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创作于1932年的《钓台的春昼》，论者多以为，该文记叙了郁达夫自富阳出发经桐庐游览严陵钓台的经过。他借对山水、历史、人物的描述，酣畅地抒发了他胸中忧国忧民、抑郁愤懑的思想感情。这样说虽不致错，但有失于过于笼统，并没有能够入微地探测到郁达失先生的真实的心理世界。笔者以为，与其说郁达夫借本文以排解胸中的郁积和愤懑之情，倒不如将本文看作是郁达失先生当年心中关于出世入世的矛盾斗争的心路历程来更合适。笔者之所以这样理解，是因为文中的“两梦”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第一梦出现在原文第九段的开关部分，从“第二天侵晨”到“叫茶房去雇船去。”作者自叙，自己在续在桐君观前做过的残梦。其实在桐君观前作者倒没有做过什么梦，只是因看到道观大门外的神奇景色，心存了一个想法：真也难怪得严子陵，难怪得戴征士，倘使我若能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以养天年，那还要什么的高官厚禄，还要什么的浮名虚誉哩？因而“忘记了时刻，忘记了自身”罢了。
　　前文中，作者在渔梁渡头候渡时，先有了一种他乡日暮的悲哀；一路上得山来，月淡云微星稀，国事心事重重；登于高处，心有所动。也就是说，心存这么一个出世的念头。而这一个出世的念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首先是来源于文章中。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在自述访严子陵幽居的缘由中就交待了这样的信息：一九三一，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可见作为一介书生的作者正在为正义公理努力工作的时候受到了“中央党帝”的威胁，不得不脱身而逃。作者在“溜达”了一圈的过程中，有没有“天下之大，何以家为”之感呢？有没有脱身而出，暂保珠玉之身的想法呢？作者虽没有明说，但文中的“佯狂”之举、日暮之叹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暗示。
　　其次来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1930年3月，国民党下令通缉鲁迅、郁达夫等人，郁达夫被迫避难。1931年初，国民党加剧了对左翼文艺运动的文化“围剿”，制造白色恐怖，“左联五烈士”被秘密杀害于金华。郁达夫不得不再次匆忙离沪避难浙江。面对当局的高压，面对革命征途漫漫的现实，一介书生郁达夫脆弱的心灵不堪重击，只得转身从浙地的青山秀水中寻找心灵的慰藉；因而夜访桐君山时，郁闷的心情在美丽、善良的桐严嫂、船家这些社会底层人物的轻抚下，稍得安慰，继而再夜观桐君山前神奇的景色，“觉得这江水之秀而且静，风景的整而不散，却非那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所可与比拟的了”。因而油然神往于严子陵、戴安道的结屋读书于山野，不管人世苦与乐的“出世”生活了。
　　而文章中的第二梦出现在第十段的结尾。当时作者赏着暮春的青山浅水、红花绿叶、狂蜂浪蝶，就着严东关的药酒，正挥洒“痛饮狂歌”、“飞扬跋扈”的高士风度时，忽而就醉入梦乡，并醉后吐真言，“背诵”了一首流传至今的名诗：
　　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纺说帝秦。
　　这一首诗是突兀出现在梦中的，也正是作者放流形骸，痛饮狂欢，纵情于“山水穷途”之中时忽而迸溅出来的。这首诗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这是作者内心两个自我拼杀的结果。因为这首诗虽饱含作者感时伤世的满腔忧愤，其实更多的是作者对自己个人生活真诚的自警：决不能将“佯狂”弄成了真！决不能因一人之安逸而忘了天下苍生！所以作者虽暂醉于明山秀水之中，一醒来，眼前的景色就大变了。
　　“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此时所描写景物风格的变化，正是作者心境转变了的结果：这样的河山正是“天作孽”造成的啊！在这样的河山里能“隐（出世）”去所有的悲哀与愤怒吗？
　　所以，行文至此，作者满腔的要献身于救国救民于水火中的激情再次被点燃，也就再次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到下文“壁间题诗”时，即使是没有夏灵峰的诗作引，作者也要题写此诗的。因此，作者将表达自己的“积极用世”的诗作题写在严先生祠堂的高壁上，正是有着宣言一般的性质。这表明作者在复杂的矛盾的心理斗争之后，终于从消极中挣脱出来，以超人的智慧战胜了内心残存的“小我”，在精神上完成了一次涅槃。
　　《钓台的春昼》之美，论者之言难以详尽，笔者独从“两梦”“一诗”中得以一窥郁达夫先生之胸怀，自觉余味满口，特整理为文，既为慰郁先生，亦为与教者交流，谨述如上。
　　
　　朱保华，教师，现居河南鹿邑。

• 朱保华： 郁达夫《钓台的春昼》新解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10期
• 朱保华： 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