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城市都为他的书写者提供着语言、经验和叙述。书写者也在不断寻找着角度和话语,书写着他们心目中的城市,而并不将之定型化。王德威说:“都会的流动变貌是香港的本命。”可以说,流动变貌是一切都市的本质。在对流动变换的都市的书写中,变动的是什么,恒定的是什么,在张爱玲、亦舒的叙述话语中,我们或可瞥见一二。
　　流动的都市里,张爱玲锁定的是稳定、缓慢变化的都市横截面。城市现代景观的缺席是张爱玲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新感觉派笔下的电影院、咖啡厅、舞厅等极富现代意味的都市景观在她的文本中鲜有提及,取而代之的是街道、公寓等市民日常生活的场所。因此,刘呐鸥、穆时英笔下充满着动感的都市在张爱玲笔下,成为稳定的、缓慢变化的甚至有时候是停滞不动的,这是都市生活的横截面,是日常人生,是浮世的悲欢。她认为飞扬的五光十色的人生只是都市的浮光掠影,安稳的人生才是生活的底子,“这个时代是凡人的时代”。因此,张爱玲有意避开社会政治事件,以“琐碎历史”颠覆大历史,以都市民间来表现都市风貌。
　　都市民间在张爱玲笔下,是一个靠物质生活来维系的精神向度,它的特征是不管社会变动,政治因素和时代精神的变化,它有自己完整的生活逻辑和价值体系。像佟振保,他的安稳的春天一样的生活,不管里面其实有多么丑陋,但他不能让它被破坏。婚后荒唐的放荡生活只是对生活常规的短时间偏离,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常规的生活轨道上。张爱玲写战争——非常环境中,市民庸常的生活状态,就像封锁的间断时间里的电车。紧张的空气被关在了电车门外,这里是一个封闭的,不受打扰的空间。婚丧嫁娶、吃喝拉撒,市民们照样做着开门七件事,上海姨娘平凡琐细的一天,俗世男女精于算计的爱情,都为张爱玲所津津乐道,这正应和了她“单是活着就是桩大事”的生活哲学。
　　对“生之艰难”有了切肤体验,她在关注市民庸常生活的同时,目光也趋于理解和同情,摈弃了单一、浅薄的歌颂或暴露。现代都市经济关系对人的支配是张爱玲都市文本表现的主题之一。《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微龙是为了享乐与金钱而背叛了破落世家的道德传统;而曹七巧,是为金钱而战胜了自己的性的欲望,那被金钱的枷锁沉重压着下的人的挣扎,达到了恐怖的程度。在这里,张爱玲不无揭露与批判的意味,尽管如此,她的感情仍是慈悲和理解的。“所有可恨的人,细细探他的内心,终究不过是可怜人。”用胡兰成的话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用悲悯的心来发现小市民的种种不如意,而施以广大的同情。《封锁》中的翠远,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是被忽略的个体,她知道自己生活得没错,但是不快乐;吕宗祯是个银行职员,整天像乌龟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偶尔的一次调情,他发现自己也可以被爱,而他,从自己一生中记忆起了一些什么,使他烦恼,不满于他自己了。《桂花蒸·阿小悲秋》中,以上海娘姨阿小的视角,详述她眼中的一日生活,琐碎、可笑但是不乏温情。阿小的干净、利落,洁身自好恰好与其主人哥儿达的猥亵形成鲜明对照,而阿小的平和真切恰如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弄堂里随处可见的苏州娘姨。
　　亦舒继承了张爱玲的日常叙事策略,把笔触伸向都市生活内部,有质有感的都市细胞内面。都市市民政治观念的冷漠在亦舒文本中表现为 “不管谁当家,总得吃喝拉撒”的苟安心理。“九七”回归是香港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使得政治感淡漠的香港人产生了空前的政治热情,也引发了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香港意识”成为这时候香港文学的主题之一。黄碧云一部《失城》充满了对原有的香港即将失去的充满病态的伤痛感,“一定程度契合了时代政治文化焦点,代表了90年代香港文学的一种主流倾向。”对这一段充满失城伤痛的时期,亦舒也在作品之中有所反映,但她显然对“香港意识”持有更为实利化的看法。香港的市民面对香港回归产生的心理焦虑,很大程度上不是身份认同的危机而是对原有生活状态能否维持的担忧。作品以陈之之一家为例,为了移民之之舅舅和相恋多年的女友劳燕分飞,之之的外公外婆提出分家,贱卖房产以追随远在英国的小女儿,平日其乐融融的一家人此时分崩离析。小市民在突发事件来临之际冷酷、自私以求自保的弱点被作者暴露无疑。但是“趁乱的时候买进房产,结婚,过日子”,苟且又带有投机性的生活姿态为亦舒所赞赏,她的价值认同仍趋向市民阶层。
　　《喜宝》入选《亚洲周刊》“中文小说一百强”,成为亦舒创作生涯中较为知名的作品。而姜喜宝也因此成为亦舒小说人物系列中争议颇多的一位。喜宝是哈佛大学圣三一学院的高材生,美貌与智慧兼备的青春少女。她本应成为独立自强的现代女性的代表,但是当富商勖存姿提出要包养她时,她还是犹豫了,“贫寒的家境使我对物质的匮乏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经过再三考虑还是接受并为此放弃了学业。作者描绘喜宝拉开抽屉,看到满满的钞票时的内心感受:“我一生没见过这么多直版钞票,我的心未曾这样跳过,就是圣三一学院收我作学生的时候也没这么跳过。”她感慨钞票对人感官的刺激,“钞票和钻石不一样。钻石是穿着裘皮大衣的女人。现钞……是裸女。”金钱带给她强烈的感观刺激,赤裸裸的诱惑使她无力抗拒,挥金如土,沉湎,堕落成为喜宝的结局,虽然这是她自己也意识到的。物对人的压榨和人对物的惊喜矛盾地集于一身,这正是亦舒对都市的呈现。此时,亦舒的目光是清醒的、冷静的、不抱热情的,不作严厉的批判只是理性的呈现。亦舒的短篇小说相对集中地表现了这一主题。这些小说没有统摄全文的内在意蕴,也没有刻意编造的故事,只是以逼真描摹的手法,再现普通生活的片断。《诺言》收入许子东编的《香港小说选》,截取的是姐姐桂波在家精心准备,等待弟弟带未婚妻回家的片断。桂波、慎满自小失去双亲,姐弟俩相依为命,姐姐任劳任怨,将弟弟抚养成人。如今弟弟学业有成,于人生大事也有了交代,姐姐自然欣慰不已。可没想到慎满带回的女朋友竟是她几年前的一个特殊的病人,这让一向老成持重的桂波也有些不知所措。原来这个病人几年前因流产被送进医院,桂波是她的主治大夫。她遭人抛弃,情绪极糟,一度想要轻生,是沛华鼓励她重燃生活的勇气,“你根本没有做错事,你只是不幸,别理会那些故意挑剔你品格的刻薄人,爱你的人只会更加疼惜你。”那时候桂波俨然极具道德优势,她信誓旦旦:“我不会因为一个人的不幸遭遇歧视他。”而如今,这女子真的走进了她的家庭,她却无法心无芥蒂,履行承诺,小市民不彻底的道德感暴露无疑。但是小说的结尾颇耐人寻味,桂波约那女子出来相见,女子自知无法被接纳,亦无怨言,两个女人达成了谅解,共同期望男主人公慎满早日忘记这段恋情,开始新的生活。作者将小说名为《诺言》,确实包含反讽意味,但结尾的安排,却呈现给读者一个较为模糊的价值判断。亦舒的书写态度明显带有都市中产阶级的合理性:不乖张,不恶俗,不对一切作恶意毁谤和血淋淋的夸张,冷静谛视中不乏价值认同。和张爱玲居高临下的悲悯情怀相比较,亦舒在境界和格调上终究略输一筹,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正是亦舒的创作个性,嘻笑怒骂,却总是入世近俗的关怀。
　　从上述比较中,可见出二人虽然都采用日常叙事策略,以都市民间表现都市风貌,着眼点却不在流动变化的都市物质景观,人的景观成为二人关注的重点。无论是张爱玲略带微讽的同情,还是亦舒冷峻缔视的目光,都不脱对衡常的市民精神内核的体悟与观照。这种观照扩大到都市整体,以都市人的精神图景为中心,在香港/上海的双城关系中,张爱玲和亦舒以“他者凝视”和“自我探寻”的视角,调整着“奇”与“不奇”的界限,书写着香港/上海此消彼长,互为“他者”的关系。
　　
　　柴萍花,河北省宣化科技职业学院中文系教师。

• 柴萍花： 张爱玲与亦舒都市叙事之异同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