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知识分子品格培养张军文学教育下半月2012年第3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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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2年第3期 ID: 154924

[ 张军文选 ] 　　

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知识分子品格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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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知识分子品格培养

◇ 张军

　　内容摘要：知识分子品格培养是大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是实施这一教育任务的重要途径。通过作家、文学史家以及当下热点问题的评析将有助于学生知识分子品格的养成。
　　关键词：知识分子品格作家文学史家当下热点
　　对学生进行知识分子品格培养，是大学教育的终极价值。而培养的途径一方面是大学通过营造自己独有的校园文化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人文熏陶，一方面是大学各门学科结合自身的专业课程对学生进行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提升。成教生在大学本部学习生活时间较短，由于工作以及世俗生活牵扯太多精力，他们很难对大学院校的人文精神加以认同，并在较短时间内更新建构自己的人文素养。因此，对成教生的知识分子品格培养重在学科知识的传授过程中。笔者将探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如何对学生进行知识分子品格培养。所谓知识分子品格就是力争做社会的良心和对权势说真话。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进行这种知识分子品格的培养，主要是通过阐释作家、文学史家及对当下社会生活的评断等三个方面来进行。
　　一.强调作家自身操守
　　新时期之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主要以政治评价为主，文学史成为政治演绎的附庸，缺少自己的独立性；新时期以来，随着“重写文学史”理念的提出与研究实践，“文学性”成为文学史教学的重要标杆，而作家的个人修养与道德品质不再为文学史家所重视，这使得文学史教学成为静止的文本分析。但是，文学史是关于文学的历史，而历史的书写本来就有“观风俗、知得失”的作用，尽管不必象孔子作《春秋》“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使得“乱臣贼子惧”，但也要在文学史教学中强调作家应是大写的人，方能实现教书育人的终极目的。
　　中国现代社会由传统社会转型而来，期间风起云涌，一时多少豪杰。在这一时代大潮之下，良莠不齐，一些知识分子在民族大义上自贬身份，甘于堕落；一些知识分子则奋发有为，铁骨铮铮，谱写中华民族知识分子正气之歌。前者有周作人之流、后者有郁达夫等人，这些都应该通过文学史教学加以指斥，臧否。特别是周作人，在原来的文学史中，对其不加评论，有意忽略其文学成就自然是不对的。但是在当下一些文学史中，对其委身事伪则百般辩解、千方开脱也不是应有的历史态度。“大节不亏，小节不拘”应是我们评价作家道德品质的重要尺度。在重大的民族气节方面，我们要持有严格的是非标准。
　　除了抗日战争之外，“文革”也是考验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历史事件。而如何评价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之中的表现，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一方面是因为相当多的历史当事人还生存于世，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欠缺反省精神，不敢直面自己曾有的灵魂创伤。以至时至今日，还有人对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不予承认，这才有余秋雨等辩解自己在“石一哥”中的所为。也正因为这样，巴金那种勇于承担，敢于抉心自食的精神才是教学课堂上大力赞颂的。特别是胡风，因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而被囚禁达十余年，始终痴心不改，无怨无悔，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硬骨头的体现，应该是我们标榜的精神楷模。
　　二.凸显文学史家的气节
　　在文学史教学中，很多老师只是按照教育部规划教材进行“照本宣科”式的讲解，而这些官方教材遮蔽了许多文学史实，这时，我们的课堂教学应该广为借鉴其它文学史教材对其予以补正，同时，为那些坚守知识分子品行的文学史家予以肯定。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中，有很多文学史家坚持自己的文学史观而保持自己的知识分子品质。例如，著名的文学史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王瑶先生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其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进行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坚持了自己的学术意见，以至受到一系列的批评。但其表面上对这些批评进行认可，虚与委蛇，但实际上在文学史内容上并不加以改动。一方面显示了灵活的斗争策略，另一方面展示了自己的学术品格。其学术气节已融入我们现代文学学科发展之中，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中，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以知识分子启蒙意识对中国当代文学史进行梳理，其对那些敢于抗衡强权意志的作家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其在文本选择和史实评价上彰显出知识分子批判色彩。其第十章“‘五四’精神的重新凝聚”作为一个专章来谈知识分子的骨气与品格。并且在第一节重新评价了《苦恋》、《在社会的档案里》、《飞天》等作品，指出它们显然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激活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干预现实的批判精神。正滋生着已经消失了近三十年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而在第十三章“感应着时代的大变动”的第二节就是“呼唤理想的人民公仆：《假如我是真的》”。《苦恋》、《在社会的档案里》、《飞天》，《假如我是真的》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曾经引起轰动并被高层批评，这里将其列为一个章节，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前所未有的。这既体现了史家的胆识，也显示了文学史家与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知识分子写史在大陆外文学史家中表现非常明显。林曼叔的文学史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一部分作家在十七年文学中的抗争与倔强。特别是胡风这一悲剧人物，林曼叔进行了专章介绍。该部文学史应该是首次将其以正面肯定的形象列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因为其在1988年才得到党和国家的完全平反，这距该部文学史初次出版已是十年之久。文学史家还以每人一个小节的篇幅对一些文艺批评家、理论家提出的“异端”文艺理论进行了正名，并予以赞扬。足见史家对这些逆流而上的知识分子的赞赏，并为之立传的雄心。史家是在1978年里完成的该部文学史，而上述受到批判的好多文艺家、理论家、作家此时还没有平反或者只是刚刚平反，但文学史家能慧眼卓识，直笔无隐地进行书写，也正是文学史家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写史的自期。
　　顾彬的直率与坦诚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这表现在他对日本侵略中国时期和“文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气节的重视与批判上。顾彬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中国作家没有坚守气节投入敌伪的怀抱。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周作人、穆时英或张资平等。并且顾彬不依不饶毫无顾忌地点出“文革”期间“梁效”这一写作组的成员姓名。而且，顾彬戳穿了一些民主斗士的形象。在中国，1980年代有许多知识分子移居国外，国内国外的一些学者把这些人作为民主斗士的形象进行阐释并加以夸大。而高行健不仅移居国外，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自然使得这种阐释得到更多的联想与发挥。但是顾彬却能捅破某些浮华的表面，让我们见到俗不可耐的实质。他指出高行健移居海外并不是什么政治压迫，也谈不上什么“流亡”，而只是意见的不同而导致了一些委屈，但是这种委屈以及导致这种委屈产生的机制已经被那些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所克服。这就暗含了顾彬对那些能留下来进行渐进式改革的知识分子的肯定。而且顾彬指出“流亡”已经成为某些海外中国人的运作手段，依靠这种手段，他们可以获得居留权，甚至诺贝尔奖。当然，顾彬也承认高行健的作品都不是不忍卒读的，而是逐渐提升进步的。
　　杜博尼的文学史同样注重那些抵制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但关注的是“文革”期间和1980年代期间一些知识分子的突出表现。在大陆当代文学史的编撰中，似乎大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当代文学马上就一帆风顺的进入了新的康庄大道。而杜博尼在这里展示了这条康庄大道在1980年代也不是那么平坦无碍的。杜博尼从天安门事件、西单民主墙开始写起，注重了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6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并涉及与此相关的文艺运动，作家作品。这样1980年代的文学史也成了中国改革派与激进派之间的角逐场所，显示出1980年代的文学史并不是走进新时期后就没有冲突、没有对抗。而展示这种1980年代的复杂性大陆文学史家只有在2004年程光炜等人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才进行了精彩的书写。
　　可见，这些文学史家都能尽自己最大可能，披剖那些正统的文学史家所不能书写的文学史实，这一方面为我们全面认识文学史实提供了镜鉴，另一方面，让我们见识了一个知识分子文学史家所应持有并坚守的立场。
　　三.对当下文坛热点的评价
　　当下文坛热点，也应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重要内容。首先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性质注定了它与当下社会必须随时保持联系，它不是历史固化后的学究性学科。这门课程所教授的作家大都是随时干预社会生活，指点江山的知识分子，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等等无不是敢于批判社会，建构新的国民性的大家。所以，现代文学史学科内容决定了它学科性质，也使得这门学科不能像古代文学那样对现实生活敬而远之。
　　其次，大学教材总是落后于当下文坛与文化现象至少五年。所以，时刻关注当下文坛与文化现象，可以指导学生紧跟学术潮流，站在学科前沿发展状态，形成学科敏感。
　　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主要是讲述历史曾经过往之事，这易使得学生与当下现实产生隔膜，两耳不闻窗外事。而关注当下文坛实际，并联系社会现象进行评论，可以使得学生将本学科的启蒙精神与批判意识运用于现实生活的观察与评判，从而将抽象的遥远的知识分子精神转化为切实地具有操作性的实践行为。
　　但是，对当下社会生活的评说，不能将课堂异化为牢骚满腹的社会评论而应紧扣文学本体进行。这特别适合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来进行。因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本来就注重关注现实、反映现实以致批判现实，这为知识分子品格养成提供了最佳渠道。例如，当下盛行的“底层文学”揭示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行，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获得了空前增强。但是，在繁荣泡沫的掩盖之下，在纸醉灯迷的现代生活之外，在大都市车水马龙的发达表层下，仍有相当广泛的庞大底层，他们与现代文明、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民主权利等等并不接壤。他们是中国广袤大地上不被现代光环笼罩的大多数。他们尽管大多温饱无恙，但随时可再次贫困不堪；他们的社会地位依然低下，实现平等遥遥无期；他们的精神仍然荒芜，文化生活是奢望之事。
　　这不由人极大质疑曾有的经济建设的成就，并对未来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予以更深层次的思考。而这些在文学史课堂上予以讲叙，一方面是结合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一方面使得我们的学生和作家、老师一起来反思这个社会，培养学生的启蒙精神，增强他们的知识分子意识，并完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可说是一石三鸟，事半功倍。
　　总之，对大学生知识分子品格的培养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重要任务，而在作家、文学史家以及当下热点问题的评析中予以贯彻实施是实现这一任务的良好方式。
　　
　　参考文献：
　　 1、林曼叔、海枫、程海.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巴黎: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8.
　　 2、Bonnie S.McDougall.Kam Louie.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97.
　　 3、顾彬著，范劲等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张军，男，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