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鲁迅与林语堂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由于受社会历史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人们将更多的目光与关注投向鲁迅，而对林语堂的研究仅从近年才开始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鲁迅与林语堂在创作风格上有很多可比之处，二人在对时事散文的创作上、对幽默闲适的看法上以及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上都有不同的见解，本文将主要对这些散文创作风格上的异同之处进行分析比较与探讨。
　　关键词：林语堂 鲁迅 散文
　　
　　一.引言
　　1924年，以刊载散文为主的《语丝》杂志创刊，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主要撰稿人。此时的三人都富于激进的思想倾向，致力于改造民族精神，这使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很自然地处于同一阵营，成为“语丝派”的重要成员。但林语堂一贯坚持自由的主张，在随后的创作中逐渐与鲁迅的立场有所冲突，这也成为其走出《语丝》的原因之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开始流行幽默闲适小品文，林语堂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32年创办了《论语》半月刊，即提倡“幽默”、“闲适”与“独抒性灵”的散文文体，此后发表了近三百篇作品。林语堂提倡幽默，并把它视为是一种人生态度与写作立场，他也讲求面对现实，但是更主张在现实之外旁观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一味脱离现实，去追求幽默的消极态度就只能站到时代主流之外。
　　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林语堂的评介褒贬不一，大多以批判他的消极性为主，近年来则更多地以比较中肯的客观态度对其进行全面研究。以不同版本文学史的编纂为例，对林语堂功过是非的判断即有几种不同标准。这自然与文学史编写当时的客观历史状况有关，同时也不可忽视由于政治原因所引起的某些人定势思维中的主观因素。例如，同样是对其幽默风格的评价，有人认为“林语堂的幽默从容睿智，行文结构也化板滞为轻松，变矫情为自然，从另一方面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领域”（钱理群，1998：306），而有的则主张“这是十分明显地在宣传一种市侩哲学，要劳苦大众安贫乐道，服从命运，听凭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和宰割，让他们不要起来反抗和斗争，而沉溺在这种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中，寻找出躭毒自己的乐趣来”。（林非，1981：118）当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时今日，我们所要做的应是尽力摆脱政治与历史的牵绊，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分析文学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特色。
　　二.林语堂与鲁迅的散文风格
　　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直以鲁迅作为标尺来评判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与鲁迅思想及意识形态一致的作家即为好作家、人民的作家，反之，则很有可能沦为负面消极教材。因此在文革甚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杂文就是鲁迅，鲁迅就是杂文；鲁迅就是政治，任何不是鲁迅的，就不是政治的或是远离政治的”。（顾彬，2009：166）黄修己也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初版序中提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历史的批判竟使得整个现代文学史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鲁迅”。（黄修己，2008：3）这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社会发展进程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文革中对任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不符的形式都予以批判取缔，遏制其生成与发展。对文学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尽管毛泽东在1956年就提出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倡在文学艺术中有独立思考和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但当时的文艺评论界对林语堂的评价还是留下了些许“尽在不言中”的遗憾与无奈。在此，且不论孰是孰非，仅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这二位在散文风格上的异同之处。
　　鲁迅与林语堂两人的关系曾经历过“相得”与“疏离”的不同阶段过程。他们曾是“语丝”时期并肩作战的战友，而其后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使得两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鲁迅去世时，林语堂写下《鲁迅之死》来悼念他，“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林语堂，2009：400）林语堂对鲁迅始终是敬慕的，林语堂主张“勿打落水狗”，即使鲁迅坚持“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林语堂仍认为这种辩论不但不可悲，而且是可喜的现象。林语堂崇尚幽默，鲁迅则认为中国人既不是擅长幽默的人民，现在也不是提倡幽默的时候。两人对不同创作方式的选择展现了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两人的分离与决裂也体现出各自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不同。从客观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各种文化方式、思考形式多元共存发展是值得推崇的事情，但若与时事政治结合起来，则会给文学批评套上无形的枷锁，遮蔽了对除主流文学之外的其他文体的非主流研究。在当时左联的领导之下，作家们偏爱用杂文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众所周知，幽默闲适小品文本身是无害的、值得提倡的，甚至对很多读者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果仅仅因为没有成为政治民主斗争的武器而对其进行批判，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有失偏颇的。
　　（一）关于时事散文
　　首先，尽管林语堂也曾创作过很多针砭时事的作品，但对鲁迅的过于“聚焦”使得对他的评论少之又少。即使是对同一事件的刻画描写，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人人皆知，被收录于中学教材；而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则鲜为人知，其为被枪杀女学生所感受到的哀伤也自然不为人所知晓。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这两篇散文作品读后给人以截然不同的感受，从中也可领会到两位作家在散文创作风格上的不同之处。
　　鲁迅的作品可以拿来作为武器，激发人民的斗志去参加斗争。林语堂的散文则缺乏这方面的功能效用，他极力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刘和珍既是鲁迅的学生，也是林语堂的学生。面对学生的悲惨离去，两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与愤慨。然而，鲁迅的态度是更为激烈的，他已经“出离愤怒”了，认为刘和珍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还幸存于世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钱理群，1991：251-255）林语堂的态度则明显缓和了许多，他虽然也认同这次事件是“经过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但用更多的笔墨去描述了刘和珍以往在学习中所表现出的刻苦态度与求学精神，认为“她们的死，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林语堂，2009：21-23）读了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跟随着一起去愤怒、去为死者抱不平；而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则仅仅给人以平平淡淡的怀旧之感，寄托生者对逝人的哀思，哀痛有余，力度不足。鲁迅在展现一个悲惨的世界，想要为死者寻求公理，林语堂则更注重描述琐碎的生活片段，没有透露出太多的公与不公，给人以超然于外的感觉。撇开政治因素与当时的斗争环境不谈，林语堂虽然没能像鲁迅那样通过文章激励人们奋起作战，他的散文把这一事件娓娓道来，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女烈士刘和珍的生平与历史的真相。
　　（二）关于幽默闲适
　　其次，幽默闲适是林语堂散文极为重要的特点，他为现代散文加上了些许幽默味道，使其从某种程度上免于呆滞沉闷，使文坛兴起清谈之风，为散文的文体发展建设做出了贡献。然而，也因此被鲁迅等左翼作家视为“小品文的危机”而加以批判，如今细细品味起来，这种“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在当时也是颇需要勇气的，试想林语堂若经受不住舆论的压力而转为迎合左翼作家们的胃口，放弃自己原来的风格，那么今时今日我们也就没有机会读到这么多经典的散文作品了。
　　林语堂曾说过，“幽默作为人生的一部分，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此意义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幽默，也就注定要衰亡了”。（顾彬，2009：168）幽默在林语堂的观念中是如此重要，而他的作品中也时刻运用幽默的笔调来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讽刺，这些在同时代的鲁迅看来则是难以接受的。例如，林语堂所写的《母猪渡河》，用寓言故事反讽当时一些“己所不欲，却施于人”的不当做法。有些人自诩反对洋货自己却身穿西装，有些人假装鼓励赛跑却坐车去当运动主席，有些人在投稿简章中声称欢迎幽默小品却破口大骂幽默刊物。这些“说一套，做一套”的社会现象通过林语堂的幽默之笔，读后让人在思索之后不禁一笑；然而鲁迅却不满足于此，“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林非，1981：122）在对幽默小品文的几次论战之后，林语堂没有听从“规劝”，始终坚持文章的笔调“无关社会学意识形态鸟事，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也”（林语堂，2009：325），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虽然缺少当时主流文学的批判力度，有意超脱于现实，但是他的幽默集睿智与自然于一身，汇趣味与知识于一体，总让人受益匪浅。
　　（三）关于国民性
　　最后，林语堂与鲁迅都对国民性问题做过比较深刻彻底的论述。但是，两人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却是完全不同的，所期待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林语堂熟悉中西文化，常常屹立于多种文化之上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他能够客观真实地表现国民性问题，而并不会一味地赞颂某种文化，对于中国国民性中的优点极力赞扬，而对于其中的某些弊端也绝不会掩饰。在他眼里，没有优等的国民性或是劣等的国民性之分，只有取长补短、改变作风，才能在国际竞争场上与人并驾齐驱。“中国人的美德是静的美德，主宽主柔，主知足常乐，主和平敦厚；西洋之美德是动的美德，主争主夺，主希望乐观，主进取不懈”。（林语堂，2009：291）如果说中国人国民性中缺乏一种动力及生命力，那则是在以后需要改善的地方。当然，林语堂也看到了许多消极的民族特性，比如倚老卖老，逆来顺受，弱肉强食，明哲保身等等，但他主张从更高层面来化解，“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林语堂，2009：378）林语堂关于国民性的叙述也能让人深深感受到中国人这种主张和平、主张满足于现状的观点，他很少义正严辞地攻击国民的劣根性，而是采取心平气和的说教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想法。
　　然而，鲁迅的态度则要激烈许多，他常常批判国民精神上的弱点，而致力于改造这些弱点，仿佛国民性问题一朝不解决，就会面临亡国的危险一样，时常为人们敲响警钟。他在《呐喊·自序》中这样描述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性格懦弱、缺乏独立意志和公共精神，就都应该死去？鲁迅对愚弱国民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认为国民性的弱点是阻挠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根源。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彻底批判，以及对西方文化的鼓吹与赞扬，都难免流露出偏激性与极端性。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步入近现代面临了相当大的危机，但是除了抛弃它，是否还有其他可以化消极为积极的方法呢？按照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在中西文化的调和融通上，林语堂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思维，避免了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弊端，而集中对多种文化进行整合，显然，他的做法才更理智、更切实有效。
　　三.结语
　　鲁迅的创作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对震撼激励人们奋起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一层面来看，林语堂的创作显然略逊一筹，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尤其是他通过用英文创作及翻译为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更高的层次、更宽广的背景来看待中西文化，为跨文化交际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就连美国前总统布什都曾赞叹道，“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王兆胜，2005：123）
　　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中的今天，各国都在平等基础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林语堂透过散文创作散发出的那独具远瞻性的思想意识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他那种为人生，为自由，不屈服的信念，不仅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具备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三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3]林非，《中国现代散文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林语堂，《林语堂散文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5]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钱理群、王得后编，《鲁迅散文全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8]王兆胜，《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9]伊莳，《林语堂散文精品》，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
　　
　　吕晓琳，韩国巨济大学观光中文系专任讲师，釜山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 吕晓琳： 构筑想象中的共同体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1期
• 吕晓琳： 论林语堂与鲁迅散文风格之别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