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文学家金圣叹比较过史籍《史记》和小说《水浒》叙事手法的不同:“《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①这段话挑明了文笔和史笔的区别。文学作品可以按照创作目旳“顺着笔性”,“削高补低”,虚构想象,无中生有。而史传文学则不能向壁虚构,必须以真人真事为依托。但史家再现历史人物风貌,完全不排斥填充历史空白的合理想象。对此,钱锺书先生有一精彩论述:“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②史传文学的这种合理想象是《史记》文学性的显著特征。单纯的史笔,如《春秋》之笔,记事如断烂朝报,记人如履历证书,这种档案式的历史没有文采,难以流传。《史记》被称作“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亦自许“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③,这种文采,主要显现于人物传记之中。《史记》人物传记的“以文运事”,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吃苦事”。本文主要以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科书《〈史记〉选读》为例,观赏这种“戴着镣铐的舞蹈”。
历史材料的增饰。史家根据客观材料的想象,必须洞悉历史人物和事件,把握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特点。史家补充历史没有提供的某些环节,借助创造性想象去填补事实链条上的空白,以保持人物形象的完整和逼真,常常以揣摩的情节表现人物的特征。因此,再现出来的历史人物,不仅符合历史原貌,而且具有艺术品格。《赵世家》所写“搜孤救孤”之事,是从《左传》迻录的,经司马迁精心组织,合理想象,这一宫廷斗争转化为一场激烈的忠奸斗争。“救孤”一段尤为精彩:
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
“搜孤”的奸佞屠岸贾,“救孤”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左传》不载其人。最早记述赵氏孤儿完整故事的正是《赵世家》。在《左传》记载的基础上,司马迁增饰了有关事实,情节惊心动魄,人物栩栩如生。屠岸贾的奸邪残暴,公孙杵臼的从容赴死,程婴的忍辱负重,无不跃然纸上。“用笔节节变化,有移步换形之妙”;“天造地设之事,为埋针伏线之笔,而演成神出鬼没之文”。④公孙杵臼、程婴的壮举,是司马迁“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结果,这种想象不仅遵从了《左传》记录的基本事实,而且具有浓烈的文学意味。一部《史记》,这种增饰之笔并不少见。《高祖本纪》写刘媪与龙相交而生刘邦,刘邦斩蛇,老媪痛哭,《孔子世家》写齐鲁之会孔子请斩优倡侏儒,皆属此类情形。
环境气氛的渲染。这是史笔和文笔在叙事上的重大差别。史笔直陈其事,忽略环境气氛的渲染,文笔铺陈渲染,描绘环境,营造氛围,是一种常见的艺术手段。在人物传记中,太史公擅长渲染环境气氛,令读者身临其境。试以《项羽本纪》“垓下之围”中一段文字为例: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是何等悲壮的氛围!但作为历史事实而言,显然有太史公合理想象的成份。清人周亮工指出: “余独谓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⑤这是一种艺术的创造。“垓下之战”在《史记》中的另一表述是:“项籍败垓下去也,(灌)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⑥严格说来,后者的记载更是一种“客观的真实”。然而,两相比较,《项羽本纪》运用的文笔更有历史旳魅力。四面楚歌,英雄末路,吟诗别姬,凄恻动人,令古往今来无数读者唏嘘不已,这无疑是“笔补造化”的威力。虚构能补造化,虚构可代传神,这是艺术的辩证法。《孙子吴起列传》中的庞涓马陵兵败、《刺客列传》中的燕丹“易水送别”等重大场面,作者都极力渲染环境气氛,从而对刻画人物性格起了很好的作用。
激烈场面的描摹。文学作品要求细腻的描写和刻画,有时还需要淋漓尽致地泼墨渲染。《史记》对重大场面的描写,用笔往往不遗余力。《廉颇蔺相如列传》写完璧归赵,《魏其武安侯列传》写东朝廷辩,均带有文学创作的成分。《刺客列传》写秦廷搏击:
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柱。
这是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描写!秦王一边拔剑,一边绕柱奔跑,荆轲紧追不舍,群臣一片慌乱,有以徒手相搏的,有以药囊投掷的,有着急害怕而又不敢上殿救驾的,千态万状,如在目前。吴见思评曰:“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传是《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⑦而荆轲廷刺秦王堪称侠客行刺第一种激烈场面!没有这种精彩的场面描写,荆轲形象不会如此高大雄武,深入人心,具有巨大的感染力量!——太史公于《刺客列传》特别申明:“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此言可信。而世人多以为荆轲传自《国策》录出,不知乃刘向之徒摭拾史公之文入《国策》,描写秦廷搏击之激烈文字,实太史公之首创也。谈论史公文笔,此点不可不辨。
精彩细节的挖掘。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除对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作浓墨重彩的描写外,还非常注意选择细节。一些典型细节的精雕细刻,很好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章学诚说:“陈平佐汉,志见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厕鼠。推微知著固相士之玄机,搜间传神亦文家之妙用也。”⑧《史记》中,凡是典型的人物形象,一般都有生动的细节描写。《孙子吴起列传》写吴起为卒吮疽,《留侯世家》写张良圯上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胯下之辱,《陈涉世家》写陈涉佣耕叹息,《酷吏列传》写张汤幼年审鼠,等等,皆为有名的细节。这些细节或为人物深层心理的偶尔表露,或为人物日后行为的根本动因。可以说,通过想象对历史基本事实在细节上作一些补充,对成功塑造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高祖本纪》写韩信平齐,遣人向刘邦求封假齐王时的一个细节:
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及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韩信求封假王,刘邦怒火中烧,张良、陈平蹑足附耳,刘邦即刻醒悟,立封韩信真王。刘邦转变自如、了无痕迹,这是多么活灵活现的一场戏!“人见汉王转换之捷,不知太史公用笔之神也。他人不过曰‘汉王怒,良平谏,乃许之’。”⑨这一细节表现了刘邦随机应变的政治家风度,也埋下了韩信日后遭祸的伏笔。
人物情感的刻画。寓情于叙事之中,这是《史记》人物传记的一个特点。这种情感可以是作者表白的情愫,如《李将军列传》写李广之死,蕴含着作者的同情和惋惜,也可以是笔下人物的情绪,如《李斯列传》多次写李斯的叹息。《高祖本纪》记高祖还乡,两种情感兼而有之: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这里既渗透着一位开国君主的豪迈之情,也流露出一位优秀史家的赞赏之情。南宋魏了翁评论这一节文字时说:“后世为史者,但云‘还沛置酒,召故人乐饮极欢’足矣。看他发沛中儿,教歌,至酒酣击筑,歌呼起舞,反转泣下,缕缕不绝。古今文字淋漓尽致,言笑有情,安可及此!”⑩魏氏的评论指出,司马迁对高祖荣归故里时喜不自禁情感的描述,对浓厚的人性味、人情味的刻画,实已超出了一般历史记述的范围,而是刻画人物形象需要的文学创作了。
秘密言语的设计。事有所不知,言有所不闻,就是记录发达的今日,也不可能提供各个方面的详尽记载,更何况那些无人知晓的密言秘事!没有巧妙的虚构,司马迁无法贯串分散的史料,也就无法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史记》中有许多无法对证的秘言,如《楚世家》中郑袖在怀王的枕边谗言、《晋世家》中骊姫与献公的私下密语,显然出自史迁的“忖之度之,以揣以摩”。综合一个人的行为特点,史迁“笔补造化”,以生花妙笔填补了事实链条中的不足。试看《淮阴侯列传》写韩信、陈豨庭中谋反之语:
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
韩信之言极富煽动性,与韩信失去兵权、王爵后的怨恨心态是一致的。韩信、陈豨之密语,一无窃听器记录,二无第三者在场,二人不日便身首异处,司马迁缘何而知?有论者认为是司马迁照抄“汉廷狱案”,假如“汉廷狱案”为不实之词,司马迁又缘何而信?在无史料证明的情况下,此番对话,视为太史公“忖之度之,以揣以摩”的悬想之辞,似乎更为合理。韩信是否谋反?司马光有一评论:“观其距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良由失职怏怏,遂陷悖逆。”11笔者以为,在韩信是否谋反这一问题上,两司马看法是一致的。韩信晚节不忠,这段史迁设计的秘密言辞应为明证。
艺术夸张的运用。《史记》有时在叙事时进行艺术夸张,夸张内容也是史迁“悬想”的结果,因为事实上不可能发生。《项羽本纪》写项王与汉军东城力战:
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嗔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惧惊,辟易数里。
“人马惧惊”也许是事实,“辟易数里”就是夸大之辞了。时项王不过“二十八骑”,“二十八骑”陷于汉军“五千骑”重重包围之中,赤泉侯不可能“辟易数里”。类似之例还有《鲁仲连义不帝秦》。鲁仲连义不帝秦,折服了新垣衍,“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却军五十里”亦为夸大之辞。清人崔适指出:“案此王充所谓‘文增’也。秦围邯郸,志在灭赵。新垣衍欲帝秦,亦未必果能纾赵祸。鲁仲连不帝秦之说,何与于秦将而却军耶?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军,秦军遂引而去,方是实录。”12像这祥夸张的笔墨在《史记》中还有不少。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记“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刺客列传》写“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李将军列传》记李广射箭“中石没镞”等等。《史记》运用夸张手法,对刻画入物形象起了很好的作用,读者并不因此而质疑记事的虚妄,因为这类明明白白的夸张大胆出奇,是一种艺术创造。
心理活动的勾勒。《史记》中,司马迁对重要人物的心理活动精心描绘,方法灵活多变。一种方式是运用描写心理活动的词语,直接揭示人物心理。《李将军列传》:
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
“是役李广本以前将军从,宜在前当单于;青乃徙之出东道使其回远失道者,非但以其数奇恐无功,实以公孙敖新失侯,与俱当单于有功得侯,以报其德,故徙广乃私也。”13这段文字极力描写出相关人物的不同心理。“以为”“恐”“欲”“愠怒”这些词语表露出众人心态。汉武帝的遥控指挥陈见在胸,公孙敖的急于立功复位侯爵,卫青旳公报私恩滥用权力,李广的愤恨不满无可奈何,人物心机无不毕见。
直接描写人物心理而外,太史公还常用对白和独白来表现人物心理。《秦始皇本纪》写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下诏群臣议帝号。群臣云“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拟上尊号为“泰皇”。始皇发话道:“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这一君臣对白,毕见众臣阿谀奉承之态,秦王自鸣得意之情,凸现一个专制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项羽、刘邦在观看秦始皇南巡时发出不同的感叹。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二人的内心独白展示的心态不完全不同。“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则津津然不下胜其羡矣”。14
上列诸点构成了《史记》人物传记文学性的主要元素,也是界定《史记》人物传记文学性的客观标准。钱锺书先生认为文笔和史笔“不尽同而可相通”。上文主要分析其“相通”之处。也应该看到,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尽同”的。《史记》传记毕竟以史实为本,虚构是在实录基础上的一种“以虚补真”,《史记》传记虚构之根深深扎在历史真实的土壤之中,与历史真实本质上是一致的。《史记》传记的虚构从形式上看是“虚”,实质上是以理度真,以情揆真。因此,《史记》传记以虚补真的想象与虚构,不仅不会影响历史的真实性,而且比原始史料更能揭示历史的本质,甚至人们更相信这种虚构,因为它更感人,更具可信性。
《史记》运用想象比先秦史著更广泛更精细,是造成《史记》传记文学特征强于先秦史著的一个重要原因。《史记》写人物,也有侧重于史笔的。如五帝、殷、商、周等本纪,以史笔为主,人物艺术形象塑造便不及其他传记。另一方面,《史记》也有夸大传说事迹、虚构远古详情的“好奇”倾向。这方面,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提出了不少质疑。袁枚说:“史迁叙事,有明知其不确,而贪所闻新异,以助己之文,则通篇以幻忽之语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读史者不可不识也。”15必须承认,《史记》传记在这方面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有时为了文学性而羼入一些非信史的成分,这一点,在界说《史记》人物传记文学性时自不必为尊者讳。
注释:
①金圣叹著《读第五才子书法》
②钱锺书著《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司马迁著《汉书·报任安书》
④李景星著《史记评议》
⑤周亮工著《尺牍新钞》二集卷二
⑥司马迁著《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⑦吴见思著《史记论文》
⑧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
⑨何焯著《义门读书记》
⑩凌稚隆辑《史记评林》引
11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卷十二
12崔适著《史记探源》卷七
1314王鸣盛著《十七史商榷》卷二
15袁枚著《随园随笔·诸史类·史迁叙事意在言外》
(南通市第三中学;22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