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诗淳朴自然，最大特征是能够将景、事、情、理融为一体，而能将这四者融为一体的黏合剂便是一个“真”字。陈铎曾在《诗谱》中云：“陶渊明，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几于《十九首》矣，但气稍缓耳。于其功夫精密，天然无斧凿痕迹，又出于《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诗家风韵皆出于此。”
　　分析陶诗之“真”，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第一，陶诗中之“真”首先表现为自然真性。
　　玄学之所谓“自性”，陶渊明之所谓“质性”，即诗歌中展现的诗人个人的禀赋属性，表现出的诗人的个人性情。这样就在目的上和其他人的诗篇有所不同。以往的诗文往往为道德教化，为政治投机，为人生功利，为个体不朽而创作。陶诗则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的、轻松的、移情悦性的创作活动的产物。创作活动是展示自身性情的过程，也是移情自娱的过程。创作完全是适性而已。此种创作态度以其人生态度为根柢的。陶渊明深受玄学影响，他以一种超然的、纯自然的生命意识来看待人生和生命。因此，当陶渊明既不追逐长生、转世和显名等不朽事业，也不贪恋世间物质声色犬马等一般欲望的满足，只是享受人生乐趣，追求自适自娱的时候，他便进入了审美的人生境界。是否为审美的人生态度，一个最大的评判标准，就在于是否以某种功利为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和最终目标；其次在于是否重视过程。功利人生对应以目标实现为人生价值的体现，所以极重目的实现，而审美人生观把人生价值的体现在平凡事件和行动过程中，只要能实现其心胸解放精神自适即可，所以并不追逐目的，只注重过程，事件是否合乎其审美的、悦性愉情的原则。用陶渊明自己的话说就是“称心”，“称心固为好”，用嵇康的话说，就是“足意”，“移情”。不强求，不追逐，不违心，不矫情，不伪饰，就是要“抱朴守真”，“抱朴守静”。陶渊明在一篇《扇上画赞》写道：“郑叟不合，垂钓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美哉周子，称疾闲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娱。翳翳衡门，洋洋泌流。曰琴曰书，顾盼有俦。饮河既足，自外皆休”。他所赞美的前代逸人郑次都、周阳圭的人生态度，总的来说就是“寄心清尚，悠悠自娱”，前者要求宅心玄远，后者要求足意称情。这种足意称情的玄学人生态度已经浸入其诗歌创作中。其《乞食》述道：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乞讨本来是件非常难堪之事，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然而陶渊明似乎不在乎，只是有些“拙言辞”而已，也正是在此“情欣新知欢”的场合，他才“言咏遂赋诗”。他在更为著名的《五柳先生传》中也明确表达了这种创作态度，但以前似乎不为人所注意：“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又于赞中说：“酣畅赋诗，以乐其志”。他之赋诗也非为了理性的“言志”，而是为了抒情之快乐。《归去来兮辞》中他咏诗叹道：“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做诗也好，赋诗也罢，都只是他足意称情之人生态度的一个内容和一种表现。在《饮酒二十首》的序文中他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创作态度：
　　“余闲居寡欢，兼此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闲居饮酒后作诗是如此，与友人出游后作诗也是如此：
　　“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皋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而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
　　也是在其“欣对不足”，即对自然风物的美欣赏不足 的前提下“率而赋诗”，因此赋诗也自然成为欣赏美景这一娱情活动的重要部分。由此之娱情，再联想到人生之短暂，便引出无穷的伤感，亦即诗中所云“中斛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正如晋人所说：“酒，常引人著胜地”。陶渊明之饮酒，也常常达到精神之快乐境界，并且也在此状态下创作诗歌：“我有旨酒，与汝乐之，乃陈好言，乃著新诗”。人生之乐趣莫过于此，一切外物均成自娱之具。这样，陶渊明诗中之真实之情再现于诗中。
　　第二，陶诗中的“真”，也表现在他描写的自然景象上。
　　诗人赋诗的目的在于表现自己的禀赋属性，然而，任何禀赋都要追求适应其自身的表现。在诗中诗人曾这样交代自己的性情“性本爱丘山”，“质性自然”，“过足非所钦”，那么，作者“质性自然”的“质性”也必然于自然山水中来寻求表现。山水自然就成为了陶渊明的“质性”的表现对象。作为自然界中的“真”，在诗歌之中即是“景”。
　　作者在诗中，极力描写一种朴实而静谧的自然画面，以作为自己感情的归依之所。他的《归园田居五首》第一首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作者在诗中描写了村居环境的淳朴清净可爱，抒发了他摆脱世俗尘网后的轻松愉悦的心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开始几句，交代了自己的禀赋之性“性本爱丘山”，那么下面对自然画面的描写似乎正是作者本性的归依所在。作者以清淡笔画描绘出淳朴宁静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乡村田园。在作者笔下，那淳朴的乡村充满生机，情趣盎然。茅舍数间紧挨十余亩田地，房前屋后，榆柳成荫，桃李花繁。一切的一切都安适自在、和平恬静，色彩明快，富有情趣。“暧暧”、“依依”二词，状景传神如画，又有笔墨难以达到的境界。那种亲切温柔的情感，那种恬美、宁静的氛围，那种如雾里仙山，朦胧隐现的境界，丹青妙手只怕不容易画得出来。“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二句以动托静，以声显寂，比梁朝诗人王籍的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更含蓄不露，宁静中又透出恬淡的乡村生活气息。这一幅村居图，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有远景、中景、近景；不是单调板滞的，而是生动的，有声有色充满生气；不是对景物照相式的描摹，而是景中有色有人，情景交融，恬静美好的田园风光，与诗人清净无为的胸襟品格及闲适自得的人生乐趣融为一体。诗人将自己追求淳朴、天真、和谐自然、清净自在的生活理想，寄寓在平凡的田园景色中，为作者“性本爱丘山”的天性找到理想的寄托之所。
　　第三，诗人在其作品中极力体现宇宙之真谛。
　　在古代玄学中，常常将“真”解释为“道”，也常常将“道”解释为“真”。诗人在其作品中，极力表达个性之真，以个性之真求自然界之真，寻求宇宙的本体——道，从而达到玄学中人的最终追求。到底宇宙之道是什么呢？陶渊明在诗中并没有明确指出。然而从诗中作者对自己的感受，人们不难体会出它的所在；这在《饮酒》第五首中有所体现：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全诗宗旨是归复自然，而归复自然第一步，是对世俗价值观的否定。自古至今，权力、地位、财富、荣誉大抵是人们追求的对象，也便是公认的价值尺度。尽管庄子早就说过，这一切都是“宾”即精神体的对立面，但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终究无法摆脱。而陶渊明似乎有所不同。他当时刚刚从官场退隐，深知为了得到这一切，人们如何地钻营取巧，装腔作势，恬不知耻地丢掉一切尊严，他发誓要扔掉这些“宾”位的东西，回到人生的“真”性上来，这样也就有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宁静。作者排斥了这些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作者的人生基点是什么呢？这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简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存在于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而且甚至更重要的，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界和宇宙而存在。从本源上说，人的生命原来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大化”迁变的表现，所以，完美的生命形态，只有复归自然，才能得到。回到自然的陶渊明看到了什么呢？当他在自己的庭院随意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这时人与山似有默契，人悠然，山也悠然，共同的旋律从人的心灵与山色美景中一起和谐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见南山何物？日暮的岚气，若有若无，饶于峰际，成群的鸟儿，结伴归向山林。这一切当然是美的，但这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似乎验证了诗人的人生观，使作者感到自己似乎找到了宇宙之道。然而作者并没有明言，但从诗人高情远韵的人格风范，萧散冲淡的诗歌风格和平淡简远的诗歌意境，我们也看得出，这位诗人正是宇宙之道的实践者。
　　总之，陶诗中无论叙事、写景、论理、抒情，处处体现为一个“真”字，但层次有所不同。第一层真即个性通过第二层真即自然，最终达到第三层真即道。这三层真仿佛三个同心圆，一个比一个大，同时也一个比一个高，从而构成一个稳定的三位一体，造成其诗极富有个性，又有许多美景，意境上清空而辽远。由此可见，一个“真”字不仅道出了陶诗的丰富内涵，也折射出陶渊明返朴归真的人生追求。
　　
　　(侯艳红 山东省济南幼儿师范学校 25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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