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小说家，是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鼻祖，他所开创的“讲史”与“小说”虚实相生的创作模式，整整影响了明清两代。特别是他的名著《三国演义》凝聚着历史的经验、军事的谋略、人生的智慧，已积淀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罗贯中一生著作颇丰，专家学者早就呼吁出版《罗贯中全集》，然而这项开拓性的工程，绝非一蹴而就。因此，经过数年的努力，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罗贯中全集》才得以问世。
　　《罗贯中全集》收录五部小说，即《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和一部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这些作品流传下来的版本不仅复杂，难以择优而从，而且其中有的作品的归属还存在着争议。当然，学术的争论不会阻滞《罗贯中全集》的出版，还会给深入的探讨提供更有利的平台。因此，《罗贯中全集》的出版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文化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罗贯中全集》的出版，与《三国演义》经典化的长期历史过程奠定了罗贯中古典小说大师的崇高地位。毛宗岗称《三国演义》是“第一才子书”，经其修订，压倒其他版本，成为三百年来盛行不衰的定本，因此，毛本《三国演义》是经典化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倡导白话文，从整体上提升了明清通俗小说的经典化程度。学者首先把目光投入《三国演义》的版本考证，步步逼近和追寻最早的最好的本子。三十年代，元代《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嘉靖本《三国演义》的出现，对《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深入有重大意义，弥补了《三国演义》成书过程中演进链条的缺失。《录鬼簿续编》记载罗贯中文字的披露，也给探寻《三国演义》的作者带来了惊喜。当时投入精力最大、贡献最多的是郑振铎先生。他的贡献：（一）第一次从《三国演义》成书的视角，肯定了《三国志平话》作为俗文学的素材来源，也就是虚构的元素对《三国演义》形成的作用。他说：“她虽是原始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虽是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一个骨架子，然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内容却也已完全包括于此了。”[1]（二）第一次明确提出《三国演义》的基本创作方法是“按鉴演义”，他说：“取了陈寿的《三国志》来，与这种通俗传说的《三国志平话》之类的书来对照，加入许多陈志所有的材料，去了许多陈志所无而太觉谬诞的传说。但对于俗本传说，有描写动人的地方，也颇有所采取。结果，便成了第一部的‘按’‘鉴’重编的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2]（三）第一次勾勒了《三国演义》成书过程中几大链环，显示了虚实演进的轨迹。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整理和出版了包含《三国演义》在内的“四大名著”，典型章节选入中学课本，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普及。罗贯中不愧为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开山大师。特别是《三国演义》研究在被冷落二十年之后，八十年代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成立和学术活动，勃发出“三国热”的生机，对《三国演义》进行全方位探讨，并波及到罗氏的其他作品，在作者生平、创作思想、艺术创作等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直接为《罗贯中全集》的出版提供了客观基础和历史机遇。
　　《罗贯中全集》的出版，与千年来三国文化的普及是分不开的。三国故事的说唱、三国戏的演出、三国版画传播于乡村僻壤，这一切演变为汩汩不息的俗文化流，为明代诞生一部伟大的巨著《三国演义》注入生命的源泉，并衍生诸多文化现象，其中包括三国名人文化、三国军事文化、三国遗址文化、三国文物文献、三国民俗文化等。从物质的层面讲有：三国历史性文化遗址、遗迹，如成都的武侯祠、解州的关帝庙、许昌的三绝碑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盛名昭著。从非物质层面说，它包括根据三国历史文化而产生出的戏剧、说唱、绘画、雕刻、书法等。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任何一部断代文化史像三国文化这样有丰富的内涵，这就决定了它的人文资源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伟大的名著《三国演义》成就了罗贯中的伟大，也直接推动了罗氏作品的流传。当然，盛名之下，附会之文亦不能避免。明代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叙》中说：“白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
　　总之，《罗贯中全集》的出版，是长期以来作品流传、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交融、推进、积淀的必然产物，不仅具有文献整理和文化传播的意义，而且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举措。可以说是当代学术史结出的硕果，在中国小说史上值得大书一笔。
　　二
　　出版《罗贯中全集》首先是选目和版本的确定。学者们对版本研究的重视，目的就是为了考订作品的真伪。其次，发掘最接近原作的版本。第三，对版本的校勘。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是否为罗氏所著，争议相左。《水浒传》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的类型问题。《三遂平妖传》有四十回与二十回之分。诸如此类，必须逐部而述。
　　（一）《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各个版本因时代的不同而有区别，但就中国古代小说积淀中逐步发展的过程而言，其各个阶段呈现出的艺术风貌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罗贯中全集》选定《三国演义》版本是明代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什么选明代嘉靖壬午刊本呢？它是最早的吗？1996年，英国学者魏安在《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中，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他先后查考了26种不同的版本，包括绝大多数学者以前无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两种：一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于其他任何现存版本；二是西班牙爱思哥利亚(Escorial)修道院图书馆所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叶逢春本。对此，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3]这就说明明代嘉靖壬午刊本是最早的刊本并不具有唯一性，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有嘉靖壬午本和叶逢春刊本。
　　刘世德先生在《三国志演义作者与版本考论》中论述：“要判断哪一种嘉靖刊本（嘉靖壬午本、或叶逢春刊本）更接近于罗贯中的原稿，更能反映罗贯中原稿的面貌，必须从量和质两个方面作综合的考虑。”他列举了十个例证，从而认定：“更接近于罗贯中原稿文字的，更能反映罗贯中原稿面貌的，是嘉靖壬午本，而不是叶逢春刊本。”[4]《罗贯中全集》选定明代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根本的依据：它是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版本。
　　（二）罗贯中与《水浒传》
　　需要说明的问题有三：
　　1.现在所能见到的《水浒传》的最早刊本，明嘉靖残本、明万历天都外臣序本、明万历容与堂本，这三个本子题署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或“施耐庵撰，罗贯中篡修。”一些明代典籍也有着类似的记载，如郎瑛《七修类稿》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亦云：“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高儒《百川书志》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因此，在我们谈到《水浒传》的编著者时，应当承认施耐庵和罗贯中这两个名字都是不容忽视的。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后来仅将《水浒传》的著作权和施耐庵联系在一起呢？
　　2.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与清代金圣叹《水浒传》评点本的出现、流传和影响有关。该本将施耐庵作为《水浒传》的唯一作者，否定了罗贯中的著作权。金本是300多年来唯一通行的版本，以至后来人们“竟不知魏晋”。直到1924年才陆续发现120回和100回本《水浒传》。100回容与堂本1965年才被发现，1966年才被影印出版。后来人们不自觉地接受了金本《水浒传》署名这一做法，施耐庵遂专享《水浒传》的作者权，罗贯中的名字则更多的和《三国演义》联系在了一起。
　　3.《罗贯中全集》所选的是明代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刊本《水浒传》，是100回本中最好的版本，也是最早的版本。为什么不选120回本呢？据刘世德先生考证，100回本中没有，而120回本有征田虎、征方腊，都是后来“插增”的。他发表在《光明日报》1965年9月5日《关于张凤翼的<水浒传序>》指出：张凤翼是万历年间人，他说书商把征田虎、征方腊 “插增”到《水浒传》，“坊间杂以王庆、田虎，便成添足，赏音者当辨之。”所以，《水浒传》的原本是100回。[5]
　　（三）《隋唐两朝志传》
　　罗贯中著《隋唐两朝志传》12卷122回，今存万历四十七年(1619)姑苏书林龚绍山刊本，卷端题“东原贯中罗本编辑，西蜀升庵杨慎批评”。孙楷第先生《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有著录。这个本子，向来被称为海内孤本。林瀚在《〈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中，对版本来源和编订经过作了说明：“罗贯中所编《三国志》一书行于世久矣，逸士无不观之。而隋唐独未有传志，予每憾焉。前寓京师，访有此书，求而阅之，始知实亦罗氏原本。第其间尚多阙略，因于退食之暇，遍阅隋唐诸书所载英君名将、忠臣义士，凡有关于风化者，悉为编入，名曰：《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盖欲与《三国志》并传于世，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予既不计年劳，抄录成帙，又恐流传久远，未免有鲁鱼亥豕之讹，兹更加订正，付之剞劂，庶几观者无憾。”
　　有的学者认为《隋唐两朝志传》出自罗贯中不可信，林瀚的序言是假托的。孙楷第先生说：“所载瀚序，盖依托耳。”[6]疑其作序时间、官职的不确定。故考定此序是否出林瀚之手，乃确认罗贯中著作权之关键。林序最后一段文字交待了写序的时间、和所任地职衔：“时正德戊辰仲春花朝后五日，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致仕前吏部尚书国子监祭酒左春坊左谕德兼经筵日讲官同修国史三山林瀚撰”。[7]戊辰为正德三年(1508)，恰在刘瑾宣示林瀚等为“奸党”的正德二年(1507)与刘瑾伏诛的正德五年(1510)之间，故林瀚署“致仕前吏部尚书国子监祭酒”，职衔毫无错误，决非随意伪托者。因而，欧阳健先生指出：孙楷第先生误以戊辰为正德二年，故说：“二年二月，瀚方降谪被罪，似不应径称以兵部尚书致仕也。”[8]其实与史事相和，林序是可信的。
　　孙楷第先生虽然认为林序不可靠，但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还是说龔刊本有罗氏旧文，而熊大木据史只作了补订。柳存仁先生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长文中，大体也支持此说。
　　（四）《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镌李卓吾批点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八卷六册，原题“贯中罗本编辑 卓吾李蛰批评”，有周之标序，卷端载有“评李克用、评李存孝、评黄巢”三文。称之为：明代周之标序刊本。现存北京图书馆（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目提要》）“李卓吾批评”的《残唐》是现存最早的本子。
　　自20世纪20年代，有些学者怀疑《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非罗贯中所作，理由是此书的情节、语言与《三国演义》多有雷同之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论及罗贯中时认定他的作品流传至今的“只剩了四种”，其中并无《残唐》。赵景深先生则“疑心这部《五代残唐》是元人的著作”，只不过是“冒称罗本”而已(《小说闲话·<残唐五代史演义传>》)。80年代以后又有青年学者著文从新的角度论证《残唐》作者非罗贯中，如高尔丰、陈国军、曾良等。曾良指出：“署名罗贯中编辑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实为他人模仿《三国》、《水浒》之作。”
　　现存诸本《残唐》，均题署“贯中罗本编辑”。这是我们将《残唐》著作权归于“罗贯中”著的一个极大的依据。如欧阳健先生著文所言：“怀疑《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非罗贯中所作的理由不能成立，应该尊重版本的题识，承认罗贯中的著作权。”[9]
　　（五）罗贯中与《三遂平妖传》
　　《罗贯中全集》选清嘉庆十七年（1620）讲德斋刻本《三遂平妖传》，题“东原罗贯中编次，钱塘王慎修校梓”。这是一部以神怪故事的形式演述北宋仁宗时镇压胡永儿、王则夫妇所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小说。
　　《三遂平妖传》有二十回与四十回两个版本系统。学界一般认为二十回本是罗贯中的原本，后来冯梦龙增补而写成四十回本。争议的肇起是张誉为泰昌元年（1620）四十回本所写的序言中那两句含糊其词的话： “余昔见武林旧刻本止二十回”、“疑非全书，兼疑非罗公真笔”、“闻此书传自京都一勋臣家抄本，即未必果罗公笔，亦当出自高手”。[10]嘉会堂刻本的《新平妖传》扉页上有书坊主人的识语：“旧刻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二十卷，原起不明，非全书也。墨憨斋主人曾于长安复购得数回，残缺难读。乃手自编纂，共四十卷，首尾成文，始称完璧。题曰《新平妖传》，以别于旧。”从这些史料来看，二十回本《平妖传》确是罗贯中的原本。冯梦龙以罗贯中写的《三遂平妖传》为基础，进行增补而写成四十回本的《新平妖传》，也是无可怀疑的。鲁迅、郑振铎、孙楷第都持上述观点。
　　也有学者认为二十回本是四十回本的删节本，如欧阳健《〈三遂平妖传〉原本考辨》一文认为，罗贯中《平妖传》的原本是四十回系统，二十回本则是它的删节本。有的学者还从语汇与句法、诗词、情节、人物等方面分析，认为二十回本中，各类人物相互之间缺少联系，背景不明。而四十回本不仅人物关系清晰，而且神魔世界与人间世界背景清晰，既保存了旧本原有情趣精华又有增饰，头绪分明，故事叙事更加丰满完整。
　　（六）罗贯中与《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罗贯中全集》收录了《宋太祖龙虎风云会》，这是《录鬼簿续编》著录的罗贯中的三部杂剧：《风云会》(宋太祖龙虎风云会)、《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中唯一留存下来的。《录鬼簿续编》有关罗贯中的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二是“至正甲辰(1364年—笔者注)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它为我们把握作者和“罗贯中”的交游时间以及当时创作情况提供了一条明确可考的线索。
　　贾仲明和罗贯中相见时在元代末期，当时罗贯中只写过杂剧，也就是“乐府、隐语，极为清新。”贾仲明把罗贯中收录《录鬼簿续编》之由，就因为罗贯中是作为杂剧和散曲作家。那么由此就可以推断，《录鬼簿续编》是没有可能记载罗贯中后来创作小说的，因为“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既然至正甲辰分别后就再无音信，因此，《录鬼簿续编》作者不可能知道罗氏后来创作的小说。甚而可以进一步判断，《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应是罗氏早年之创作。恰如柳存仁先生所论及的“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一出，实可为吾人研究罗贯中文字之起点。”[11]
　　三
　　《罗贯中全集》，第一次以整体性的面貌出现。这就意味罗氏著作具有体系性。其基本特色是什么？这一问题必须以文献为基础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下面先简单地作一勾勒。
　　第一，“按鉴演义”的理性思维和叙事模式。
　　《罗贯中全集》包含了五部历史演义小说和一部历史杂剧，尽管它们的体裁有别，但都是在“讲史”与“小说”杂糅过程中建构“按鉴演义”的理性思维和叙事模式。百年来历史演义小说研究的一个基本话题，就是史实与虚构，而且形成了现代学术的走向。从对问题的概述到认知的量化，从传统视角的探寻到多元方法的总结，愈来愈走向科学性，认识到史传与历史小说文体的差异；从对人物和事件的具体分析，愈来愈注重整体性，着眼全书叙事结构来审视问题；从单一的素材比对到愈来愈讲求审美性，把握审美意象探寻作品叙事形态与历史真实的统一。罗氏不只《三国演义》以主体机制调控小说审美时空形态，其他著作如《隋唐两朝志传》也是如此。“此书第1-2卷共20回，写的是隋末(605-618)凡13年史事：第3-9卷共70回，写的是武德元年(618)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凡30年的史事，二者相加，共得48年。其中写初唐的30年，仅占唐代277年的10.83%；而从小说篇幅看，却占了全书的73.77%。事实充分表明，《隋唐两朝志传》的主体仍在隋朝之‘废’与群雄之‘兴’。”[12]罗氏的著作的体系是怎样构成的？他探寻“按鉴演义”是否显现阶段性的演进？这些对明清整个历史演义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搞清这些问题，无疑会把小说史的研究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层面。
　　第二，章回——虚实叙事结构的有机载体。
　　章回，既表现了文学叙事脱胎于历史叙事的血缘关系，又开拓了文学叙事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具有一定长度的结构单元的开创，在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史上是一次重大的转折。古典小说与现代小说最根本的区别，前者更多的是以时空框架为主体建构自己的叙事结构。尽管有的作品开头或结尾为浓厚的神秘的虚空感所笼罩，但改变不了其主体叙事结构特征。而后者则以心理结构营造的意识流、感觉和意绪改变了以时空为主体的叙事结构。而“章回”恰恰是时空框架分割出的最基本的叙事形态，突出了时间艺术以空间结构为中心的特征。《三国演义》嘉靖本240则，后期演化为120个章回，按照三国形成、鼎立和瓦解的历史进程的阶段性，以展现的主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核心，分出了16个系列单元结构，将《三国演义》文本提纲挈领地展示出来。章回在罗氏作品中是如何演化的，其演进的初始形态对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无疑是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上的重大课题。
　　第三，散韵相间的文体特征。
　　《三国演义》嘉靖本含有诗词歌赋344首，《水浒传》容与堂刻本71回以前统计，有诗304首、词38首、韵语207段，《隋唐两朝志传》有182首，这一现象在《罗贯中全集》的所有作品都存在。以《三国演义》诗词为例，在《三国演义》整部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像章回中的“文眼”一样，涵盖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历史事件的史评史论；包容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如儒道释思想的交融、军事谋略的展示、历史地理的沿革、俗谚口碑的流播、传统道德的弘扬、以及占卜神怪鬼文化，表现了小说家的艺术构思，运用诗词的艺术特质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构建叙事视角等。这一首首韵语犹如一块块化石，当揭开其鲜活而灵动的内容后，仿佛置身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艺术之宫，别有洞天。《罗贯中全集》的作品中哪些是作为情节因素的诗词，哪些是是非情节因素的诗词，这个内在的演变，显然不单纯是一个数字的增减，而说明作为一种艺术手法的形成、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即诗词作为非情节因素的成分在小说中出现得越来越少。相反，作为情节因素在小说中出现成为主流，而且有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就是说，诗词虽然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但作为一种元素结合到小说的艺术系统之中，它便失去了原来独立的意义，而与小说的人物、情节和结构融为一个整体，给予人们的审美感受以新的内涵。
　　上面简单的几点勾勒，意在说明《罗贯中全集》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以文献为基础的整体性、系统性综合研究的平台，诸多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理论范畴问题，现在都可以得到重新审视。
　　
　　注释：
　　[1][2]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4卷），石家庄：花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第174页。
　　[3][11]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第75页。
　　[4]刘世德：《三国志演义作者与版本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4-88页。
　　[5][10]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1989年版，第316页，第440页。
　　[6][7]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881年版，第40页，第38页。
　　[8][12]欧阳健：《统一王朝的全史演义——论<隋唐两朝志传>成书及文体创新》，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9]欧阳健：《<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新说》，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郑铁生 天津外国语大学 300074)

• 郑铁生： 《罗贯中全集》的版本考证与体系特色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1期
• 郑铁生： 毛泽东谈《水浒》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