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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公为何“属予作文”
◇ 叶乃初
公元1044年的春天，也就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年后，滕子京便主持重修了岳阳楼。庆历六年六月岳阳楼重修落成，滕子京便将岳阳楼的建筑结构、四周风光以及唐代诗人和宋当代诗人有关描写岳阳楼的诗赋名作写下、连同一幅《洞庭湖晚秋图》一并寄给远在河南邓州的好友范仲淹，邀请好友范仲淹就重修岳阳楼一事写一篇记文。范仲淹不负好友之嘱托，于当年九月十五日挥笔写下了《岳阳楼记》（统编人教版九语上课文）这篇千古传诵之美文。
滕子京为何偏要函请邀约范仲淹来作记为文呢？这便得先从他们二人之间的友谊开始说起。
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同时考中进士开始的。他们曾经共同参与修复泰州的海堰工程，曾在润州一同畅议天下大事，还曾在西北前线共同抗击西夏的入侵。滕子京受到范仲淹的举荐在西北的泾州做知州时，时值西夏大举攻宋。滕子京镇守城池，十分危急，是范仲淹及时引番汉兵前来援助，共同抵抗西夏的入侵，使得西夏不敢进犯而出面求和。滕、范二人自此结下了生死之交。事后，滕子京守土有功，迁往庆州任职，范仲俺还朝，升任参知政事（公元1043年）。
但是，他们在仕途上并非一帆风顺，都有遭陷被贬的经历。
滕子京还在泾州任知州时，曾经动用公款犒劳边关将士，祭奠英烈，抚恤遗属。事隔一年之后，遭人弹劾，落下“贪官”之罪名。又幸得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从中解释，才未处罚，仅贬官凤翔，继而贬至虢州，后又谪守巴陵郡。
范仲俺在宋仁宗皇帝的支持下，施行于民有利的“庆历新政”，却因遭到保守派的反对而告失败，被罢黜参知政事一职，逐出京都，于庆历五年贬降邓州任知州。
滕范二人同为天涯沦落人。但是，他们在遭受贬谪打击，仕途坎坷之时，并未意志消沉，精神颓靡，牢骚满腹，而是忍辱负重，不以己悲，勤于政绩，有所作为。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到庆历七年被调任苏州的三年时间里，承前制，重修岳阳楼；崇教化，兴建岳州学官；治水患，拟筑偃虹堤。三年治政，成就三件大事。被同朝史学家司马光赞其在岳州“治为天下第一”。
范仲淹贬降邓州，上任伊始，就四处察访民情，了解百性疾苦。他着重于两件事：一是重农事，督促属下为百姓种粮提供方便，让他们把地种好，有粮食吃；另一件是兴学育才，从长计议，在城东南隅兴办花洲书院，为邓州的长远繁荣培育人才。
从他们的友谊和经历看，他们两人都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们同为古仁人之心的躬耕者，先忧后乐精神的实践者。
在《岳阳楼记》这篇记文中，范仲淹的那些议论抒情的文字正好说出了滕子京的心里话。所以凭借多年来的志同道合，滕子京深信不疑，范仲淹作文必定会为自己说出心中的肺腑之言，完全可以充当自己的代言人角色。
滕子京亲自主持重修岳阳楼，照说为之作文更是得心应手，为何舍近求远？滕子京深知自己“负大才，为众所嫉”。要不然，当年在泾州任上，在那样特定的境况下，自己做的是那样一件深得人心的好事，却反倒遭人弹劾。这作文之为，他是吃一堑长一智，吸取“泾州动用公款案”的教训，避开一切嫌疑，也许是为了不让那些嫉贤妒能好事之徒咬文嚼字地抓住把柄而大作文章吧。
滕子京也深知好友很关心他，“恐后贻祸”，“正患无隙以规之”。于是便将这个作文的机会留给了好友范仲淹，让自己来好好地听听好友发自肺腑的真诚规劝，借此来安慰自己那颗受伤己久的心灵。
自从遭受弹劾以来，滕子京是一贬再贬，内心一直是充满着愤郁不平。但他还是忍辱负重，勤于政绩，可说是一直都是在戴着枷锁跳舞。人累心也累。他是庆历七年初调任苏州的，到离开岳阳三个月后就不幸病逝于苏州任所了。从重修岳阳楼到病故的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滕子京是劳心又劳力。也许他是想把作文这副劳心的担子让好友范仲淹来分担一下吧。
正是基于上述之种种考虑吧，滕子京才决定嘱托好友作记为文一篇——即“属予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