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戏剧创作风格例析何玉蔚文学教育下半月2012年第3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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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2年第3期 ID: 154935

[ 何玉蔚文选 ] 　　

布莱希特戏剧创作风格例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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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戏剧创作风格例析

◇ 何玉蔚

　　内容摘要：布莱希特一向主张戏剧应寓教于乐，本文以《四川一好人》为例探讨布莱希特是如何寓教于乐的，它作用于观众的理性，使观众成为主动的思考者，思考的过程就是欣赏的过程、娱乐的过程，教育和娱乐合而为一，因为教育本身可以给人带来快感，布莱希特的寓教于乐是娱乐和教育的内在统一。
　　关键词：布莱希特《四川一好人》寓教于乐
　　作为20世纪德国最具震撼力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一向主张戏剧应寓教育于娱乐，并一直为此而努力。在他那著名的具有警句风格的戏剧理论著作《戏剧小工具篇》中，对娱乐的论述比比皆是：“‘戏剧’就是要生动地反映人与人之间流传的或者想象的事件，其目的是为了娱乐。”[1]他还直言不讳：“使人获得娱乐，从来就是戏剧的使命，像一切其他的艺术一样。这种使命总是使它享有特别的尊严；它所需要的不外乎是娱乐，自然是无条件的娱乐……娱乐不像其他事物那样需要一种辩护。”[2]这样看来，娱乐在布莱希特那里是一件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事了。
　　一
　　当然，“寓教于乐”并不是布莱希特首次提出的，我们追根溯源的话，两千多年前古罗马批评家贺拉斯在他那封诗体书简后被称之为《诗艺》的书中已有论述，他是这样说的：“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在你教育人的时候，话要说得简短，使听的人容易接受，容易牢固地记在心里……如果是一出毫无益处的戏剧，长老的‘百人连’就会把它驱下舞台；如果这出戏毫无趣味，高傲的青年骑士便会掉头不顾。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这样的作品才能使索修斯兄弟赚钱，才能使作者扬名海外，留芳千古。”[3]贺拉斯在这里将教益和快感同时并举，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希腊后期有关争论所做的总结。一般说来，当时斯多噶学派推崇克已制欲的道德精神，因而在文学上强调诗的教育作用；而伊壁鸠鲁学派则奉行快乐主义的人生哲学，在文学上自然倾向于强调诗的快感。贺拉斯倡导寓教于乐，可以说是对上述两派主张的一种调和。但细读《诗艺》，我们却发现贺拉斯实际上更强调诗的教化作用。他称颂俄耳甫斯使人类不再残杀，放弃野蛮的生活；安菲翁用琴声感动了顽石，筑成忒拜城邦；荷马的诗歌则鼓舞了战士们的勇气，使他们斗志昂扬奔赴战场。另外，诗人还以智慧划分公私，禁止淫乱，制定法律，建立邦国。总之，按照贺拉斯的说法，“神的旨意是通过诗歌传达的；诗歌也指示了生活的道路”[4]，于是在这样一种极致的描述中，诗的社会功用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但事实上，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寓教于乐’说的信奉者都把文学的教化作用视为首要任务，而把快感当作实现这一任务的手段。”[5]也就是说教育是目的，而娱乐是方式，当然，我们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教育和娱乐何者为重，本来，文学的功能就是多重的，如果单独强调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意味着一种趋于极端的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学的快感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快感，而文学的教育作用也应当与一般的政治、道德说教有所区别，我们还是看看布莱希特在《四川一好人》中是如何寓教于乐的吧！
　　二
　　《四川一好人》完成于1941年，为写这个剧本布莱希特花费了很大精力，初稿完成后又重写过若干遍，并进行了多次修改，这是一部寓意剧，以中国四川为背景，描写妓女沈德用善与恶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艰难地在人世间生活下去的故事。它的剧情是这样的：三位神仙下凡到中国四川寻找好人，最后找到被迫堕入娼门的妓女沈德，神仙为报答她的殷勤招待，给她银元一千，让她开设卖烟小店，替他们在世上救济穷人，不料沈德却因此而濒于破产，无奈之下，她只好装扮成一个穷凶极恶的男子——她的表哥崔达，雇佣工人进行剥削从而使烟店兴隆起来。在这部戏里，布莱希特没做什么断言，只是通过剧情让观众审视好人的尴尬纠结的处境，把一个十分严肃而枯燥的人生道德问题表达得十分生动。如果对该题材处理不当，该剧将会是十分沉重乏味的，甚至可能空话、大话连篇。但布莱希特用自己的特长——幽默，牢牢地抓住了观众，使观众产生兴趣，逐渐将他们引入自己的主题。
　　《四川一好人》一开始序幕部分神仙下凡来到人间，卖水人老王认出他们是神仙，并不是因为他们气质非凡或神情庄重，而是因为“瞧模样与众不同，他们油光满面一点儿看不出人间的劳累相！”[6]不用干活、不必操劳反而饿不着肚子、油光满面，理所当然是神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把逍遥自在、毫无拘束和牵挂的人比喻成神仙，而这种比喻又带有丰富的意味，既有讽刺又有羡慕，卖水人老王据此来识别谁是真正的神仙，对此观众怎么能不发笑呢？在这场戏快结束时，三个神仙中最有头脑的一位提醒沈德不要对别人讲他们付给了她高昂的房租，观众一定想，为什么？这位神仙提供的原因是：“否则可能会引起误解”[7]多么有趣而使人吃惊的回答，观众自然而然想到把大量金钱给一位妓女的含意，而且他们还会发笑：神仙原来也怕流言蜚语，看来流言蜚语是多么厉害呀，一旦让它缠上身，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不但我们凡人害怕，神仙也避之不及。另外，布莱希特在剧中穿插一些歌曲，这些歌曲既总结了剧情又使该阶段的剧情得到了升华。在一首《抽烟之歌》中，剧中的一位祖父这样唱到：“想当初，头发未白血气刚，一心想，靠我聪明挣米粮。今方晓，再聪明，也填不饱穷汉饿肚肠。我因此说：算了吧！瞧，热热的烟缕越升越凉，你也会意冷心灰像烟缕一样。”[8]这段歌词很有趣，由一位失意潦倒、行将就木的老人口中唱出再微妙不过了，老人的一生就像一支香烟的一生，老人的一生由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到头发已白的晚年，香烟的一生也是由火点燃然后慢慢熄灭最后只剩灰白色的烟蒂，另外抽烟的老人以及他抽的香烟都将以烟的形式升入天空。这些幽默风趣的对话、歌曲在剧中不胜枚举，它们充满着机智，我们认为，“幽默唯有了机智的因素，其可笑性才不至于流于打情骂俏式的好笑，它才显得有深度、有涵养、有嚼味”。[9]我们还可以说：“在谐趣性的前提下，机智的高低程度应当成为判定幽默作品合格程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越机智，幽默愈成功。”[10]机智作用于人的理性，这种充满机智的幽默给人一种智慧的快感，它引导观众跟着作者设计的节奏前进。在此剧的剧终，布莱希特以收场白的方式向观众就沈德的“好人做不成”的困境向观众提问：“换个当事人不会有这事？另换个世界才能没此事？……我们是垮了，不单演戏做样子！唯靠诸位解难题：请即亲自想仔细，帮助好人好到底，能够采取啥方式。”[11]观众离席后，问题还困扰着他们，并使他们兴味盎然，意犹未尽。
　　布莱希特对戏剧中的娱乐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戏剧能“随心所欲地借助教育和探讨进行娱乐。戏剧把对社会的真实反映——这种反映又能影响社会——完全当成了一出戏：给社会的建设者展示出社会的见闻，既有从前的，也有现在的，并且以这样一种方法，即我们当中最热情、最有智慧和最活跃的人，从日常和世纪的事件中获得的感受、见解和冲动可以供人‘享受。’他们获得娱乐，是借助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来的智慧，借助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转变而来的有益的愤怒，借助对于人性尊严的尊重，亦即博爱——一句话，借助一切足以使生产者感到开心的东西。”[12]从以上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布莱希特对娱乐认识的独到之处：他倡导借助教育和探讨进行娱乐，而不是借助娱乐进行教育和探讨，热情、智慧、活跃的剧作家用他们的感受、见解和冲动来供观众享受，这种享受就是娱乐，而这种娱乐又与智慧、理性密切相联。《四川一好人》就体现了这一特色，显然，布莱希特认为引起观众的思考，唤起观众的能动性，这就是一种崭新的艺术享受（娱乐）。另外，布莱希特还在一篇《娱乐戏剧还是教育戏剧》的文章中论述了学习（受教育）与娱乐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学习与娱乐不应该有鸿沟，特别是被剥削阶级要明白自己为什么受压迫剥削的道理，因而对学习原本是抱着很大的兴趣的。因为对被剥削阶级说来，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为了改造世界而去学习，这种学习是令人愉快的和富有战斗性的学习。“倘若没有这种愉快的学习，那么戏剧自身就不可能去教育人们。戏剧就是戏剧，即使它是教育戏剧，仍然还是戏剧，只要是好的戏剧就是娱乐的。”[13] 的确，我们在艺术欣赏过程中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凡是能引起我们思考，言犹未尽而需要我们探讨、耐人寻味的作品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大更高的艺术享受，“因为这时我们不是被动的感受者，而是主动的思考者。而这思考的过程亦即学习的过程，同时又是欣赏的过程——娱乐的过程。”[14]
　　三
　　从布莱希特整个创作思想来看，他对寓教于乐的理解和实践不是孤立的，而是从属于他对戏剧的认知和创新。他称自己的戏剧为“叙述体戏剧”，区别于传统的亚理斯多德式戏剧。两者有什么不同，布莱希特曾把这两种类型的戏剧的区别列了一个表 [15]：前者唤起观众的能动性，使观众作出判断，使感情变成认识，而后者即传统的亚理斯多德式的戏剧则消耗观众的能动性，使观众产生感情，保持感情。两者都是主张“寓教于乐”的，但两者对“娱乐”和“教育”的理解却极不相同。传统的亚理式多德的戏剧的“娱乐”指的是感情共鸣，观众被感动，达到这一点是通过恐惧和怜悯，它的教育充其量是使观众认识世界；而布莱希特的“叙述体戏剧”的“娱乐”指的是剧本和演出给予观众的思考的乐趣，达到这一点是通过陌生化效果，即间离效果，它的“教育”是指观众思考后产生了改变世界的欲望。可见，两种不同的戏剧有两种不同的“寓教育于娱乐”，它们的性质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另外，从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看，除本文提到的亚理斯多德、贺拉斯、布莱希特外、锡德尼、康德、黑格尔、席勒、休谟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强调过文学的娱乐功能，但不管怎样，布莱希特的独树一帜，他没有把娱乐和教育割裂开来，因为教育本身就可以给人带来快感，布莱希特的“寓教于乐”是娱乐和教育的内在统一。
　　
　　注释：
　　 [1][2][12][13][15]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等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5，6，14-15，72，106-107页。
　　 [3][4]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见《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55，158页。
　　 [5]杨冬：《西方文学批评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8-49页。
　　 [6][7][8][11]布莱希特：《四川一好人》，黄永凡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4，14，25，152页。
　　 [9][10]谭达人：《幽默与言语幽默》，三联书店，2003年，第41页。
　　 [14]全匡复：《布莱希特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9页。
　　
　　何玉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与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