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作家的心理因素与文学作品的关系都有待深入探索。本文试图重捡这一话题，以心理学角度，就大文豪让·保罗·萨特的人格形成及其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理解，试图从全新思维层面，体现萨特的人格心理与文学作品研究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让·保罗·萨特人格文学作品
　　引言
　　作为上世纪享誉全球的文豪，让·保罗·萨特穷其一生，撰写了一系列经典的戏剧与小说，其存在主义理念及独特的人格也在其文学作品中充分展现，并于后世影响颇大。本文结合让·保罗·萨特的自传体著作《词语》及其他文学作品，采用心理学研究方法，就萨特早年“自体-客体”关系对于推动其人格的形成进行了分析，试图对其人格与其文学作品的关系进行深层次理解。
　　一、自传式文学作品《词语》
　　本文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就萨特的成长经历对其文学作品的形成加以探讨。要研究这一过程，就必须深入研究其自传式著作——《词语》。萨特在当代是作为一位伟大的存在主义文学家而为世人关注的，他总是不断自我探索，《词语》这部文学作品是其体验成长的一部佳作。他于1954年完成了这部作品，并多次精心修改，十年之后方予以发表。这部作品一经出版，在西方国家迅速迅速掀起了一场研读热潮，不仅畅销不断，萨特还由于此部著作成为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由此可见该作品的非同凡响。
　　在《词语》这部作品中，萨特详细描述了12岁前他的童年经历，包括《读书》、《写作》两大部分。就萨特本人而言，读书与写作成为其童年的主要内容，也对其创作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虽然，让·保罗·萨特重笔描绘自己同书本创作之渊源，仅将生活作为背景，但不难体会其内心难以磨灭的成长之痛。无论逝水般的生活点滴，还是强烈的生活动荡，均对其人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部著作完结于萨特母亲改嫁之时，萨特随后的经历可通过《萨特自述》这部剧本找到答案。该剧本由与萨特之间真实的谈话所组成，其中，萨特就自己近70年的创作生涯进行了真实的回顾。而萨特的终身伴侣——波伏娃所著《永别的仪式》，也对其最后十年的点点滴滴进行了描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深刻理解萨特独特的心理构建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二、坎坷的童年——自由主义文风的根植
　　在让·保罗·萨特看似幸福其实异常坎坷的童年经历中，一条不容忽视的成长线索备受关注，即萨特与抚养者之间的关系。就萨特而言，这一意义重大的客体关系始终处于变动中。结合弗洛伊德性心理发展规律，萨特在早期经历了父亲离世，转而由外祖父抚养，青春期与继父共同生活这一过程。从中不难发现，萨特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具有连贯性，而是异常复杂。同时，作为异性抚养者的萨特的母亲，陪伴其经历了不同的成长阶段。由生父去世后母亲独立抚养，到寄人篱下的生活，再到少年时期萨特母亲的改嫁，让·保罗·萨特的命运始终同母亲密切联系。
　　在自传《词语》中纵观其成长轨迹，同性抚养者的缺失与频繁更替，就童年的萨特而言，无疑是一个大事件，将其童年一次次分割。与母亲这一异性抚养者之间的关系，分别穿插其中，成为背景，对萨特人格的形成与文学创作意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无论是母亲还是同性抚养者们，均对让·保罗·萨特的人格形成影响甚大。
　　生父去世导致让·保罗·萨特在早期的童年生活中就必须承受自体客体的缺失。根据《词语》开篇所描述的那样，由于同父亲交集甚少，对于生父段落中，去世一事篇幅很大。也许只有通过描述父亲去世，方可使萨特获得同其精神方面的联结。萨特如此概括：“让·巴蒂斯特的离世，对于我而言无疑是人生中的大事。他的死为母亲套上了重重的锁链，于我却给予了无限的自由。”就萨特而言，父亲的重病如链锁般拴住了母亲，她不得不随时陪伴、悉心照料，无暇照顾自己与年幼的儿子。为了缓解母亲肩头的重担，萨特不得不离家，寄养于奶妈家中，并由此获得了他所认为的“自由”。萨特作品中这样描述了他的“自由”：“世上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好父亲’，这是必然的。请不要责备他们，而应遗责无谓的父子关系，生孩子？何乐而不为；养孩子？岂有此理。我若生活于背负爱涅阿斯中，将会从苦海此岸孤苦地游到彼岸。憎恨所有骑在儿子身上的传种者。我背后留下了还未来得及作父亲的亡魂，若他就此复活，倒可以当我的儿子。生父离世于我而言是坏事，还是好事？不知道，但是，我更赞同精神分析家于我所作的判断：我从无超我。”萨特采用反讽语，并借助弗洛伊德的话，来明确他自己并未受到生父的任何影响。
　　萨特的自由主义文风是同“超我”相对的。生父代表着“超我”，意味着剥夺、压迫。于萨特而言，父亲早逝无疑成为了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似乎使他不用遭受压迫与束缚，自由生活。萨特就父亲这一形象单纯地扩大了管制与强势面，而忽视了陪伴与抚育面，这片面的定义由萨特难以与生父现实互动所造成，体现了其早期理想化自体客体的缺失。
　　于此，便深深根植了萨特人格与文学创作中的“自由主义”风格，不免带着抽象反对传统，强调个体自由之特点，也体现为脱离历史与社会的责任。萨特文学作品中也这样提到：“小说家们刚好相反，迫使我们相信，世界是各种无可代替者的构成，所有人，即便穷凶极恶，也都是完美的、都富于情感，都独一无二。”如他的小说作品——《一个厂主的早年生活》中，对吕西安如此描述：“由于早早被他人规定了厂主的命运，他百无聊赖地这样想”，“仅凭哲学论文如何说服大众，他们本就不存在。所需做的是，行动，绝望的行动，剥去虚伪外表，显露世界虚无本质的行动。枪响了，年轻的躯体倒在血泊地毯中，一页纸留下了他最后的痕迹：我自杀，是由于我本不存在。朋友们，你们同样也是虚无！当他们明早读报时，会看到属于青年人的‘敢作敢为’！所有人都会心乱如麻，开始思索着：我存在吗？”再如小说《艾罗斯特拉特》，萨特甚至如此描写主人公困惑于人生意义的想法：“直到目前，我从未听说过艾罗斯特拉特，如今，他的故事却开始鼓舞我。他逝于二千年前，但他的行为却光辉异常，如黑色闪耀的钻石一般。我甚至相信自己的命运将短暂而悲惨了。虽然开头让我害怕，却也习以为常了。如若就某一面而言，这无比残酷，可另一面看来，却将巨大的力量与美感注入了正消逝的一瞬间。”因此，主人公揣着手枪寻找实现自由之路，并成为这样的牺牲者。 　　三、非同寻常的亲子关系——占有主义的形成
　　让·保罗·萨特同异性抚养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亲子关系。首先，安娜·玛丽并未充当传统意义的母亲角色，从未以母亲的角度来满足儿子的理想化与映镜性需要，甚至还需萨特来抚慰她，满足她自恋的需要。年幼的萨特不但难以满足自我的自恋需求，反而不得不为母亲考虑。同时，安娜·玛丽正如同龄玩伴般，和儿子共度童年，萨特不仅依赖她，还保护她，甚至可视为一种“恋母情结”。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可视为萨特向安娜·玛丽投注自恋力比多，同时，还投入了客体力比多。母亲同萨特间平等的关系，但也深深感到了如“密友”般的默契。母亲常常与萨特共同读书，这无疑充当了其孪生自体客体，并于潜移默化中推动了其文学创作与技巧的生成。
　　如此特殊的母子关系，对让·保罗·萨特人格与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催生了类似“恋物”等问题，以满足自身固着于自体客体上的自恋需要。所幸的是，萨特对于理想化自体客体的创伤，也以类似于恋物的方式展现了出来。但正是这种执着追求，推动了萨特在文学领域的巨大成功。这是由于，萨特类似于“恋物”的形式，是对文字的把控。当其跟着母亲回到了外祖父家后，便深深地结缘于各种书籍。他于四岁时就对书产生了好奇。
　　正如《词语》中所写的那样：“我于层层书丛中出生和成长，应该也会在书丛中寿终正寝。外祖父大大的办公室中摆满了书……早在识字前就开始对这些竖立的宝石产生崇敬之情，它们或直立、或斜放、或砖一般紧码于书柜上，似廊坊般神圣地矗立着。我瞬间感觉也许这个家是依靠它们才兴旺起来的。我在这个圣殿中嬉戏、玩耍，周围摆着各种艺术珍品，它们目睹了我的出世，也会给我送终。书籍给了我清静的过去，更给了我清静的未来。那时的我偷偷摸摸或碰碰它，双手沾上了尘土，却不知做何用处……”。
　　这种痴迷于文字的力量，使萨特从母亲手中抢走了书本，试图独自品尝书籍，书籍于萨特手中是能够任意折腾的，也为萨特打造了多个无与伦比的精神世界。使他学会了阅读，并感受到了深深缺失的理想化需求。很快地，萨特便开始了创作之路。由最初信笔涂鸦，到描述自我故事，萨特对于“占有文字”之感日趋强烈：“自己曾在很长的时间内将文字与事物混为一体，感觉自己与文字之间具有亲密的所属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萨特属于所有者，文字成为能够满足其所有需要的事物，为他构建了真实的世界。这种占有关系逐步形成了让·保罗·萨特独特的创作风格，在小说、戏剧中对于人、物的描述不禁让人啧啧称奇。例如，在小说《恶心》中，他对手的描述——“肥白如虫”，脸——“起起伏伏的丘陵”，树根——“黑色的精灵”等。他采用魔幻式风格，将个个文字犹如魔术一样，展现于读者眼前。
　　结语
　　于《词语》中，他这样写道：“我终有了信仰，于我而言，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够超越书籍，书房就是我的教堂。”萨特于自己文学作品中曾多次承认自己在对文字方面强烈的占有欲，甚至认为自己患了“神经症”，对“文字狂热的追求”对萨特文学作品创作带来了巨大的促进。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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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黄忠晶.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 顾红霞： 心理学视域下萨特人格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