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而言，阿城的“三王”中，被评说最多的是《棋王》，其次是《树王》，较少被人谈论的是《孩子王》。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棋王》和《树王》更符合“小说”的原貌，即它们故事性强，几乎接近英雄传奇，可以讲述。而《孩子王》则不然，它的故事性非常弱，难以讲述，人物又极其“普通”，不具“典型”性。但是阿城自己却说：“《孩子王》是笔者自认为成熟期的一个短篇。”那么它的成熟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我以为是人物更寻常，细节更日常，语言更家常。简言之，个中有人，有物也有文。
　　
　　一、个中有人，呼之欲出
　　
　　“一个普通人的故事能有趣，很不容易。”《棋王》和《树王》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普通人”的故事，王一生和肖疙瘩其实都很不“普通”。倒是《孩子王》中绰号为“老杆儿”的“我”才地地道道的是个“普通人”。王一生和肖疙瘩都可称为“异人”，是与周遭环境终究有些不协调的“怪人”，他们是“普通人”闲谈的“话题”。“老杆儿”却一点也不“异”，也不“怪”，他在成为“孩子王”之前，已经和所有的人都打成一片了，已经是个做农活的“熟手”，不仅如此，他的待人接物也已经完全“农民”了，这从《孩子王》的开头他被支书召见时的一幕，就可知晓，他的所为所思，甚至比“农民”还“农民”——至少，在我们的想像中，农民就应该是这样的。
　　但“普通”并不意味着“浅陋”“狭隘”和“无知”，更不意味着“苟且”和“平庸”。学校教育给他们留下的印痕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社会教会了他们一整套进退自如的处世之“道”。但他又确实是有思想和追求的人——这是无论什么环境中都有的角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文人气派，在这个只读了一年高中的插队知青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展示。小说还轻描淡写蜻蜓点水般地穿插刻画了女知青“来娣”的角色，更立体地展示了“老杆儿”的立体层面，内敛而别有风情。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老黑、王七桶、王福，都是用老杆儿的眼睛和感受来描摹的，呼之欲出。
　　“老杆儿”的寻常，一如我们的邻人，也如我们自己。“老杆儿”说哑巴王七桶：“似乎他只是一个机器部件。出了故障，自然便有这个部件的用途。”其实，在那个时代，恐怕人人都是“革命的螺丝钉”。他说王七桶，其实也是自况：他自己也是“机器部件”，也是在机器“出了故障”时才显示“用途”——他能有“教书”的经历就是如此。但“老杆儿”有思想，他对教育的种种思考，即便是在当下，也依然让行内人觉得有分量，依然觉得还是教育的瓶颈——这些写得叫行外人不厌烦，叫行内人点头。但是如果说阿城谈的就是“教书”的事，就太小觑了他，他说的决不局限于教育，从其中对“文化”的见解——“文字盲”“文化盲”来看，这是非有大阅历、大学问者所不能道，而且他说的一点也不“深沉”。
　　
　　二、个中有物，耐人寻味
　　
　　《孩子王》中深得中国传统小说“草灰蛇线”之技法，许多初读时以为可有可无的设置，随着叙述的展开，无一不得到回应。而初读时以为很有深意的玩意，后来却又无迹可寻。其中最耐人寻味的，笔者以为是“新华字典”和“烟”。
　　字典。笔者甚至以为，《孩子王》可以将题目改为《字典的故事》，在叙述过程中，中心道具词典——经来娣、王福、王七桶的连锁连接，恰恰自然就有一种温热溢出来，暖热了作者原来想要追求的冷调子：陈林桌上有一本新华字典；王七桶干常人难以想象的重活都不累，但一听到连县城都没字典卖，竟累了；“我”从没想过做老师却做了老师但没有字典，偏偏想做音乐老师而根本就不可能的来娣却有字典；来娣送“我”的字典成了“我”教学的“圣物”；王七桶的儿子王福为了得到字典和“我”打赌；王福决心抄字典；“我”做不成孩子王后，将字典送给了王福。整个小说可以说，就是以“字典”为线索来结构全篇的。
　　在礼乐崩坏的文革时代，“字典”更具象征意味，是礼失求诸野的指向，也传达着一代城市插队知青和民间蚕妇村氓对知识的渴求。
　　烟。“老杆儿”从小说的一开端就是以一个资深的吸烟者的形象出现的，支书扔给他一根烟，他一抽就知道烟牌。如果撇开现代社会的健康角度来谈，烟是非常有趣的物品，很多文人，像朱自清、汪曾祺都很有趣地谈过它。烟，对人的意义是很难说明白的，即便是在饮食都难以为继的情形下，很多人都依然难舍此“好”。在《孩子王》中，除了“字典”，“烟”是最为突出的一个道具，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展开，都化成了小说中的不被人察觉的物件。支书召见“我”，扔给我一根“金沙江”，他自己则抽水烟，应该算是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别人发烟都不会给王七桶，“我”给他烟，是一份“同情”，“我”甚至想送一盒烟给这个勤劳的哑巴，只在表示“我”的人道和优越感。王七桶拆开“我”送他的烟，取出一根，又将烟还给“我”，感激“领情”中，也维持着“人”的矜持——大家都不把他当“人”看，而称呼他为“稀屎”，其实他也是“人”。“我”和老黑之间的烟，这是“友情”。而最后，吴干事在处置好了“我”之后才给“我”烟，“我”说：“不会”，则是一种尊严——“我”何尝需要你的安慰？支书的“金沙江”，“我”给王七桶烟、老黑的烟，吴干事的烟，无不微妙地展示着人物的情感和世故。
　　阿城成长于电影世家，他对电影场景中的道具有完全不同于契诃夫式的理解，他未必要使每一样道具都能发挥它的呼应的功能，但对刻画人物却绝非是可有可无的。还有让小说始终笼罩在诗意氛围中的“太阳”，也真正构成了小说抒情的“意象”。
　　
　　三、个中有文，俯仰生姿
　　
　　单靠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决计构不成小说的魅力。子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阿城的“三王”之所以散发着夺目的光芒，最主要的原因当算是其语言的风采，且看《孩子王》的第一段：
　　一九七六年，我在生产队已经干了七年。砍坝，烧荒，挖穴，挑苗，锄带，翻地，种谷，喂猪，脱坯，割草，都已会做，只是身体弱，样样不能做到人先。自己心下却还坦然，觉得毕竟是自食其力。
　　这一段文字，质朴平实如同口语，识字的人都能读通。但就是这么一段文字，细细品味则可以读出其独特的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和流动性。
　　文字叙说了“我”是怎样度过七年的农村生活的：“砍坝，烧荒，挖穴，挑苗，锄带，翻地，种谷，喂猪，脱坯，割草”，这种活路，不要说普通读者，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也不一定知道究竟是怎样的情形——所谓的“生产队”，看似是含混而抽象的农村泛指，其实地域性很强。但一般的阅读不至于去刻意追究其究竟，因为是“小说”。“都已会做”，是“我”七年的农村生活的“收获”，没有用省略号，更没有用“等等”，其意在表明：收获不菲！没有一丝埋怨和指责。而“只是身体弱，样样不能做到人先”一句，无疑暗示着，倘若身体不弱，一定会做到“样样都领人先”——“我”对那样艰辛繁重的农村的生活，不是逃避，不是应付和将就，而是有样学样，如果可能还要胜人一筹——不露声色的文字始终遮掩不住年轻人的活力和朝气。“只是”一语，轻微转折，略带遗憾，但又是一种开悟，“我”明了自身的局限，而且，这份局限根本就突破不了，于是“自己心下坦然，觉得毕竟自食其力”，而“人先”“坦然”“自食其力”其实并不是白话口语，是很“文”的书面“文言”，不经意地体现了“我”的文化教养，用在这里一点也不突兀涨眼，因为，小说，是看的，不是“说”的。恰如阿城充满智慧的自白：“你找到了限制，也就找到了自由。”《孩子王》的第一段就如此这般给出了种种限制，但同样也开始了限制下的自由展开，整个故事都没逸出这最初的文字风貌。
　　仔细品读《孩子王》，能让人领略到一个涉世很深，浸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者和观察者，以审美的视角，以小说的笔调描摹出的1976年的中国农村日常生活的样貌，意味深长。
　　 (陶静 江苏省靖江市东兴镇文化站 214532)

• 陶静： 《孩子王》:妙处或可与君说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