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有诗云:“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中国古代文人大多情思细腻,对这一点感慨尤深。于是无数慨叹生命易逝,往事如烟,好梦难留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而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便是个中翘楚。长洲(今江苏苏州)沈复既无秀才举子之功名,也无修史注经之鸿作,虽出自“衣冠之家”,但几年私塾之后,便习幕经商,而后更是命途坎坷,以至卖画为生,沦落天涯,于文坛于官场都不曾显赫。但正因如此,他写的《浮生六记》便“无酸语、赘语、道学语”,以一种率真自然,清水芙蓉般的美感打动人们,历久弥新。作者用清丽的笔触勾勒出文人独特雅致的诗意生活,从园林建筑到衣食住行,从闺房乐事到江湖浪游,无一不满溢着生命的美感,但仔细咀嚼,就会发现这种极致的浪漫诗意背后却隐藏着无法逃避的生命悲哀与创痛。
　　一
　　生命的诗意最先外化在生命栖居的处所,因此园林建筑便是体现诗意的一个重要方面。读《浮生六记》,会发现其中有很多描写轩馆亭台、花草山石的情节,而诗意便通过作者的慧心融入了这一轩一馆,一草一木。为轩馆取一个雅致的名号便是营造诗意住所的第一步,《浮生六记》中有这样的片段:
　　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意也。
　　迁仓米巷,余颜其卧楼曰“宾香阁”,盖以芸名而取如宾意也。
　　“我取轩”、“宾香阁”这类的屋舍之名意境优美、不落俗套,体现了主人的独特审美趣味。为轩馆命名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爱好,如冒辟疆的影梅庵,陈裴之的香畹楼,袁枚的所好轩,郑日奎的醉书斋,徐渭的青藤书屋,皆名雅而境有韵,悬匾檐楹之间流溢的是文采风流的性灵之光。
　　园林布置中造景的方法与诗歌中造境的原则有着惊人的共通之处,中国古代文人将锤炼诗文的心思毫不保留地运用到园林建筑中,从而使之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方寸院落成为文人锦绣之心的物化与承载。《浮生六记》中关于园林的布置,所言甚多:
　　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
　　而沈复亦非常成功的运用了这些原则。其“我取轩”是“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状,”且“檐前老树一株浓荫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这两处造景很好地运用了实虚相映的手法,原本窗闭之处便是屋之尽处,而推窗乍见烟光水色,变幻万端,给人豁然开朗的惊喜,而檐前逼窄之处,植以老树,树色青翠,枝影摇曳,又为窄窗增了不少灵动之色,将原先的呆板滞重巧妙地转变成别致生动。而萧爽楼中“兰影上粉墙,别有幽致”便是“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的真实写照。
　　其实,不管园林雕琢得多么的美轮美奂,其中的无奈又怎能完全消解在那一片山温水软中?沈复居于萧爽楼之时,已遭严父驱逐,在友人鲁半舫的帮助之下才有了这么个栖身之地,纵使此处再幽静雅致,也难免有寄人篱下,洛阳虽好不如家之叹!再看那退思、拙政等一众名园,皆是文人心灵在受到命运打击之后所营造的一方独自疗伤的静地。
　　二
　　林语堂先生在其《中国人》一书中特地谈到我们的先人平素生活中的赏心乐事,将诗意融入生活,于是一些琐碎的细节便成了鲜活的诗歌般的浪漫。同样的事物,用诗意的眼光看,荒凉可以品咂出疏淡的意境,而喧闹又自有一番恬淡的韵味。在《浮生六记》之中,最动人心魄的便是那满纸平淡中透出的诗意与温馨。
　　文中元末张士诚“瓦砾堆成土山”、“地旷人稀”的王府废基,在沈复看来却“登其颠可远眺”,并且“颇有野趣”,虽然屋舍窄小,却被独具匠心的沈复“前后隔而为四”,从而得到了“纸窗竹榻”的幽趣,在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后,沈复自然不会放弃审美享受,他“篱边倩邻老购菊,遍植之”,于是这里由一个荒凉无人的去处变成了一方让沈复母亲也欣然赏玩的乐土。
　　在萧爽楼之中,沈复饮酒作诗,而其妻陈芸亦有拔钗沽酒之举,“良辰美景,不放轻过”,萧爽楼中有四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有四取: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沈复摒弃了世俗中扰乱人心的经济仕途,终日在这种可与魏晋风度媲美的雅境中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诗词唱和,吟风咏月,快意十分。《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孜孜追寻的莫不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情态,而沈复无疑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践行者。
　　沈复虽是沦落至借钱、卖画度日,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沈妻陈芸依旧能使生活过得素朴却雅致。可见诗意的生活不仅仅是需要诗词文采的点缀,更需要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在《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中记载着这样的一则趣闻:沈复欲与朋友们赴苏城的南园和北园踏青,可是苦于园中没有酒家可以提供热的酒菜,而自行带去的酒菜也容易凉冷,不免扫人游兴。此时沈妻陈芸却想出了雇用市场中的馄饨担一同前往的主意,担中有锅有灶,到了游玩的地方就可以现场暖酒、烹肴、煮茶,之前的问题便悉数解决了。
　　这个小故事充分体现了芸的生活智慧,正是她尽心的营造,巧妙地解决了“炉火”的问题,才成就了这场醉人的欢宴。在布衣粗茶的窘迫生活中,能够保留对大自然中美的欣赏热情已是不易,更何况是运用慧心去营造更美好生活,这样的人生态度着实让人敬佩。
　　沈复的这种雅致的生活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形态。在冒襄的《影梅庵忆语》中我们亦不乏见董小宛“酿饴为露”的清雅举动。可是世事不能尽如人意,《浮生六记》中这等诗意生活的最终走向是疾痛惨怛的人生悲剧,沈复更是发出了“岂是干造物之忌耶?”的痛诘,而在《影梅庵忆语》中冒襄亦曾悲叹:“余一生清福此九年享尽矣!”可见,与人生前赴后继的灾劫相比,那些欢乐的时光显得多么的渺小而短暂。失意哪能皆有诗意,然而正是靠着这些许的难能可贵的诗意的生活片段人们才能泅渡过排山倒海而来的黑暗浪潮,才能对抗这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才能超度自己向往自由却被困死在宿命之中的灵魂。
　　三
　　浮生果真如梦,倏忽阴晴突变。沈妻陈芸因为沈父纳妾一事处理不当,失欢于沈母,又因错做启堂的担保人,写信言辞不当而彻底激怒沈父,夫妻俩被沈父逐出家门。随后陈芸又因弟弟失踪,母亲病亡,憨圆他嫁等一系列的打击而血疾大发,最终在长期的贫困及家族人际关系紧张的双重压力下撒手西去。陈芸死后,沈复又经历了丧父丧子之痛,同时也深被家人为争遗产而不顾亲情的行为刺伤。人生走到此处便是惨淡萧索,就像文中所写的那样:“余遂拜母别子女,痛哭一场,复至扬州,卖画度日。因得长哭于芸娘之墓,形单影只,倍极凄凉。且偶经故居,伤心惨目。重阳日,邻冢皆黄,芸墓独青。”人生最痛之事莫过中年丧妻晚年丧子,此刻的沈复独立凄坟,满目秋风,心中怨苦,难足道哉!
　　但沈复却从未放弃过对生命的希望与对美的追求。在《浮生六记》中沈复在“衣敝履穿”,生计无着,可纵然如此,他在求友借钱的归途中仍不放弃游历“虞山之胜”,由此看来沈复对自由及快乐的追求不会因外界条件的恶劣而改变,对诗意生活的向往已经根植在他的的生命中,这也是支撑他在经历无数毁灭性的灾难后仍不被摧垮的精神力量。
　　虽然沈复在陈芸死后说出了“奉劝世间夫妇,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的负气之言,但我们却不能否定沈复对之前与妻子共同度过的诗意生活的怀念与珍惜,他对其人生选择并无后悔之意。这一点从沈复倾尽余生之力写这本对他几乎毫无收益的《浮生六记》便可看出。即使是生命中最痛最深的愁苦和坎坷,沈复都以一种珍视的笔调来描写,词句清美,为那纸间流泻的苦痛营造出了一种诗意的氛围。
　　古来才命两相妨,以生命追求生活之美而结局悲惨的古代知识分子岂止沈复一人!倪云林造清泉白石茶,一生高洁风雅,但最终殒身于腌臜粪土之中,冒辟疆红袖添香,花露为酿,却落得个“夜写蝇头小楷数千,朝易米酒”的凄凉晚景,纳兰性德赌书泼茶,酒晕青衫,却才高不寿,终逃不脱造化短浅之困。为何他们的命途如此乖舛?当真是诗酒风流,为造物所忌?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文人对诗意生活的执着追求与其现实生活的悲惨走向是有着某种直接联系的。一方面,个人的审美人生观与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若反差太大,个人势必无可避免地要承受某些社会传统价值体系的疯狂清洗,如果个人仍然立场坚定,无法漂白,那么迎接他的将是空气稀薄的现实世界和如影随行的生活迫害。另一方面,对诗意的生活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古代文人尚美尚真的赤子之心和顺随自然不落流俗的气质秉性的体现,他们性情中这些真的、美的、天然的东西,其质地定然是柔性的、敏感的,在与现实生活中的生老病死、荣辱兴衰等刚性的困境交锋时是极易受到重创的。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那么这样一种性情在对抗生命之重的时候,所发出的定然是痛苦而悲壮的呻吟。
　　美、自由、幸福是所有人的向往与追求。但是一般人在遇到了现实的阻挡后往往却步或放弃。而沈复一类的中国古代文人却不同,他们是中国文化审美意境下熏陶出来的神品,对美和自由幸福有着超凡的感受与渴望,因此便会怀着这一颗赤子之心不计代价地追寻。但这又无可避免地打破了现实中某种平庸的平衡,他们是开创者更是牺牲者,需要付出惨重的现实代价,生命甚至会因此坍塌,但这种对美与诗意的追求过程和深切记忆又转化成了他们对抗现实、安顿灵魂的强大力量。由此,他们的生命便呈现出无可比拟的悲剧美感,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诗意与苦痛相交融的形态才更接近于真正健全而强大的生命本身。
　　
　　高添璧,武汉大学文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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