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是中国八十年代中期文坛的一位标志性作家，他的小说以精致见长，叙述细密纯净，语言有其特有的话语体系，组成了一个个独立于外部世界的隐秘、怪诞、残忍、真实的文学氛围。
　　
　　 一.自足的小农意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两个主人翁福贵和许三观有着中国传统农民一脉相承的共同点，就是对其生活环境有着默许的承受能力，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具有超强的环境承受能力；又有着不同之处，对于许三观去卖血的描述，使用了层层递进的手法，让他深悟了人间的冷暖和不易，而福贵更多地承载着人生的宿命，充满磨难的现实生活将他推到了人生困苦的极限，他终于坚强的走过来。富贵遵循的人生信念就是“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总体说明他们的人生要求是只要有活做，有饭吃，有衣穿就行了。这样的人生追求并不高，典型的“自足常乐，易于满足”精神。
　　
　　 二.不屈的吃苦精神
　　
　　 著名评论家陈晓明说过：“历史总是惊人的不完美，因而历史才能变化、前进。”（见陈晓明《中国先锋小说的超越》一书）。正是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困苦和灾难，才使我们的主人公能够一次次地从艰难的境地里站起来。说实话，在福贵的身上，我们看到的超常忍耐力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东西。这种一超常的忍耐力，就是在各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断磨励出来的。开始，在看到父亲去世后家中的破败，他吸取了败家后的深刻教训，和家珍租种了龙二的五亩地，从头再来。到了解放后初期百废待兴，为了生存，他和妻子商议将刚满十二岁的女儿凤霞送人，目的是能让有庆能读上书，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后来种种原因，凤霞又回来了。然而在眼看生活逐步好转起来的时候，家珍又得了怪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但是，她坐在床上还依然顽强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之后，是福贵陪着她，甚至是背着她经常走出门去，让她享受家庭的温暖。再后，家里一次次的遭遇变故，先是凤霞有病得了聋哑病，随之家珍死去。后来，在一次为县长的妻子输血时，输血人员为了多为其输血，竟然抽血过多让有庆失血而死；凤霞也因为生孩子而死；凤霞的丈夫也遭遇不测死了，多舛的命运竟然都降临到了福贵的头上。在这种境况中，福贵和凤霞唯一的三岁的苦根相依为命，仍然坚强地活着，两个人为了生存吃力地劳作在田野里，仍然充满着希望继续着未来的岁月。
　　
　　 三.坚韧的生存信念
　　
　　 在当代的中国文坛，我们不得不承认，余华是属于十分另类的作家，在从笔20多年来，他发表、出版的作品并不算多，但他小说中总有一种别样的潜质存在里面。首先是他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以及语言叙述的运用方面都有着他的过人之处。
　　 余华对人和现实的理解，从《现实一种》这类小说到传统写实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经历了一个从激烈到温和、从温和到轻松的过程。尤其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变得十分的温和、坚韧和轻松，《许三观卖血记》，就连面临着苦难本身余华对它进行的处理都呈现出一定的喜剧化，叙述也变得规矩而老实，文中的人物成了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书里的许三观虽然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是他也追求平等。他的平等观不是在一种特定的规则下的自由发展，而是内心里有一种最本能的愿望，那就是：最好大家都活得一样。要是有什么邻居过得比他好了，他此时此刻就会觉得不平等。许三观在通过与街坊邻居的对比当中，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可以发现，像许三观的那种平等观，其实是十分脆弱，不堪一击的。文中的人们不希望看到别人过得比自己好，但是，反过来，面对自己人们又都很想过得与众不同。骨子里，还是没有平等观念。这种平等，不过是一种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活着》中的福贵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等人物形象，由于受到有关描写及叙述方面的种种局限，还存在着些微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们忍受磨难的吃苦精神和坚忍不拔对生活的不屈信念，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可抹灭的记忆，尤其是《活着》中的对福贵这个农民艺术形象的描写，他不以物喜，不为己悲，自然质朴真实感人，无论面临再大的困苦、再哀痛的磨难，都没有让他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能坚强地活着，活出一个农民的样子来。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作家余华为中国小说画廊里增添的这些鲜活的农民形象。
　　
　　夏学明，山东潍坊科技学院教师。

• 夏学明： 论余华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