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深刻、让人回味、令人深思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对中国农民的命运是极为关注的，他既看到了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也能洞察他们愚昧麻木的灵魂，代表作如《阿Q正传》、《药》、《风波》、《故乡》等。同时，鲁迅自身又是一个知识分子，笔下自然也少不了知识分子这样的人物，他的作品中有对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同情，如《孔乙己》、《白光》；有对封建卫道士知识分子的讥讽，如《高老夫子》、《肥皂》；更多的是对那些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彷徨探寻、苦闷求索出路的知识分子的感同身受，如《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类人物题材构成了鲁迅作品的主要内容，然而我们不得不说，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鲁迅作品中另一类独特的人群——“狂人”。
　　“狂人”形象当然来自于《狂人日记》，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借助狂人的口说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夹缝中藏着“吃人”两个字，揭出历史的黑暗与真实，否定“从来如此”的旧规，认为“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并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真可谓石破天惊！要知道这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如此重要的作品，他的主人公竟是“狂人”，这不得不让人在佩服鲁迅的敏锐洞察力和独特表现力的同时，也让人思考鲁迅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狂人”意味着什么？写其他人不行吗？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故作惊人之语？它是一个独立的偶然的现象吗？
　　事实上，“狂人”这一独特的人物形象并没有随着《狂人日记》的刊登结束而消失，而是在鲁迅以后的创作中多次出现，有时是显性的，有时是隐藏的。甚至有人认为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狂人家族”。笔者觉得“家族”这个词有些庞大，但确实除了《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还有好几个人物形象也与“狂人”有着联系。比较明显的例子如《长明灯》中的不知名姓的“疯子”，他坚持要熄灭掉吉光屯的“长明灯”，并且高喊“放火”来毁掉供奉“长明灯”的庙。《药》中的夏瑜，在狱中宣传“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被阿义打了之后却说阿义可怜，被茶馆里的一群人公认为“发了疯了”。而隐藏的“狂人”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虽不明显，多少也沾点“狂人”的气息：吕纬甫曾“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曾“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魏连殳曾经是个“新党”，被人们认为是“很有些古怪的人”。此外还有在《野草》集中的一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那个要帮奴才开窗却遭到围攻与驱逐的“傻子”。甚至有人将阿Q、祥林嫂也视作“狂人家族”的一员，笔者不太赞同“狂人家族”的无限扩大，但至少已经说明“狂人”形象是有着群体性而非个体的。
　　这些“狂人”有着一些共同之处：他们本身不一定是“狂人”，却被人视为“狂人”；他们不满现状，要求改变旧的，希望出现新的，期望生活、社会、命运的改变；他们的言行不符合世俗，不同于习惯，不遵守教条，不逆来顺受。总之是有些另类、有些出格的。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可以将这些“狂人”看成是反叛者、先觉者。他们的疯狂就是因为他们的觉醒，或者说他们用疯狂的方式希望给他人带来觉醒，他们是“铁屋子”里首先呐喊的几个人，是和唐·吉诃德、《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布鲁诺、尼采等都是同一类型的人。甚至可以说“狂人”又何尝不是鲁迅自己呢？那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人不狂吗？那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人不狂吗？因此，鲁迅塑造这一“狂人”形象是有深意的。如果说写农民是揭露了国民的麻木愚昧，写知识分子是展示了探索者的软弱彷徨，而写“狂人”则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斗争的勇气和决心，总有一些人不想再做“沉默的大多数”，总有一些人想要站出来“呐喊几声”。尽管鲁迅将这一重任交给了“狂人”这一尴尬的角色，尽管这些“狂人”的呼喊是微弱的；尽管“狂人”本身不是坚强的战士，但他们能够暗示人们去看待现实中的一些革新力量。鲁迅的这句名言“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正如这地上的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有了这几个狂人，也让我们看到了“微茫的希望”。因此，“狂人”形象的塑造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也是鲁迅“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一个体现。
　　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些“狂人”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他们的抗争注定是悲剧的。历史上的“狂人”从来都不曾有过好结局，尼采真的疯了，布鲁诺被烧为灰烬。鲁迅作品中的“狂人”也不能幸免。在“狂人”与病态的社会作抗争时，社会太强大，病魔太厉害，而“狂人”只是孤军作战，胜负自然不难判断。狂人有两种结局，要么壮烈的死，要么卑贱的生。
　　如果坚持战斗，势必是以牺牲为代价。夏瑜被杀之后竟然被做成“人血馒头”，何等悲凉！《长明灯》中的“疯子”被关在那里，使其“放火”的宏愿终不得实现。《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傻子”帮助奴才开窗却遭到一群奴才的围攻与驱逐。现实的世界是容不得这些“狂人”来破坏规矩的，不但上层统治者要压制“狂人”——因为他们要维持一个有良好秩序的“奴隶”社会；就是下层百姓也不能容纳这样的“异类”——因为不能让他们连“做奴隶的机会”也没有。因此，“狂人”的努力注定失败。
　　当然还有就是卑贱的生，就是由“狂人”变为正常人。《在酒楼上》《孤独者》中的吕纬甫和魏连殳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他们有过反叛，有过抗争，但因生活所迫，又都走上敷衍、苟且的道路，魏连殳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这又是何等悲哀！当“狂人”不再具备斗志，已经完全泯然于众人的时候，“狂人”的悲剧意味是可想而知的。他们难道“觉今是而昨非”想要“弃暗投明”吗？不，恰恰相反，是那个病态的社会以巨大的力量吞噬了他们，使“狂人”再也无力呼喊，只能屈从于社会的淫威，而这屈从的背后该有多少痛苦，多少辛酸啊？其实，就连鲁迅的“狂人”系列的第一部作品《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不也屈服了吗？在展示狂人的日记之前有作者的一个“识”可作证明，“狂人”的兄长说“狂人”“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只这么几个字就让我们感受到沉重的打击，彻骨的悲凉。所以，“狂人”做不得呀，这是鲁迅的矛盾与尴尬，也是“狂人”的必然结局，不亦悲哉！在这样的社会里，正常人感觉不到现实的不正常，反而“狂人”被认为是病态，这本身就令人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不是不合理的向合理的靠拢，而是合理的最终被不合理的扼杀……
　　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在《失败的鲁迅与鲁迅的失败》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鲁迅的成功与失败。他认为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揭示出了中国的黑暗并能与黑暗相对抗，然而鲁迅“没有能够在绝望中找到真正的灵魂皈依，也没有能够在虚无中坚信意义、在绝望中固守希望”。鲁迅没有背对苦难，面向光明，没有找到一条通往爱、信仰、光明的道路。意识到失败的鲁迅开始认为“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于是他将书斋改成堡垒，从文学“引起疗救的注意”转向了对革命的推崇。1926年以后，鲁迅的创作开始由小说向杂文转变，他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姿态批判现实。但是，“狂人”或鲁迅的“狂”仅仅是对旧世界的绝望，对黑暗的几声呐喊，而不能解决中国几千年来的问题。最后，我们也不免发出这样的感叹：靠“狂人”救世是不可能的，鲁迅救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鲁迅也并没有将自己拯救出来，当然我们也不必对鲁迅有太多的苛求。
　　
　　(顾小兵 江苏省苏州市震泽中学 2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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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兵： 试论鲁迅作品中的“狂人”形象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