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苏轼“执笔辄罢”的一篇文章陆精康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2012年第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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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精康文选 ] 　　

令苏轼“执笔辄罢”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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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苏轼“执笔辄罢”的一篇文章

◇ 陆精康

　　对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苏轼有一饶有趣味的评论：“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跋退之送李愿序》）唐文压卷之作这一高度评价，后人亦有赞同者。清代吕留良、吕葆中评曰：“浑然天成，不见斤斧之迹。昔人谓唐无文章，唯此而已，殆为叹绝。”（《晚村精选八大家古文》卷一）“且放教退之独步”，此语“大言”欺人，有一种自我调侃的味道。细细品味，苏轼的评论包孕这样的意思：多次面对送人归山的类似情境，苏轼欲作赠序，然“眼前有景道不得”，韩文一篇在上头，苏轼多次欲行仿作，终力所不逮，“执笔辄罢”。
　　笔者诵读此文，常常掩卷沉思。一篇四百余字的短什，何以独步有唐一代，令文章圣手苏轼也望而却步自愧不如?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苏轼欲“效此作一篇”，无疑是因为韩文具有极其鲜明令人心醉的特色。不独为赠序之佳作，亦为韩文之精品。而这种特色令苏轼感到欲行超越，每每下笔踌躇。具体说来，韩文的下列特点是苏轼“愿效此作一篇”的直接诱因。
　　构思独出蹊径。序是古代散文一种文体，为的是送朋友远行，临别说几句安慰、勉励的话语。韩愈之赠序，因人变化，不拘泥于一定格式。此文四百余字，写作者的话仅七十余字，却用了三百多字记述李愿一番言论。此其一。其实，并非李愿真有这番言论，这是作者运用虚托手法，借行者之口，表达送者对人生和仕途的看法。运用虚托手法是本文最奇特之处。在“愿之言曰”一大段文字中，作者浓墨重彩描画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写出他们对人生和仕途的不同态度。这样构思，既将得意和不得意的小人骂得痛快淋漓，表面上又显得这些骂辞是出自李愿之口。此其二。赠序采用此种写法，可谓独出心裁，别具一格。
　　诗文相得益彰。《送李愿归盘谷序》是熔《诗》、《骚》、赋和骈体文于一炉的代表作。“只前数语写盘谷，后一歌咏盘谷，别是一格。”（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八）前部分是散文，后部分为韵文。韵文歌辞前一半用《诗经》句式，后一半则用《楚辞》句式，《诗》《骚》合璧，巧妙对接。歌词与前面的文字虽有简繁显隐之分，意思却紧密关联。大体上，前七句与文中开始一段的意思一致，是说盘谷可隐。中间八句与“愿之言”大段文字照应，是说归隐之因。末尾三句，声称自己亦欲“从子于盘”，乃是文中“闻其言而壮之”一语的生发，也含有劝李愿终身归隐之意。诗文紧密配合，相得益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语言骈散相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实也是集八代之成。韩文常常吸收骈文的许多优点，骈、散交错使用，造成一种抑扬顿挫而又富有辞采的格调，既有六朝文的富丽，又有秦汉文的舒卷。《送李愿归盘谷序》句式骈散错落，造辞生动奇警，间亦用韵，铿锵有力，毫无板滞之碍，堪称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这是从文章形式的角度讨论问题。一篇赠序，如此不同寻常的特色令苏轼倾慕不已，欲效而作不难理解。仅从形式角度看，依凭苏轼的才力，达到韩文的佳处妙处，似乎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苏轼欲仿作终罢作的原因当不在此。考察韩文内容，粗略比较唐宋政冶、文化背景的差异，或许可以窥见苏轼敛手的原因。韩文内容上具有如下特点。
　　揭露入木三分。吴楚材、吴调侯评韩文内容：“一节是形容得意人，一节是形容闲居人，一节是形容奔走伺候人，都结在‘人贤不肖何如也’一句上。”（《古文观止》卷八）得意人为“用力于当世者”，这种人重权在握，飞扬跋扈，凭个人喜怒论赏行罚。出则“武夫前呵，从者塞途”，入则清客满堂，谀词盈耳，内则姬妾成群，荒淫腐化。这种人名为“大丈夫”，其实是残贼国家的权臣。“奔走伺候人”为干谒者。这种人不择手段，奴颜婢膝，人格丧尽。作者特别传神地描绘了他们“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的种种丑态。“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见出他们卑污的灵魂。文章描写三种人，极力形容，各具情状。“丹青笔也，形容如画图。”（程端礼《昌黎文式》卷二前集下卷）勾勒官场得意者的炙手可热，“奔走伺候人”的颜面丧尽，极富穿透力，可谓入木三分。
　　主旨深藏不露。这篇赠序，有很多言外之意，藏而不露，主旨不是一眼即可看出。歌颂隐者僻居山林之乐，是一层意思。讥刺权贵炙手可热，是一层意思。嘲讽幕僚厚颜无耻，是一层意思。但这些都是流于表面、易于读出的。通过李愿之口，强调穷通有命，宣传明哲保身，应属文章另一层意思。然而仍非作者立意的主旨。作者真正的用心所在，显现在李愿之言中。那“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的“大丈夫”，其当权得势和荒淫享乐的日子一般是不会长久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达官贵人因胡作非为而招致的飞来横祸，是中唐时期经常出现的社会现实。正是针对这种社会现实，李愿才感而慨之：“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以免“触刑辟而诛戮”。这一类的话，说明豪门贵族在大权独揽时固然趾高气扬，其实是冰山易倒，危机四伏。这才是韩愈写作这篇序文的真正用意。韵文比散文更带有视政治为畏途的情感色彩，这种用意，在篇末得到强调。对“大丈夫”面临的危险处境，是以一种看似艳羡口吻写出，至篇末才曲折地把真意透露给读者，这就使得文意深藏不露。韩文中，这种情形亦不多见。
　　这是从文章内容的角度讨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韩文描述的是唐代中叶官场的典型环境。北宋时代，权力收归中央，那种地方诸侯飞扬跋扈、割据一方的乱象，不复存在。相对完备的科举制度的建立，为贫寒士人提供了进身之阶。这就令当局者和干谒者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苏轼生活的时代，国家统一，天下太平。宰相须用读书人，大臣虽被放逐，却没有被杀戮的危险。概言之，韩愈当年际遇的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在北宋中叶根本不存在。“文章合为时而著”，既然不存在韩文所描述的社会环境，苏轼欲仿作韩文，自然颇感棘手。
　　但这还不是令苏轼“执笔辄罢”的根本原因。任何社会制度皆有其弊端，宋代官场亦不例外。苏轼自可借送人归隐之题发难，挥洒针砭的笔墨，抨击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弊端。笔者有理由认为，苏轼“执笔辄罢”的根本原因，不在韩文本身而在韩愈、苏轼不同的官场际遇。
　　贞元十六年（800）韩愈从汴州、徐州的叛乱中脱险，失掉官职。冬到京城求官，听候调选。次年春回到洛阳，此文写于洛阳。一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韩愈此时已三十四岁。沉沦十多年，只在董晋、张建封等节度使幕下做幕僚，对现实政治十分失望，因此才借隐士之口，抒写自己对官场的愤懑。这种经历，是苏轼所没有的。苏轼一生虽历尽磨难，却是少年得志，一飞冲天。嘉祐六年（1057），苏轼参加礼部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得主考官欧阳修的奖掖。该文高屋建瓴，精炼透辟，有一览众山的气势，充分显示出苏轼不凡的见识和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欧阳修《与梅圣俞》）一时之间，苏轼名满天下。斯年，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才华出众的苏氏兄弟，给仁宗皇帝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年苏轼才二十二岁。杜甫诗云：“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种经历，韩愈沉滞下僚厕身豪门感同身受，苏轼一生却是毫无个性体验。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如此，苏轼怎么可能写出融入自身际遇的《送李愿归盘谷序》这样的文章呢?
　　由此，笔者想到苏轼作于不同时期的一百余首《和陶诗》。模仿常常是吃力不讨好的。和作逊于原作，应是不争的事实。苏轼没有陶渊明的归隐经历和脱俗心态，如何能写出陶渊明那样的诗歌?同样道理，苏轼没有韩愈那样的酸楚经历和“奔走”体验，也就很难写出《送李愿归盘谷序》那样的文章。所以，在韩文面前苏轼的袖手却步，就完全不难理解了。
　　
　　（南通市第三中学；22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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