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男性权力话语下，女性表现出了一定的女性意识，但同时仍然处于“他者”的地位。本文首先分析了《玉米》中的男性权力话语体系，然后分别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分析了女性意识的萌芽以及女性的生存状况，粗略总结了现代女性的生存现状。
　　 关键词：男权话语 女性意识 生存状况
　　 《玉米》是当代作家毕飞宇的中篇系列作品，讲述了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的人生故事。作者一开始就讲述施桂芳为了生一个男孩所经历的屈辱与得意。这样的开头，使作者的关注点一开始就放在了两性的关系以及女性的生存状态上，事实上，这也是作者在全书一以贯之的东西。很明显，作者对小说中女性的生存现状的表现是在男性权力话语的背景下展开的。王家庄、断桥镇、“城里”，小说中故事发生的这三个地点，无不是男性意志统辖的地方。
　　 一.男性权力话语体系
　　 （一）显性的行政权力男性化
　　 《玉米》中，社会行政权力基本上或者说实质上都是由男性掌握着的，暂且不说什么道德约束，来自行政上的权力带给女性最直观的影响。
　　 就以王连方为例。王连方还是村支书的时候，村里的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没有敢不听他的话的。他在村里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当支书的这二十年间，睡过的女人横穿了“老中青三代”。村子里哪个女人被王连方睡过了，其实都是公开的秘密，甚至连女方的丈夫、婆婆都知道，但绝大部分人都选择闭口不言。在“官本位”思想的支配下，来自道德的支持得不到，连来自家庭的支持也得不到，王家庄的女人只能任由王连方睡下去，无能为力。权力是无孔不入的，王连方女儿们的婚姻和人生轨迹也和父亲的权力转换密切相关。王连方得势时玉米和玉秀是枝头上的凤凰，父亲失势后，姐妹俩立即受尽屈辱。女性手中没有掌握权力，便没有保护自己的方法。
　　 （二）集体无意识中的男权中心话语
　　 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社会便逐渐进入父系文化时期。（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父系社会中，男性掌握着绝对的社会经济权利，也就有着绝对的社会话语权，父系文化一步步形成一种专制文化，为女性定下诸多的律例，女性一步步地被男性的审美判断和期待要求所束缚、改造、压抑，终于将父权制标准烂熟于心并将男性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至此，女性终于彻底被改造成了男性的附属物。当男性的标准和要求变成社会中男性女性集体认同的价值体系后，这种男权观念便演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下，女性的软弱、卑下、对男性的迎合和依赖也就变得必然而然和理所应当。一旦女性想改变现状、表现自我，便被视为大逆不道。
　　 《玉米》中的客观环境其实就像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缩影。封建社会中传统的两性观、男权话语下对女性的种种压抑和束缚仍然堂而皇之地占据着主流价值观。在这里，女性仍然是没有发言权的，女性的行为标准还是根据男性的喜好和评判来决定，女性仍然处于一种“客体”的地位。就如玉米说的那样：“自己只是一张纸……不是被摧毁，就是被踩满了脚印。哪一只脚能放过地上的一张纸呢。脚的好奇心决定了纸的命运。”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玉米》中的女性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女性意识，另一方面仍旧处于客体的地位，显示出人性被扭曲的一面。
　　 二.其女性意识萌芽
　　 在笔者看来，女性意识本质上其实是人文主义思想在两性关系上的具体表现，它应该强调的是两性之间的平等、自由、理性和全面发展，这些表现在现代女性身上就要求她们有自主、自救、自尊意识，而不是狭隘的和男性的对立和反叛。玉米、玉秀和玉秧在主观上多多少少都曾表现出来这些品质，不管它们是否在后天消失或扭曲，但都不能否认它们的存在。
　　 从共时的角度看，玉米自救、自主、自尊、要强；玉秀自信、自我、追求现世幸福；玉秧自强、勇敢、随性。从历时的角度看，《玉米》系列小说的情节发展也是女性意识和男权话语中对女性的规则不断斗争的过程，是女性的自我意识由小到大逐渐发展的过程。下面笔者主要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及其发展。
　　 1、施桂芳
　　 施桂芳是《玉米》着意刻画的女人中最“弱”的一个，完全没有作为女性的尊严和反抗意识。她在精神上失去独立，完全依赖王连方和玉米，她对他在外面找女人不问也不敢管，只是一个性工具和生孩子的工具。她已经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种种制约与要求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和行为规范，身为一个女人，她完全是男性的附庸。
　　 2、王玉米
　　 玉米不像施桂芳，玉米强大。身为长女，她成熟、坚强、大气、城府深，她顾家、要强，她很有主见、思想上很独立。在对待父亲在外面睡女人这件事上，她的态度和母亲施桂芳的不闻不问截然相反，表现出强烈的厌恶，一方面对父亲不加搭理，另一方面她还会亲自去“声讨”那些女人，揭她们的短、出她们的丑。而在王家失势之后她更是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心计和不乱方寸，将自己以后的路和重新振兴家庭声望的计划做得滴水不漏。这是同在传统观念影响下的那些在内外都依赖于男性的女性截然不同的。相对母亲而言，她要求尊严和体面，虽然在现实中仍然要依附男性，但在精神上是独立的。她自尊，痛骂那些私自查看她的信件的人；她要强，对命运安排给她家的屈辱拼命抗争。
　　 可是，不能否认的是，玉米的“顾家”很大程度上正是男权思维根深蒂固的结果；而她费尽力气要维护的“脸面”（比如一定要生男孩）正是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是要以女性的牺牲为代价才能换来的好看。玉米身上虽然显露出女性意识的苗头，表现出明显的自救、自尊意识，但她本质上还是在男权话语的价值体系允许的情况下的男性的代言人，女性的自我意识尚未觉醒。
　　 3、王玉秀
　　 在被糟蹋之前，玉秀本是一个自信、自我、活泼的美丽少女。她对传统观念中女性要“本分”的要求不屑一顾。她因为自己的美貌而自信，喜欢表现自己的美丽和妖娆。玉秀不像玉米那样顾家，她考虑的永远只是她自己，虽不如玉米大气，但身为一个女性，玉秀已经萌生了自我意识，已经开始试图摆脱传统的家庭对女性的束缚，开始去跟随自己的内心去做自己。玉秀爱美、现美和追求现世幸福的行为，恰恰是内心中人性和自我的释放和表现。
　　 但在强势的男性权力话语下，玉秀的观念和行为是绝对不被容忍的。可以说，玉米代表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管制和约束，玉秀代表的苏醒的女性的自我意识。玉秀和玉米的斗争表面上是两姐妹谁都不服谁的斗争，实质上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观念的冲突。在当时那样的男性权利话语下，玉秀是弱小的，而玉米则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两姐妹的斗争也以玉秀的绝望和彻底服从收场。下场惨烈正是因为对自我意识的追寻、对男权价值体系的反抗更激烈一些，得意收场则是因为对男权价值体系的迎合和服从。
　　 4、王玉秧
　　 玉秧不像她的两位姐姐那样漂亮，她在人群属于最不起眼的那种。她嘴讷、略显笨拙，但天真，单纯，自有一股无知无畏的蛮力。所以玉米和玉秀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渴望，而她敢主动向诗人楚天表白；她们的心计和报复来得那样小心翼翼和心惊胆战，而她的告密和报复却显得那么理所当然和问心无愧。她的阴暗、勇敢、羞惭、愤怒，都是最真实的自我，她敢于正视真实的自我。正是因为这股无知无畏的蛮力，使得玉秧是在自我意识上走得最远的一个。从玉米到玉秀再到玉秧，她们的心境有了质的变化。玉米依靠男性来扶持家庭，玉秀依靠男性为自己谋划，而玉秧在主观上是谁都不打算依靠的，她靠自己考上城里的示范学校，希望靠自己走出自己的人生。玉秧给人最大的印象便是她主观上的自强、自我和勇敢。
　　 从施桂芳到王玉秧，女性逐渐有了自救、自尊和自主的观念，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烈，这正是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的漫长过渡期的一个缩影，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自主和自我意识逐渐苏醒。虽然艰难，可是女性逐渐学会去抗争，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
　　 三.仍是被扭曲的“他者”
　　 虽然有了女性意识的萌芽，但千百年延续下来的状况却不能轻易改变。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说：在人类文化史上，女性就一直处在客体的位置上，她是欲望的对象，审美的对象，是男性理想的载体，她是男人的“一个性伙伴，一个生殖者，一个性爱对象……男性是主体，是绝对：女性是他者”（[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上，第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总之，她是除了她自己之外的一切。而女性的这种处于客体的地位不是由女性本身造成的，而是由男性、整个男权社会造成的。在《玉米》中，男性手中的权力就像钱主任口中的“铁”一样，就像郭家兴一样，冷冰冰、硬邦邦、没有人情人性、没有温暖。在这个男权社会中，很大程度上，权力带给女性的是冰冷、伤害和异化。
　　 （一）被工具化和物化
　　 《玉米》中的女性，从施桂芳到玉米、玉秀、玉秧，无不在充当着男性的工具，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区别。
　　 他们是男人的性对象、性工具。有庆家的最终悲哀地发现自己只是王连方的一个性对象，而玉秧则在混沌中成为了魏向东的性工具。
　　 他们是男人用来传宗接代的工具。在王连方看来，施桂芳的所有价值就是生一个男孩，所以生完小八子，他对她便“碰都不碰”。
　　 女性的工具化倾向也决定了女性的“物化”倾向。从古至今，女性都是作为男性的财产被男性拿来炫耀、显示自己的地位，尤其是漂亮的女性；而千百年来男性的“处女情结”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对女性的自私的占有欲使然。王连方在被双开除之后想：虽然偷情被当场抓到有点丢脸，但自己当村支书这二十年，风流快活，睡过的女人横跨“老中青三代”，颇有点骄傲的味道。而梁国栋怀疑玉米不是处女之后将玉米寄给他的信和相片全部退回，和玉米分手，全然不顾玉米前前后后所受的伤害。
　　 她们满足男人的性欲望，满足男人的审美欲望和占有欲望，但却从来没有被男人视为独立的人，她们的婚姻爱情从来没有建立在两情相悦、灵魂平等的基础上。当不平等已经成为前提，女性的生存悲哀便是注定。
　　 （二）人性被扭曲
　　 在男性权力话语下，女性的自然性格和正常欲望被压抑，美好的人性也在对权力话语的追逐中逐渐丧失。
　　 1、压抑自我、取悦男性，依赖男性
　　 在男性眼中被视为工具，没有社会话语权的女性，只好将重心转移到社会的中心——男性身上，通过取悦男性来为自己取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更好的生存环境。女性为了讨得男性的欢心，迎合男性的苛刻要求，很多时候女性就得压抑自己作为一个人来说很正常的欲望，忍受“命运”安排给自己的种种痛苦。因为要迎合和取悦，女性的漂亮就是资本，女性要在性事上“夹着一些，捂着一些，要不然男人会看轻了你，看贱了你”。也是为了讨好取悦，玉米恋爱时藏着自己的喜欢、满意和思念不敢对梁国栋说（怕被他看贱了），结婚后为了讨得欢心，在床上对郭家兴极尽巴结和奉承。
　　 正是因为没有话语权，所以玉米虽然看不起父亲，但最终却还是要依靠父亲去为自己找到一个“有权”的人；虽然有点委屈自己，但为了接近权力，玉米还是决定依附郭家兴；在未察觉到的状态下，玉秧依靠了魏向东来为自己获取和庞凤华、赵珊珊的争斗中的胜利、为自己获取在城里发展的资格。而不得不说的是，女性对男性的这种依赖，正是男性希望看到的，是男性印证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感的途径之一。
　　 2、美好人性被消解
　　 在向男性争取更好的社会资源、无限接近权力的过程中，女性的人性美逐渐消解，越来越表现出既得利益者和男权价值规则的捍卫者的姿态。
　　 就以玉米为例。在《玉米》的开头，我们看到，玉米虽然强大，但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孩子，她渴望爱情、爱憎分明，善良聪明，但在争取权力的过程中，这些美好的人性闪光点一点点暗淡。为了在掌握和捍卫权力，她和玉秀一直在明争暗斗，本应是血浓于水的姐妹情变得异质和残忍。特别是在同郭家兴结婚之后，玉米同权力的距离越来越近，她也越来越冷漠和虚伪。在对待妹妹玉秀的态度上，一旦玉秀的行为妨碍到她的脸面，她就表现得冷漠狠心，为了维护父权文明下的伦理纲常，不惜以欺瞒和谎言摧毁自己妹妹的爱情和人生。此时玉米已经完全变成了父权文明的坚决维护者，在她自身成为男权话语的受害者之后，她坚决地要求所有的女性都必须服从于这一系列规则，稍有不从就赶尽杀绝。而《玉秧》中出现的玉米则完全变成了一个庸俗、市侩的女人。一开始那个勇敢、善良、聪明、受人尊敬的玉米不见了，她变成了一个男权专制文化的维护者、一个满足于牺牲自己的身体换来的权力的市侩。
　　 四.结语
　　 在男性权力话语下，女性的自我意识虽然苏醒，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社会权力去保障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平等、独立和权利。这正是现代女性所面临的现状：她们犹如塔中的人，在窗边看到了塔外的风景和自由，试图走出塔、奔向自由意志，但是顽固的男权规范却捆绑着她们的脚步，阻挡着她们实现自我，只能屈服但却又不甘着看着窗外，她们萌生的自我意识反而成为她们痛苦的来源。但从纵向的角度上来看，不能否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启蒙，女性的独立和自我意识逐渐萌生和发展并逐渐深入人心，尽管过程很艰难，女性的自我解放也必然是历史的趋势，自救、自尊和自主的女性观念就是她们走出塔的动力。
　　
　　主要参考著作：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西慧玲 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3]文学批评原理[M],王先霈主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4]毕飞宇,玉米[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主要参考论文：
　　 [1]毕飞宇,《玉米》之外的点滴[J],当代视野
　　 [2]周文慧,另类的毕飞宇与毕飞宇的另类[J],襄樊学院学报 2004.5
　　 [3]王向东,父权阴影下的女性之痛[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2009.5
　　
　　 赵凝，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 赵凝： 论《玉米》中男权话语下的女性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