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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记》主题新说
◇ 叶乃初
一直以来，众多论者总是倾向于说是范仲淹借滕子京修书求记之际，借题发挥，抒写了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笔者以为，称誉滕子京才应是《岳阳楼记》的重要内容，因为滕子京是先忧后乐这一精神的践行者，而范仲淹只不过是这一精神的传扬者而已。对此试作具体论述如下：
滕子京在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直到庆历七年初调任苏州的这为官三年里，他有哪些作为呢？他承前制，重修了岳阳楼；他崇教化，兴建了岳州学宫；他还治水患，拟筑偃虹堤。治政三年，成就了三件大事，竟被当朝史学家司马光称誉其在岳州“治为天下第一”。然而，有谁知道滕子京又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取得如此卓越政绩的呢？
据《宋史·滕宗谅传》等史书记载，在他还未来巴陵之前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滕子京这一朝廷的弃儿，先后从庆州贬至凤翔，继而贬至虢州，后又于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其一贬再贬，就因为滕子京在泾州担任知州之时，当时恰逢西夏大举攻宋，滕子京领命镇守城池，他动用公款犒劳边关将士，祭奠英烈，抚恤遗属。然事隔一年之后，便遭人弹劾，落得个“贪官”之罪名。幸得范仲淹、欧阳修从中解释，才未处刑，仅贬官凤翔。可见滕子京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来到巴陵的，然在不到两年内，滕子京忍辱负重，勤于政绩，就使得巴陵呈现出勃勃生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于是重修了岳阳楼，为后世留下了千古不朽之遗迹这一著名的人文景观。仅此一项，就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范仲淹深知滕子京“负大才”，“为众所嫉”。如果就此大书特书，只会给滕子京招来更多的嫉恨，故只在《岳阳楼记》的开头一笔带过，有意将政绩作了淡化处理。但是范仲淹又怎能按捺住对好友的赞誉之情呢？于是便曲笔为文，以“前人之述备矣”收束对“岳阳楼之大观”的描绘。紧接着就极力的一笔宕开，由巴陵地处水上便捷交通枢纽之“地利”，引出迁客骚人登楼览物之悲喜，又借探求古仁人之心来加以比照，终于回落到了对滕子京的赞誉之上。范仲淹如此曲折迂回运笔，实际上寄寓着对好友的良苦用心。
正如范仲淹所言，滕子京是“不以己悲”。试想，他一个负罪的贬官，仕途的失意，人生的坎坷，足以使他意志消沉，精神颓靡，怨艾满腹，“感极而悲”。可是滕子京他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在巴陵为官三年“治为天下第一”的政绩，就是“古仁人之心”在他身上的充分体现。滕子京就是古仁人之心的躬耕者，先忧后乐精神的实践者。因此，范仲淹至此对滕子京由衷的饮佩之情便不由得自然而然地从心底里流淌出来：微斯人，吾谁与归。
很显然，没有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也就没有后世这一著名的人文景观；没有滕子京修书求记，也就没有美文《岳阳楼记》传诸后世。正是因为滕子京的作为才实践了古仁人之心，《岳阳楼记》中那一大段议论抒情的文字所指称的对象难道说是作者自己？显然只能是作者对好友的由衷称誉。
作记非范仲淹莫属。仅凭“微斯人，吾谁与归”就说是作者借题发挥，抒写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言滕子京是“抱负”的践行者，这恐怕是理解《岳阳楼记》的一个空白，或是一个失误。滕子京不是一般的迁客，而是一个具有古仁人之心的迁客。范仲淹之所以要刻意写出迁客骚人的“以物喜，以己悲”，就是为了对照称誉滕子京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先忧后乐的这种精神与襟怀，只是这一称赞属于“无记名”式的，但却有此时无名胜有名的艺术功效。否则，范仲淹何以要在文末表明心志：微斯人，吾谁与归。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要向好友滕子京看齐，其“抱负”自然当在不言之中，只是这一点被众多论赏析者强调得太突出了，颇有喧宾夺主的意味；亦或是就这种“抱负”对世人太具有教化作用了。总之，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厚先忧后乐精神的“传扬者”而薄其“践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