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鲁迅杂文《拿来主义》中提及的“送去主义”，在语文教学中常被解读为媚外卖国的行为并加以否定。这不仅违背了历史真实，也有悖于鲁迅的原意。本文将通过史料还原文中所提及的艺术领域三次外交事件的意义。并立足于历史大背景中重新审度“送去主义”的真实指向和历史内涵。
　　 关键词：送去主义 爱国之举 历史大背景
　　 《拿来主义》出自鲁迅的《且介亭杂文》，作为鲁迅杂文的典范，一直是高中语文的重点教学篇目。作者提出对待外来事物应本着“拿来主义”的态度。为了立论的需要，文中首先以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艺术领域的三次外交事件为例，将之称为“送去主义”加以讽刺。课堂上我们一些教育者也常简单地把“送去主义”解读为国民政府的媚外卖国。这不仅违背了历史真实，也有悖于鲁迅的原意。
　　 文中说到：“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鲁迅认为，“送去”与“拿来”是国与国之间平等交流的方式。他主张的是既“送去”又“拿来”，并没有说只能“拿来”而不能“送去”。既然如此怎么能说“送去”就是媚外卖国呢？
　　 根据柯文辉的《艺术大师刘海粟传》，吴作人的《徐悲鸿》及梅绍武的《我的父亲梅兰芳》等人物传记记载，我们认为刘海粟、徐悲鸿、梅兰芳的“送去”，并非媚外卖国，而是令人感动的爱国之举。
　　 1933年，徐悲鸿先后在英、德、意和苏联等国举办中国画展。展品包括了现代中国画和稀有的传统绘画珍品共300多件，震动了西欧各国艺坛。不仅弘扬了中国的绘画艺术，且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艺术的偏见。
　　 1934年1月，受德国美术界的邀请，并在国民政府及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画家刘海粟筹集了代表中国现代绘画水平的600多件作品，先后在德国、荷兰、西班牙、捷克、瑞士、英国等欧洲国家展出，并在各地作了学术演讲，引起巨大反响。刘海粟还在柏林看望了著名女版画家珂勒惠支，在日内瓦会见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6月他返抵上海，画展筹委会设宴欢迎，蔡元培在席间盛赞：“海粟此行获得无上光荣与极大成功。”
　　 1935年3月，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戏剧大师梅兰芳出访苏联。先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演出15场，向苏联观众献上了《打渔杀家》《贵妃醉酒》《木兰从军》等多部著名京剧唱段。期间，苏联党政领导人莫洛托夫、伏洛希罗夫，著名作家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等前往观看。苏联媒体评论“梅兰芳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演出，是中苏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新里程碑”。
　　 由此观之，刘海粟、徐悲鸿、梅兰芳的“送去”不仅弘扬了中国文化，还促进了中国与欧洲诸国的学术交流。但为什么鲁迅的措辞中却明明含有讽刺，带着贬义呢？对此我们有必要从三方面去理解。
　　 第一，鲁迅先生的偏见流露其中。
　　 在《鲁迅书信集》鲁迅致吴渤的信中提到：“‘刘大师’的那一个展览会，我没有去看，但从报上知道是由他包办的，包办如何能好呢？听说内容全是‘国画’，现在的‘国画’，一定是贫乏的，但因为欧洲人没有看惯，莫名其妙，所以这回也许要‘载誉归来’，像徐悲鸿之在法国一样。”这是偏见之言，首先刘海粟为代表的这次展览会并非个人包办。其次当时的国画并不贫乏，刘海粟、张大千、贺天健、潘玉良、蒋兆和等国画高手使30年代的国画艺术异彩纷呈。说欧洲人看国画莫名其妙，刘海粟、徐悲鸿才能“载誉归来”，更是有失公允。而对于京剧，鲁迅向来不喜欢，他认为那只是“玩把戏”的“百纳体”，“毫无美学价值”。更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一文中直接攻击梅兰芳说，“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曾有许多真知灼见，但这不等于他对任何人任何事的评价总是客观、全面的。
　　 第二，鲁迅杂文写作特色的体现。
　　 《拿来主义》不是科学小品，不是通讯报导而是杂文。杂文语言的特点是犀利、幽默，一针见血，在嬉笑怒骂之中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为了加强讽刺的力度和取得幽默的效果，有些话因带上主观色彩而形成夸张的效果是可以理解的。就杂文而言片面的深刻总比中庸的四平八稳要强。鲁迅说：“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其实并没有那么绝对。以上提到的三位艺术家的欧州之行所获之巨大收益，就是“拿来主义”提倡的借鉴吸收的集中体现。何况30年代也并非“只是送出去”，1933年英国大文豪萧伯纳就曾访问中国，鲁迅还为此做《颂萧》一文予以赞扬。
　　 第三，鲁迅先生在文中用了曲笔。
　　 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恐怖盛行、文网严密。当局的新闻监察部门对报刊中的“异议”文章明诛暗伐。这迫使鲁迅的作品不得不常常使用曲笔，“避实就虚、顾彼忌此”。仔细琢磨，我们可以感到作者是在顾左右而言他。表面上看“单是学艺上的东西”于政治无关，实际上所谈并非仅仅“学艺”而是整个“时局”。1931年东三省沦陷，1932年上海弃守，1933年热河丢失。国民政府“送去”的不是古董字画而是大片国土和数千万的人民，鲁迅的曲笔中隐含着声西（送去欧洲）击东（送给日本）之深意，可谓用心良苦。
　　 《拿来主义》是一篇包含着真知灼见的精彩杂文，然而片面的文史观却使得不少人对作者的本意误读与曲解。鲁迅列举艺术上的三个实例，是为了证明当时存在着“送去主义”的错误倾向，并没有说文化艺术的输出与交流是媚外卖国。文章开头的批判只是一种铺垫，是为了突出全文的主旨——强调实行“拿来主义”。
　　 于历史大背景中重新审视人物与事件，根据鲁迅杂文的特点，正确地把握主旨和内容，是语文教育者应做的努力，也是对作者的尊重和对学生的负责。借用文中的一句话，我们对待《拿来主义》同样须要“动用脑髓自己来拿”。
　　
　　 覃顺林，广西体育运动学校教师。

• 覃顺林： 《桃花源记》中刘子骥浅析　/　文学教育 2008年第3期
• 覃顺林： 《花未眠》死亡意识的审美解读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3期
• 覃顺林： 于历史大背景中重新审度“送去主义”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