”，如许的“偶合”情节的出现，才让莺莺的爱情婚姻有了“大团圆”结局。
　　迦梨陀娑和王实甫有着不同的遭遇和经历,但在中印民族戏剧传统、社会心理、欣赏习惯等的影响下，在作家的世界观中,产生了民主倾向性的一面, 他们对爱情都有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 于是，《西厢记》和《沙恭达罗》最终还是走在上了“大团圆”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印]迦梨陀娑著,季羡林译.沙恭达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徐小静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风华书院 315600）

• 徐小静： 中印文学作品中爱情解读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