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13日，北京大学青年教师芦荻，向时年82岁高龄的毛泽东同志就中国古典小说诸多问题请求赐教，特别是对《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的评价问题。
　　
　　一
　　
　　应当说，这三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是毛泽东同志一生中读得最多，最为喜欢，并且是受影响最深的小说。据朱霖同志回忆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我看后受益匪浅。”[1]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同志对红军、八路军著名将领贺龙、徐海东说：“中国有三部名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谁不看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2]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长谈时，就曾深情地回忆起儿时、少年时在韶山冲山下读《水浒》、《三国演义》时的情形：帮母亲烧火做饭，就着灶火看；帮父亲舂米，虽说脚在不停地踩，手、眼却捏着书在看；上课时就用课本遮着小说看。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去“抗大”作报告，回忆起他在井冈山斗争期间，有一天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有没有《水浒》、《三国演义》之类的书，中国苏区文化贫乏，交通又极不便利，而毛泽东本人又读书成瘾，所以很想看看这些儿时读物，并用以指导当时极为艰苦的红军反“围剿”斗争。后来，终于在湖南茶陵谭延闿的老家意外弄到一本《三国演义》，毛泽东同志欣喜若狂，如获至宝，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3]要知道，毛泽东虽然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且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一生执着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只知道生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而不问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那必然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反映在政治斗争中，就是“左倾”共产主义幼稚病；反映在军事斗争中，就是“左倾”盲动主义。井冈山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红四军领导的坚强领导下，受到了蒋介石等人的仇视，为此，敌人悍然发动了“围剿”，企图扑灭红军的革命之火。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在战略上绝对处于劣势的地位。但是，面对强敌，毛泽东同志灵活运用中国古代，特别是《水浒》、《三国演义》所描写、反映出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略战术，和充满辩证法的军事指引艺术，制定和采用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诱敌深入，拣弱的打”，以及“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红军战士和全体指挥员坚决执行了“毛委员”的战略思想，结果，不仅连续三次击退围剿的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而且扩大了中央苏区红色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谈及当年的井冈山斗争：“当时党内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吗，是照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有看。”[4]众所周知，红军进行完第三次反“围剿”之后，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毛泽东同志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另据汪澎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一书提供的资料说：“1932年临时中央到达根据地，不但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们进行批判。教条主义者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的战术；把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做现代的战略。”[5]而李德、王明等“三人团”却无视蒋介石亲率四十万、五十万大军的现实，却生搬硬套共产国际代表和德国军事顾问制定的“阵地战”辅以“短促突击”，“以堡垒政策对堡垒政策”，欲“据敌于国门之外”。而时任红四军十七师政治部主任的王震同志，在汇报了“关于湘赣苏区军事工作”并听取了博古、李德的上述指示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问王震：“堡垒对堡垒，敌人有多少人多少枪？你有多少人多少枪？堡垒对堡垒你们摆得满吗？”分明对这种蠢猪式的战略指导思想嗤之以鼻。接着毛泽东又怀着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家胸怀，语重心长地对王震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你们是不是先给敌人打圈子，牵着它的鼻子转，等它疲劳了，再设法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消灭它的办法，可不可以用偷袭、打埋伏？截击敌人的行军纵队，找他的腰部或尾部打？总之，还要用那个‘十六字诀’，千万不能硬攻，尤其是北方军队善守，他们做工事，你们就不要打了。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保住一整块地盘，为红十七师返回湘赣苏区准备个立脚之地。”[6]王震同志向所在部队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谈话，结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取得了全歼敌军一个旅的重大军事胜利。然而，由于当时临时中央和“三人团”完全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一意孤行，结果，红军不仅未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而且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完全丧失，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漫无目的的长征。对这一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毛泽东同志的夫人贺子珍是很有发言权的。她回忆说：“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几遍。他的记忆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东西。”后来，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是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的……当然，毛泽东是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了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今天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著作中的人物及故事，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中国的革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7]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内外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依然十分激烈、复杂，毛泽东又反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三遍”，“不要去注意哪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8]毛泽东逝世以后，不少外国传记作家都提及到《水浒》、《三国演义》对毛泽东一生无形的深远影响。例如，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说：“在韶山期间，这些东西比任何东西更影响了毛泽东的心灵世界。”又如美国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称：“这些小说对他无疑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少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幼年时期对父亲的种种叛逆行为，独自告别家乡韶山冲去长沙求学，并以诗明志，在长沙又组织、发动“驱张运动”；“五四运动”期间独自拜谒水泊梁山，其后又在湖南、上海等地秘密创建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胜利后，又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又亲自组织、发动著名的“秋收起义”，随后会和朱德所领导的“南昌起义”残部，终于在罗霄山脉的井冈山地区创建中国革命史上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建立了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早年的这些耳熟能详的革命运动，除了他自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之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接受了《水浒》“乱自上做”、“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朴素造反思想的影响。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得中国人简直吐不过气来，由于中国人口的90%以上是农村人口，国民经济的主体仍然是农业经济，而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虽说开始觉醒并呈现高涨之势，但中国的工业资本更多的是官僚买办资本，民族工业还不发达，所以，中国工人阶级要对抗的是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官僚和封建军阀联合掌控的强大国家机器，因此难以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通过工人武装起义，夺取中心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这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国情。基于这样的国情，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的党中央制定的“进攻大城市”、“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盲动主义路线，而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然后在广大农村组建农会，组建以农民为主、工农结合的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权，从根子上铲除反动政府的政权基础，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在未被实践证明是否可行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提出如此的“毛氏革命理论”，在马列主义传播史和实践史上，无疑是破天荒的。如果硬要寻找理论依据，恐怕只能从《水浒》一类小说中去寻找了，因为，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历次农民起义，还是义和团运动，都如同蒋介石称红军一样，一律被称之为“贼”、“匪”，唯独《水浒》能是“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金圣叹语）。所以，《水浒》反映梁山农民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直至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成功斗争经验，为农家出身、在闭塞的韶山冲成长的毛泽东自然接受和无形吸收，似乎成了历史的必然。胡世厚先生也在《毛泽东是应用〈三国演义〉的典范》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在领导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针对敌强我弱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战略方针，如井冈山时期提出上述的‘十六字’方针（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笔者注）；三次反围剿时期提出‘诱敌深入，拣弱的打’；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解放战争时期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等等，都是贯彻以弱胜强的作战指导思想，采取的正确的作战方针，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毛泽东的这些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除了战争实践、哲学等多种因素外，《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给了他不少智慧、灵感和启发，使他从中借鉴了一些指挥作战的方略。这一点无疑是不可否认的。”[9]窃以为，胡世厚先生这一研究结论，同样适用于《水浒》给予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并付诸实践的客观实际状况。或者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实际状况出发，在提出中国革命的总战略思想时，较多地接受了《水浒》的影响和启迪，那么，从“红军割据”时开始，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指挥了井冈山红军三次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敌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以及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保卫战。在这一系列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同志一切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实际出发，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尽可能地争取国际同情和援助，既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天才，又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孙子兵法》等古代军事著作、小说中汲取有益于我方的历史经验、教训，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在中国战争史、甚至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军事胜利，并为他身后之“中国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军事战略思想基础。所以，完全可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多元的，是在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滋生的，更是在中国近现代化各种不同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形成的。它已不属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而应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笔者也是从这一文化和实践层面，确认毛泽东关于“《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三遍”的正面评价。
　　
　　二
　　
　　文章开始，笔者便开门见山地提及芦荻当年向毛泽东同志请教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据1975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七十一回本《水浒·前言》吐露，毛泽东当时对《水浒》的评价是：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另外，出版者还在扉页上刊出“鲁迅论《水浒》”一小段文字——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按理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学、古典小说是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的，此前发表过的观点大多数也是很精辟的，甚至是很独到的。比如，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时，多次提到《水浒》，并指出“《水浒传》上有很唯物辩证法的事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说：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10]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又说：
　　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 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11]
　　在《矛盾论》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又说：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了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三个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的木马计相似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12]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又说：
　　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13]
　　虽然毛泽东同志只在这里说 “围魏救赵”之计，并未提及《水浒传》。但是，王利器先生引证，《水浒》第六十三回《宋江兵取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中就成功运用了这个“办法”。《水浒》写道：
　　蔡太师道：“梁山泊草寇围困大名，请问将军，施何妙策以解其围？”关胜禀道：久闻草寇占住水泊，惊群动众；今擅离巢穴，自取其祸。若救大名，虚劳人力。乞假精兵数万，先取梁山，后拿贼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顾。”太师见说，大喜，与宣赞道：“此乃围魏救赵之计，正合吾心。”[14]
　　也许有人会说，上面所引数例，同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之前一贯认定《水浒》是“好书”的正面评价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谈的仍然是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思想等方面的问题，与“文革”中他评价《水浒》的角度、口径不一致。因为，所谓“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就是革“封资修旧文化”的命，革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命，也有人戏称为“革文化人的命”。不过，至少在1957年“反右”之前，毛泽东同志对知识分子——“文化人”——还是相当重视的。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15]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没有像诸葛亮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肯定不行；而要想取得起义的胜利，没有像吴用、公孙胜、刘伯温那样为主子竭忠尽智、出谋划策的智囊人物，也是不行的。眼看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即将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我们更要超出前人，要像三国时期的刘备那样重视、重用诸葛亮；像《水浒传》中的宋江那样，重视、重用吴用、公孙胜；像元末明初的朱元璋那样，重视、重用刘伯温。毛泽东同志在胜利前夕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绝不是就小说谈小说，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语重心长地强调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全党要重视知识分子。
　　笔者最近看了一期凤凰卫视的“潍柴动力大视野”的文化访谈节目，主持人据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透露：曾经被毛泽东同志赞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文人鲁迅，不要说“文化大革命”这道坎过不去，就是57年“反右”这道关也过不去。周海婴在书中称，1957年春夏间毛泽东在上海同一民主人士私下交谈时说：“鲁迅如果活到现在，要么闭口不说话，要想动笔就到监狱中去写。”这一坊间传闻在相关报刊上驳议的人很多，但私底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人也不少。就连我们这帮“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大学教授，回想起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中学教师，目睹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纪念馆”陈列的6000“文化人”下放向阳湖的老照片，至今依然不寒而栗。从1957-1976年，用《儒林外史》楔子中的一句话，真乃“一代文人厄运”。
　　当然，谁也无法否认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一句“毛主席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高度概括了中国人民对他丰功伟绩的永远尊崇。但毛泽东同志也是人，不是神，在对史无前例的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可贵探索中，他也不可避免地犯下了延缓进程的历史性错误。比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幻想一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大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运动；幻想“赶英超美”，为让“钢铁元帅升帐”而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当然，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通过大力开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终于克服了天灾人祸，迎来了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好时期。但是，毛泽东未能正视当时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却向全党高度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偏离了党在新形势下的工作重心，乃至“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直接导致了十年浩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与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灾难性结局。
　　毛泽东同志晚年，笔者个人认为有两件大事始终困扰着他。一是接班人问题，二是身后的政治遗产如何认定的问题。就第一点而言。在毛泽东生前，除自己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均主持过中央日常工作。对刘少奇同志，毛泽东对这位湖南老乡的工作能力、工作实绩和在党内仅次于自己的崇高威望，表明上没说什么，心底却是有成见的，特别是北京7000人大会，居然有人喊“刘主席万岁”，他应该是很“挠心”的。所以，“文革”开始不久，他便听任造反派揪斗、关押这位中共“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至孤零零地病死狱中。谁知道他在“文革”中钦定并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不仅制定“五七一工程纪要”阴谋杀害自己，还挟持三叉戟飞机准备叛逃，最终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周恩来同毛泽东一道创建了军队和国家，可是绝症缠身，竟然早于毛泽东辞世。就剩下一个邓小平，“文革”初红卫兵打倒了他，当时的党中央也开除了他的党籍。但是，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毛泽东这才倍感“人才难得”，重新起用了邓小平。通过他对各行各业大刀阔斧的整顿，国民经济迅速好转。毛泽东似乎觉察到邓小平的“整顿”，偏离了自己的“革命路线”，于是在大会小会上大讲“三要三不要”，特别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其实就是毛泽东对邓小平“以整顿为名，阻碍文化大革命”而提出的严重警告。毛泽东评《水浒》中“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看来是有所指的。“四人帮”发动“评《水浒》”运动不久，又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的第二次政治生命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也就自然终结了。
　　就第二点而言。如前文所说，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是相当丰富的。但是，后人如何评价自己亲自发动的、现在收不了场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生前最大的一块心病。毛泽东的确想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比如，他在晚年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确是对马列主义的一条重要理论贡献。但是，如何构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毛泽东同志极想以此作为自己最后的政治遗产留给继任者，以永保党旗、国旗不变颜色。十年“文化大革命”，他看到十几亿人像对神一样敬仰自己及其思想，自己的每一句话被人们认为“一句顶一万句”。但他依然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林彪一天到晚跟在自己屁股后面高喊“毛主席万岁”，回到家里便和死党们炮制政变纲要；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拉帮结派，也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捣乱可以，“抓革命，促生产”哪样都不行。唯独周恩来、邓小平，一贯心怀坦荡，光明磊落，从不搞阴谋诡计，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总是任劳任怨，苦撑危局，欲挽狂澜于既倒。然而，若依靠邓小平，他起用的全都是“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同志；若支持他搞整顿，恢复的全都是“文革”前刘邓路线的老一套。毛泽东似乎在想：依靠邓小平认同“文化大革命”，认同“文化大革命每二、三十年搞一次”的“继续革命”理论，显然是行不通的。于是又有了毛泽东在评价《水浒》时说的：“《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之外。”试问，这段话中的“皇帝”是谁？向谁投降？谁敢“屏晁盖于一百○八之外”？（其实，“四人帮”当年就已将毛泽东的评论作了注释：就是要架空毛主席。）
　　再回过头来看，毛泽东1975年评论《水浒》的言论，不能代表毛泽东一生的政治观点、军事观点和学术观点，那是特定年代、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产物。不过，如果我们从纯学术层面去看问题，毛泽东晚年对《水浒》的评价，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注释：
　　[1]朱霖：《大使夫人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2]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3]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黄允升：《遵义会议记实若干史实辩证》，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5]汪澎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李慎明：《纵马湘赣》，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7]王行娟：《贺子珍的路》，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
　　[8]黄连秋，王涛：《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参见山西省清徐县罗贯中研究会内部编印：《罗贯中与〈三国演义〉论集》，2003年印刷。
　　[10][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68年12月湖北版。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8年12月湖北版。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68年12月湖北版。
　　[14]施耐庵：《水浒（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单长江 湖北咸宁学院 437100）

• 单长江： 一代伟人毛泽东对《水浒》的真实评价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