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烦恼的冬天》发表于1961年，是约翰·斯坦贝克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惟一一部以美国东部为背景的小说作品。作品审视了物欲横流的五十年代，传统的喜剧成分不见了，代之的是对这一时代的沉重的直接思考。本文通过对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进行评论分析，希望对推进约翰·斯坦贝克的文学研究能有所益处。
　　关键词：斯坦贝克写作技巧象征手段
　　引言
　　在1962年的诺贝尔奖领奖致词中，作家约翰·斯坦贝克说：“人类是我们最大的危险，也是我们惟一的希望。”这句话反映了斯坦贝克一贯的乐观态度，以及对人类永远的信心。同时，它也折射出了斯坦贝克矛盾的世界观。小说《烦恼的冬天》讲的是美国东部海港小城中一个食品杂货店店员伊坦的故事。由于妻子和孩子经常抱怨日子过得不如别人，不断给主人公伊坦·霍利以话语刺激，伊坦决心重整家业，下决心干了周围“谁都在干”的事。然而，在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后，利欲和良知的决战却一直在他心中持续。他愈来愈感到空虚孤独和羞惭自责，最后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在漾潆的雨夜中带着沉重的心事走向波涛汹涌的大海。至此，在这场没有结局的战斗中，伊坦完全地实现了他个人的所有潜能。主人公伊坦·霍利一路走来经历了道德和信念的动摇、沦丧和回归。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心世界一直在和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斯坦贝克在《烦恼的冬天》看到的是彻底的黑暗，通过新闻报道式的形式来揭露当时的社会生活。
　　一、作品概括使用了斯坦贝克以前小说的创作技巧
　　《烦恼的冬天》概括了斯坦贝克以前小说的创作技巧。在写作本部小说时，斯坦贝克主要采用了以“我”为焦点的内视角和以戏剧化的对话为外在特征的外视角，并且把这些视角与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写作技巧相结合，很好地揭示了主人公价值观失落的心理过程同时淡化了情节，深化了主题。小说的情节很“繁忙”、很清晰，而主题材料松散、自相矛盾，人物显得只不过是由于情节需要而画出的草图。他之所以将一些“全景式”的写作材料与一系列细节客观的事物清晰地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作家认为它们可以将一个外部的虚假情节同戏剧化的结构相连，以适应其叙事的需要。这种方法妨碍我们对事情的因果关系作深入的分析探索，而这正是基于现实的小说创作要求。主人公伊坦·霍利是通过一系列行动来描述的，斯坦贝克记录下了他的观念变化。作家可以进行报道式的描写，但他无法透过某一特点事件的表面提供主人公霍利行动的动机。当然，情节技巧不一定要与叙事发展或者人物分析相关联。但同作者此前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有机结合的情节相比，《烦恼的冬天》则缺乏有机的形式，因为斯坦贝克想要讨论更大规模的社会主题。《愤怒的葡萄》中的史诗般的田园式天真的故事情节，在《烦恼的冬天》中则成了剧场式的创作形式，而创作素材则成了都市语言风格，以便与其讽刺欢笑相吻合。
　　斯坦贝克正是通过这些变化来区别其早期小说，当然没有必要根据以往小说创作手法重蹈覆辙。另外，晚期的创作素材也需要一个新的形式对旧有模式进行突破。小说中的主人公伊坦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他看不惯当时社会中的道德标准，人们都在不择手段敛财致富。他的行为是为了取悦妻子和儿女，但伊坦看不起他的儿子，并去丑化他的古怪性格的女儿。他所感受到的恶劣印象同他作为一个完善的继承人的观点看法吻合，他认为自己是过去美好时光的一个尚在人世的代表。过去好日光的完美是由一次过去的重大事件来象征的，即捕鲸船阿代尔号的被烧毁。霍利船长和贝克船长两人共同拥有那艘捕鲸船，霍利相信是贝克船长放火烧了船以便获得保险金。鉴于此，我们可以得出霍利很可能具有了做傻事的意愿，它潜藏在霍利对自己及家庭的看法中与生活中的各种丑恶有共存。从这点上说，霍利只是时代的被动受害者，这才导致了他后来从事欺诈，对他受到的非正义进行报复。他也可以很好地去表现自己，使自己受到秩序的尊敬和赞同，这种能力是在他去实践时他自己就具有。或许他会开始去做，但会随着不满的增长，随着对当时风俗和道德的厌恶而改变。小说赞同这些可能，为霍利动机的不确定性提供了悬念。这些悬念写作技巧，都在斯坦贝克过去的《愤怒的葡萄》、《月亮下去了》、《伊甸之东》等作品中得到使用。因此，从写作技巧上来看，在《烦恼的冬天》中，斯坦贝克是概括地使用了以前小说的创作技巧。
　　二、使用人称转化的写作技巧
　　斯坦贝克在这部小说中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这种技巧强化了时代的内部特征，加剧了伊坦动机的不确定性。《烦恼的冬天》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前面都有两章第三人称的叙述，接下来就是八章和十章第一人称叙述。叙述声音的转换毫无征兆，第三人称叙述强调了伊坦道德的被动性。特别是小说的开头，他是由其他人操纵的，职业技巧增强了他的疏远的被动性。伊坦的欲望和不满、默认和自我憎恨决定了斯坦贝克对小说的安排：伊坦必须行动，但他必须痛恨他的行动；他必定要时来运转，但他也痛恨这种转变。总之，主人公是被动与无知的。第三章保留了最初伊坦被动性的第三人称印象。通过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叙述的转化，他的沉思改变了新港的过去。新港从曾经的自豪的象征变成了更加现实的沉思，涌入他的意识之中。
　　像他做美梦的幻想一样，伊坦成了穷光蛋，他用历史创造了一个虚假的高贵，一个令人自豪的名家：他对这些历史的模糊的沉思，对自己的隔代犯罪，以及对当前新港的尔虞我诈的思考占了三章。到了第六章，伊坦劝自己要世俗起来，不要做好人，而是要争取行动证明玛琪的判断。他不想富，他不喜欢财富，但他感到了过去和现在的压力和启示。小说中很明显地指出他行动缓慢，在有限的空间里绕弯路，这显然是有意的安排。因为伊坦的内心动机受到了遏制，按别人的意愿采取行动，不符合自己根深蒂固的天真，他的行动是模棱两可的。在第八章伊坦让玛丽觉得他是个可怕的人，是个恐怖者。当伊坦陷入沉思之中时，他是个迷人的男人，但他的行动却没有给人这种印象。因此，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叙述的转化就保留了伊坦的被动性，给他的性格的模棱两可拓展了范围。 　　三、小说中的象征手段
　　在第八章开始，伊坦找出猎枪一枪就打死了光顾他家园子的兔子。但事后，伊坦感到心里十分难受。接着，他又告诫丹尼·泰勒他家的草地是值钱的，这是块用来建飞机场的土地，贝克先生想要买去。伊坦要丹尼卖个好价钱，过上新的生活。他的意识里将这几件事融合在一起。杀死兔子好像是一个象征，说明他的办事能力。此外，红贝克狗和店里的猫都过着独立的生活，与要承担责任的人类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动物却是易受伤害的，就像被伊坦杀死的兔子一样。我们在小说中常常看到玛丽·伊坦在入睡之中，这是为了强调她和丈夫的真正距离。而当她清醒时伊坦的取笑也在延续这种联想。
　　作品中，动物作为象征手段被有效地编织在一起。然而在小说中，这些动物却一直游离于小说真正的冲突之外。而实际上，这种动物被作为象征的手段只是一种写作的策略而已。这种手段与结局的不平衡性正是斯坦贝克的主题，它为一种渗透性的讽刺提供了材料。其实，这种讽刺在伊坦破坏性的恢复的每一细微差别中都得到证实。他在三个月内从一个穷光蛋摇身一变成为经济上受人羡慕的人，这是一种可怕的进程。当然他的命运也与一些小动物一样，随时会受到伤害或失去生命。
　　奇妙的巧合、突然的叙事以及意想不到的讽刺将小说从悲剧的冲突降为舞台的戏剧。在某种程度上，它强调了伊坦真正的假装被动性，但在更大程度上，它却丢掉了主题和素材的重要性。即使说斯坦贝克的意图是要显示一种虚假被动性的可怕，但这个意图对小说家的结构技巧也是不适宜的。作者为了在结尾造成相反的神秘效果，而通过炮制的形式使用了一些悬念，但由于对伊坦的深层次动机缺乏真知灼见而使得这部小说成为一个设计、一套简化的情节、一次剧场场景和对人物的操纵控制。例如，伊坦的自我痛恨是对他轻而易举就办成的事的一种良心发现，也是由于他发现了俗气的罪恶。在无时不在的一种暴富模式下，其精神的价值不再受关注。然而，这些价值观都影响着马鲁洛与伊坦偶尔的自责，却并没有影响他们的行动。自责只是一种形式，需要他自我牺牲去证明好的东西，否定邪恶的东西。事实上，他打算在那个神秘的地方，在古老的码头的石基处割腕自杀。那是一个他相信自己，他可以思考的地方。码头的灯光将伊坦带入对“光明”的沉思之中。当他将手伸进口袋拿刮胡刀片时，他抓住了家庭护身符“光的承载者”。于是他决心活下去“将护身符”还给它的“新拥有者”——做回那个诚实的艾伦，否则心灵的光也会熄灭。
　　总之，在繁荣富裕的背后，斯坦贝克看到的是人们道德的沦丧、精神的空虚，以及自我救赎的归路。作者通过伊坦一家的故事回归到他在三十年代所涉及的主题。作为一个对当时社会观察细致入微的小说家，斯坦贝克一生都关注着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尽管评论家对斯坦贝克的最后一部小说褒贬不一，尽管这部小说也存在着刻意的情节构思的瑕疵，但小说出版后，斯坦贝克在196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由此可见，大多数学者对他的作品还是认可的。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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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平： 斯坦贝克《烦恼的冬天》的创作评析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