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苏轼这首《浣溪沙》词,是宋词名篇之一,人教版义务教育中学语文教材将其作为阅读篇目予以重点推荐。这首词作于元丰元年(1078)作者任徐州知州时期,原作共五首,此为第四首。它的主题,一般被认为反映了对雨后农村新景象的描绘、对喜悦之情的表现及对劳动者的歌颂。如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1](P28),程千帆、吴新雷著的《两宋文学史》[2](P175)等均持此论。然参酌史乘、细察文本可知,苏轼此词实与其任职徐州前后的仕宦背景密切相关,也与他长期以来反对王安石变法大有关系。“以诗为词”的苏轼,只不过借此词婉达他对百姓的同情、对自身政治际遇的感怀而已。
苏轼制科中第步入仕途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除治平三年(1065)四月至熙宁二年(1069)二月归蜀服父丧外,从熙宁二年至熙宁十年(1077)四月任徐州知州,这九个年头,他在政治上的主要表现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如熙宁四年(1071)正月至三月,他先后给神宗帝写过《议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书》及《再上皇帝书》等书信反对变法。后终因王安石排挤致其在朝中无法立足,于熙宁四年七月自求外补任杭州通判。从此,他开始了“乌台诗案”前为期八年的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职经历。
《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正创作于新法在全国推行如火如荼之时。王安石变法具体内容,史有明载,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等为其内容之大端。其中对农民生活影响至甚者,数“青苗法”及“免役法”。“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免役法之法,据家资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一概输钱”,[3](P10544)青苗法本意在帮助农耕,却因政府散放的青苗钱到了农户手里使用不当,反添沉重负担。《宋会要辑稿·食货》载:“闻官中支散青苗,竞欲请领,钱一入手,费用横生。酒食浮费,取快一时,及至纳官钱贱卖米粟,浸及田宅,以致破家。”免役法本来意在使农、政分离,为国理财,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又生出许多弊端,如无钱农户欲出人工完成劳役,政府却只收钱再转而雇工。故此二法的最大影响,是造成了民间的钱荒。
对此问题,当时的争论非常激烈。如苏辙《栾城集》卷37《乞借常平钱置上供及诸州军粮状》云:“自熙宁以来,民间出钱免役,又出常平息钱,官库之钱,贯朽而不可较。民间官钱,搜索殆尽,市井所用,多私铸小钱。”《宋会要辑稿·食货》65之37条章惇云:“臣再详(司马)光所论事亦多过当,唯是称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纳钱;又钱非民所铸,皆出于官,上农之家所富有者,不过庄田、谷帛、牛具、桑柘而已,谷贱已自伤农,官中更以免役及诸色钱督之,则谷愈贱,此二事最为论免役纳钱利害切要之言。”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三十《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亦云:“无问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钱是求。”苏轼自己早在杭州任职时即写过《吴中田妇叹》以述百姓之苦:“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元祐元年(1086),时隔十多年以后,他对皇帝议青苗、免役二法之弊时又提到:“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疫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4](P578)
农民本无钱,现在一律要输钱免役,再加上青苗息钱等,所以农村出现了严重的钱荒现象,这并不难理解,对此苏轼深感忧虑但又回天乏力。杭州任上时,他就有诗反映过农村在散放青苗钱后出现的奇怪现象:“杖藜果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到了徐州,他对这类变法条款给农村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了更深的认识,但仍得“力行之不已”,故可知其心情痛苦。他的徐州诗作《宿州次韵刘泾》及《代书答梁先》等云:“我欲归休鼓瑟稀,舞雩何日著春衣。多情白发三千丈,无用苍皮四十围”,“此身与世真悠悠,苍颜华发谁汝留。强名太守古徐州,忘归不如楚沐猴”,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首《浣溪沙》词。周汝昌先生在《唐宋词鉴赏辞典》中论此词云:“若坡公此等词,则唯以最寻常最普遍最不‘值得’入咏的景物风光写之为词,此真奇外又奇”。实际上,进入苏轼此词中的物象得之于词人的写实之笔,并无多少奇处可言。周先生所谓“奇甚”的“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等句,道出的正是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农民为解救钱荒,着意于经济活动的事实。
全词上片集视听于一体写了三幅图景。首句写行进于道上,风摇枣花使其簌簌落满衣襟;接下来写进村之后听到的缫丝之声,作者强调“村南村北”,意在突出整个村子都是此等声音;接着以一句“牛衣古柳卖黄瓜”写目之所见。整个上片,词人写出的实则是他所感受到的农村初夏忙碌中的枯寂之景。试想,若不是这环境的寂静,词人怎能对枣花下落的“簌簌”之声印象如此深刻?不是四周围少了鸡鸣狗吠与人声喧闹,他又何能对缫丝之音有如此盈耳之感?不是四周围人影稀少,道路寥廓空寂,披“牛衣”者古柳下卖瓜之象何能如此惹眼?
上片借景与声写足了空旷与寂寥,转到下片,便自然是词人深觉路漫漫而倦怠不已的自我感觉之交代。因日头正高而人又昏沉乏力,口渴难忍,故词人说“敲门试问野人家”。以贾岛“推敲”之典类之,则这“敲”字,无疑又进一步印证了此时乡村环境静寂而行人皆无的事实。如此,则“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之句到底是否“唯以最寻常最普遍最不‘值得’入咏的景物风光写之为词,此真奇外又奇”,即不言自明。“牛衣”一词,俞平伯先生释“这里只不过说卖黄瓜的,衣衫蓝褛”[5](P113)。苏轼任职徐州时,徐州百姓生活相当艰难。熙宁十年秋,他初到任徐州三月,即发生黄河决口、水淹徐州的严重事件。《宋史》本传云:“城将败,……筑东南长堤”,“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其城”。事后,因抗洪有功,苏轼得朝廷嘉奖。苏辙为其兄所作《墓志铭》载:“讫事,诏褒之,徐人至今思焉。”第二年春徐州又发生大旱,苏轼《徐州祈雨青词》述当时情况:“烟尘蓬勃,草木焦然。今者麦已过期,获不偿种;禾未入土,忧及明年。”严重的旱情使得这位知州不得不亲往徐州城东二十里处的石潭祈雨,然后谢雨。此词即作于这次谢雨回来的路上。
原词第三首中,苏轼即有句明言百姓生活之艰难:“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麨软饥肠。”清人楼俨《蓑笠轩仅存稿·洗砚斋集·书坡仙词后》说这两句“传唱人间,必有堕循吏之泪者。所谓直书其事而情自见也”,真深得坡公词心!而苏轼自己作于此《浣溪沙》词同时的诗歌《答郡中同僚贺雨》也说得清楚:“水旱行十年,饥疫遍九土。奇穷所向恶,岁岁祈晴雨。虽非为己求,重请终愧古。”“天地本无功,祈禳何足数。”他其实并不相信乞雨能起什么作用,但因水旱横行,饥疫遍地的惨痛,转而乞天降雨也实为迫不得已。这“水旱行十年”的时间,也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十年。苏轼反对变法,眼看民生日蹙,国计难持,他虽然屡次上书建言,却无力改变现状。“用违其才志不展,坐与胥吏同疲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让他心生“酒困路长唯欲睡”的疲惫落寞之感?故这首小词,苏轼只不过通过对农村生事的描写,把他对农民的同情,对变法派的批判,以及自己久滞地方任上不得重用的苦闷之情写出来而已。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项目(2010jk350)、咸阳师范学院科研项目(09xsyk109)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1]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元]脱脱等:《宋史·王安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4]苏轼:《苏东坡全集·苏东坡文集》,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
[5]俞平伯:《唐宋词选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世忠 陕西省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7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