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机杼　并峙千秋陆精康中学语文教学2009年第1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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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11期 ID: 353788

[ 陆精康文选 ] 　　

同一机杼　并峙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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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机杼　并峙千秋

◇ 陆精康

　　苏氏昆仲皆为杂记名家。苏轼创作《超然台记》于前，苏辙创作《黄州快哉亭记》于后，苏辙似乎是有意与其兄角力，两篇杂记出于同一机杼。对此，过珙、林云铭、李扶九等评家均注意到其共性特征。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五评曰：
　　全篇止拿定“快哉”二字细发，可与乃兄《超然台记》并传。按“超然”二字出《庄子》，“快哉”二字出《楚辞》，皆有自乐其乐之意。“超然”乃子由命名，而子瞻为文，言其无往而不乐；“快哉”乃子瞻命名，而子由为文，言其何适而非快。俱从居官不得意时看出。取义亦无不同也。文中一种雄伟之气，可以笼罩海内，与乃兄并峙千秋。
　　林云铭的评论，从命名、立意、气象、主旨、影响等方面作了评析。认为二文可以“并峙千秋”，斯诚不刊之论。本文对读二文。发扬其说。
　　
　　一、文化内蕴
　　
　　《超然台记》作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5)，是时。苏轼任密州(山东诸城)太守。“余弟子由……名其台日‘超然’。”超然台之名，命自苏辙。其时，苏辙在齐安(山东济南)幕府任掌书记。苏辙《超然台赋叙》：“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苏辙以“超然”二字命名此台，当存深意。“超然物外之说，来自《庄子》。”(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三)人生百年，功名利禄，魂牵梦绕，真要进入庄子一生死、等贵贱、涡福祸的超然境界，谈何容易!“超然”，正是冲破尘网的一种精神上的突围。苏轼通晓命名深意。熙宁九年暮春，苏轼登超然台，把酒临风，写下了《望江南·超然台作》：“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诗酒趁年华”，即诗酒自娱，超脱外物，忘却尘世烦恼。进入“超然”境界。
　　《黄州快哉亭记》作于元丰六年(1083)。是时，苏辙任监筠州(江西高安)盐酒税。快哉亭之名，命自苏轼。楚国兰台令宋玉作《风赋》，写陪同楚襄王游兰台之宫，楚襄王披襟当风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辩曰：“大王之风”为雄风，“庶人之风”为“雌风”。雄风香气扑鼻，治病解酒，“发明耳目，宁体便人”。“雌风”起于穷巷，挟带污秽，“生病造热”，“死生不卒”。分风为雌、雄。宋玉显然有讽谏楚王之意。苏轼避开《楚辞·风赋》之说，诘难其文复借用其辞：“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可见“快哉”二字，取自《楚辞》，却非《风赋》本旨。苏辙对此心领神会：“风无雄雌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快哉”二字，道出“自放山水之间”的旷达情怀，与“超然”之语，实出同一机杼。
　　苏轼移守胶西，“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此中非有浩然之气，岂可超脱?苏辙贬斥筠州，“蓬户瓮牖，无所不快”，浩大景观，恬然自适。此中非有浩然之气，如何快哉?故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三评曰：“是岂徒为高出一世之想乎?吾知‘超然’之趣与‘快哉’之趣，皆自孟子浩然之气来也。”
　　
　　二、人生彻悟
　　
　　超然台上说“超然”。《超然台记》写人生彻悟，紧扣“无往而不乐”。凡物皆有可观可乐，实由道家万物齐一思想而来，《庄子·秋水》：“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参透此理，吃酒糟，喝薄酒，亦可以醉；食野果，吃瓜菜，亦可以饱。不存锦衣玉食声色犬马之念，则将“安往而不乐”。人生悲剧在于本欲“求福而辞祸”，而其孜孜以求、身体力行者，恰恰在“求祸而辞福”。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这就是老庄思想中的“物累”。功名事业，权位利禄，富贵荣华都足以使人为物所累，上演“求祸而辞福”的悲剧人生。苏轼借一篇台记道出自己的人生彻悟。
　　快哉亭中话“快哉”。《黄州快哉亭记》亦写人生彻悟，紧扣“无所而不适”。阐述角度不同，蕴含的思想内容则基本一致。世人一旦不遇于世，应当如何保持恬淡自适、随遇而安的心境?作者从正、反两面辩难：“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自得”“坦然”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时苏轼以“乌台诗案”贬居黄州，苏辙“坐兄轼，以诗得罪”(《宋史》本传)。苏轼密友张怀民亦谪居黄州。建亭者、命名者、作记者人生命运有一共同点，即“不遇于世”。苏辙将张怀民与“悲伤憔悴”的迁客骚人作一对比，张怀民之恬然自适，以苦为乐，正是因为“其中宜有过人者”，靠的是平索胸中所养“雄伟之气”。赞张怀民不为困境所拘之胸怀，亦表苏氏兄弟不以荣辱为怀之心境。这种旷达情怀和“超然”心态，可说是如出一辙。
　　熙宁年间，政治上不得意的苏轼一次次从《庄子》中寻找精神的慰藉。对顺应自然、乐天知命、万物齐一这些理念，苏轼有一种精神上的天然契合。在日后的艰难岁月中，精神上不依赖于外物，从而超脱于生死、贵贱、贫富、毁誉之外，所谓“我生百事皆随缘”(苏轼《和蒋夔寄茶》)是也。苏辙从其兄处接纳了这种人生哲学，尽管表述有所不同。
　　
　　三、江山胜景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苏轼《望江南·超然合作》)超然台高而安稳，纵目四望，翠柳在春风中摇曳，护城河清，春水潋滟，满城花开，姹紫嫣红。天空烟雨迷潆，笼盖万户千家。更远处，崇山峻岭之中，古迹星罗棋布。超然台之景则四时宜人，冬暖夏凉。雨落雪飘的清晨，风清月朗的夜晚，苏轼常常登台游憩，宾客亦皆乐于随从。采摘园中青菜，捕捉池中活鱼，喝着自酿的高粱酒，吃着现焖的糙米饭，公务之余，苏轼留连于此，“放意肆志”“乐哉游乎”。
　　长江波澜壮阔，风开云阖，江面浩瀚，水势奔腾，苏辙勾勒西陵至赤壁，江流“奔放肆大”“其势益张”“波流浸灌”三种景观，绘出一幅“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雄伟画卷。又将浩大之景聚焦于快哉一亭，昼则百舸争流，夜则鱼龙悲啸，变化倏忽，动心骇目。西望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樵有迹。“一千顷，都镜静，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苏轼《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登亭远望，岂不快哉!山冈连绵，峡谷幽深，森林寂静，古木参天，清风吹拂，明月高悬，周边夜色显得幽寂。“悲伤憔悴”的“骚人思士”睹景伤怀，不胜其悲；“自放山水”的黄州贬官睹景为快，恬然自适：一样景色，却是两种境界。
　　佳作赖有江山助，水光山色与人亲。远离险恶的政治风云，栖身山水亭台，从大自然中寻找精神慰藉，是苏氏兄弟作品的共同特点。超然台本“破败”不堪，苏轼“葺而新之”，顿觉风光无限。快哉亭临江而建，本身即成一景，更令江山生色。身之盘桓，目之留连，心之眷恋，以山川作朋，以烟霞为友，以明月结伴，山水之美便被生发出来，作家也由此获得灵感，创作出足以传世的作品。
　　
　　四、历史风云
　　
　　苏轼虽然超然豁达，其实完全没有忘情世事。治理密州，政绩斐然，即为明证。当登临览胜，四顾苍茫之际，心中涌动的是建功立业的郁勃情怀。苏轼西望穆陵，雄关隐隐，追慕姜太公、齐桓公的不朽功业；北眺潍水，流水悠悠，慨叹一代名将韩信，功高盖世，却不免成为千古悲剧人物。这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的历史人物形象。正是苏轼心中忧国忧民情结的曲折反映。
　　苏辙同样将目光投向了历史风云。凭吊历史遗迹，感染古人的风流业绩，足以使人称快，这是命亭为“快哉”的原因之一。“长州之滨，故城之墟”，正是当年周瑜破曹操，陆逊败刘备处。这是“千里快哉风”的两个历史场面。孙、曹赤壁交兵。周瑜倚仗东风。风助火势，焚毁了曹操水军战船。孙、刘夷陵鏖战，陆逊运用火攻，火借风威，烧毁了刘备连营军寨。文本又巧妙扣住这个“风”字，引出比三国纷争更早的楚王披襟当风故事。对古人流风余韵的追慕，同样投射出苏辙建功立业的心绪。
　　萌发思古之幽情。寄寓现实之政治，是两篇杂记的又一共同特点。作者以面对现实的心态感悟历史，又在感悟历史中观照现实，现实才是理性精神之所在。苏氏兄弟感悟历史风云之时。心头无疑升腾着为国效力的情怀和不遇于时的感喟。
　　
　　五、思想情绪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为相，开始实行变法。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法，两次上书皇帝，但不被采纳，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苏轼呈请离京外任，通判杭州，后调任密州太守。在这一背景下观照《超然台记》，便可见欢乐之中蕴含着内心的隐痛。“为苟全之计”云云，即透露出不满情绪。东眺庐山，仰慕秦人卢敖寻求仙药，作者在仰慕“隐君子”遁迹山林的自我表述中，抒发了怀才不遇全身隐退之感。这是在政治上不得意之后。欲罢不得，欲争不能，无可奈何的一种表现。苏轼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善作自我慰藉，自我解脱，以超然心态辞祸求福，苦中寻乐。
　　《黄州快哉亭记》写张怀民谪居黄州而自放山水之间，作者的心境思绪当由此观照。对张怀民为人的赞赏，是作者思想感情的旁白，这是一种不以得失荣辱为怀，不悲观厌世的旷达乐观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表现了政治上不得意的士人的一种乐观超脱的人生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人生态度完全可以看做是对熙宁革新的不满。文人在政治上不得志时的超然放旷，包含着随遇而安的处世哲学，实际上也流露出政治上失意的牢骚、不平和无奈。
　　“其时东坡流寓于此，二人朝夕凭眺，或喜江山之助我，或爱风月之宜人，道同为谋，取而名之，亦固其所。若夫子由，则因兄之友以为友，取兄之题以为文，而欲将张君心迹一一于亭名抉出，斯亦难矣。而乃心心相印，如出一心。”(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三)所谓“心心相印，如出一心”，即在艰难困境中，谪居者以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这一信念互勉互励。黄州时期的苏轼比密州时期的苏轼心态更为成熟。其对苏辙的影响也显而易见。
　　
　　六、运笔特色
　　
　　吴楚材等《古文观止》评《超然台记》：“其叙事处，忽及四方之形胜，忽人四时之佳景，俯仰情深，而总归之一乐。”《超然台记》“乐”字凡八见，全文围绕“乐”字展开。议论部分阐述凡物皆有可乐之理，超然物外则乐，游于物内则悲。叙事部分状写自己任职密州，治园修台，得初安之乐，登览之乐。最后交代台之得名，回扣“游于物外则无往而不乐”之主旨。全文以乐开头，以乐结尾，先议后叙，乐贯全篇。所以，《超然台记》的运笔特点被李扶九概括为“一字立骨”。
　　《黄州快哉亭记》同样具有“一字立骨”的运笔特色。全文“快”字凡七见，先是点明亭名“快哉”的由来，续写登亭观景足以令人畅快，历史遗迹足以令人称快。后叉宕开一笔，借《楚辞·风赋》“快哉风”引发议论，分析“坦然不以物伤性”则“快”之理。过珙《详订古文评注全集》：“前半极力叙写“陕’字，后半即谪居寻出‘快’字意来，首尾机神一片。文致汪洋，笔力雄劲，自足与长公(按：苏轼)相雁行。”
　　所谓“一字立骨”，涵盖文脉、线索、肌理、神韵等。一篇文章，文脉清晰。线索分明并非难事。外露丰盈之象，内蕴浩然之气，则非大手笔不可为。《黄州快哉亭记》《超然台记》分别以“快”“乐”二字提领全篇：“超然而乐”“坦然则快”是文章筋脉，其浓缩为两个形容词，两个形容词又制约着全篇的叙事、描写和议论。神机一片。收放自如，超出一般文章远矣。
　　如上，《超然台记》《黄州快哉亭记》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两篇文章虽然皆熔记事、描写、抒情和议论于一炉，但在写法上并不完全相同。这主要表现在议论不同，叙事有别，风格相异。
　　宋代的亭台楼阁记自王安石、苏轼文出而大变，借物设议、以论为主成为一种时尚。《超然台记》的议论文字属借题发挥，说理透辟，且占有较大篇幅。《黄州快哉亭记》的议论出自形象，点到为止，绝不繁复，更接近于传统写法。苏轼以议论的深刻性和哲理性见胜，苏辙发议的成功处则表现在议论的智巧、雄辩和多变上。
　　《超然台记》的叙述简洁流畅，意到即收，登临览物，极少铺叙。《黄州快哉亭记》写景，处处畅舒“快哉”之情。其俯瞰仰视，远眺近览，勾勒动态，细描近物，胜景奔涌笔下，汪洋恣肆，行文洒脱自如，纵横不羁。
　　《超然台记》的语言随笔挥洒，温润秀丽。文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而《黄州快哉亭记》的语言汪洋澹泊，错落有致。如行山间小道，峰回路转，美景送入眼帘，若断若续。生出无限烟波。
　　苏教版选修教材《唐宋八大家文选》要求学生比较两文，说出“更喜欢哪一篇”。两文为流传后世媲美千秋的名作。古人在修建亭台楼观时常要撰写记文，记叙建造修葺过程，抒写登临所见所感。《黄州快哉亭记》堪称此类文章代表之作。苏轼评其弟之文：“子由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答张文潜书》)观《黄州快哉亭记》，即其佐证。依笔者观之，行文上的收放自如，曲尽风云；构思上的一波三折，妙作顿挫；语言上的迂徐畅达，错落有致；说理上的情味悠远，开合自如：《黄州快哉亭记》更富绵绵不尽的悠悠情韵。前文说过。苏辙似乎是有意与其兄角力，角力的结果，后出之作可以说是略胜一筹。因此这“兄弟篇”中“更喜欢”的一篇，笔者放胆为苏辙之作投上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