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文本的语言出发张金保中学语文教学2009年第1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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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11期 ID: 353780

[ 张金保文选 ] 　　

一切从文本的语言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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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文本的语言出发

◇ 张金保

　　语文学科的本质就是对文本语言的品析与体味，阅读课，必须引导学生真正走进课文，从语文的角度字斟句酌地品味、感悟文章语言，进而感知到语言文字背后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品味语言，深入领会文章的思想与情感。
　　
　　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人存在的精神家园，人存在于语言之中。当我们把一篇课文、一则语言材料或一道语文试题看做一个系统进行教学时，便会发现，这个系统的内部必然要发生着这样的运动，即从语言人手，直指人文内容，然后再到语言。语言和人文内容不断地互逆。在互逆的过程中，语文便有了自身的意义。因此，我们千万不能离开语言文字，离开文本空洞地分析、讨论文章的内容；同样，我们也千万不能抛开内容孤立地分析文章的语言。不能满足于了解课文内容大意之后，对语言作浮光掠影地走过场。语言作为外在的形式，要有助于更好地表现文章内容。所谓语言好。就是能更加具体、形象、生动地表现内容，不然又何谈好呢?从语言到思想，再从思想到语言，这是一条阅读的原则。如《世间最美的坟墓》，托尔斯泰的坟墓是“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最感人的坟墓”。但它“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蔽”。坟墓上面“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亳这个名字也没有”，“谁都可以踏进他最后的安息地”。所有这些，作者都极言它的普通、平常。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极为普通、平常的土丘里面却埋葬着一位品格高尚的灵魂，一位给人类创造巨大精神财富的伟人。作者生前淡泊名利，死后“不带半根草去”。正因如此，“保护列夫·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唯有人们的敬意”，这个普通、平常的坟墓却能“剧烈震撼每一个人内心深藏着的感情”。因而它才是“世间最美的坟墓”。如果不能引导学生寻找、发现并认真揣摩、品味这些词句的含义。只说托尔斯泰非常伟大，他的坟墓是世间最美的坟墓，那农村这样的土坟到处都是，难道都是世上最美的坟墓吗?脱开文本语言。任老师口若悬河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生感受不到它的美，产生不了内心的震慑，自然还是远离大师，文本阅读就成了一句空话。反过来，脱离文章表达的内容，只说语言优美，到底美在何处?要知道，没有主旨的华美词句，就犹如没有灵魂的塑料模特。是没有美感可言的。语文课对学生心灵的影响，主要要通过“文”。首先要品悟语言文字。这才可以触及作者的“心”，也就是叶老所说的“潜心会文本”，在潜心品味、琢磨、把玩文字的过程中，达到和作者的会心，引起心灵的共振。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任何一篇文章都是作者情动于衷的产物。情是灵魂，文是血肉，不管作者采用怎样的方法，传达怎样的情感，总要借助具体的形神兼备的语言文字。正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高明的作者，总是把强烈的情感隐藏在字里行间，正所谓“一字一句总关情”。“读文”不能不“人情”。如何人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这句话揭示了写作和阅读不同的心理路程。写文章，诚然是一个字一个字连缀而成，然而没有感情的触动和灵感的激发，这些字不会自发地组织在一起；可是当一篇文章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如果不是借助文字，作者的感情也不会自动地感动读者，那些扑面而来的气息，也须借助文字之力。析文人情是归宿，而“披文”是途径。阅读的过程与写作相反，是“以意逆志”，就是以读者的体会迎合作者的本意。而这种迎合，也正是从呈现在他面前的文字作为出发点，然后借助于对这些文字一步一步地深入理解。慢慢地窥见作者深藏于心灵之中和文字背后的玄妙。汪曾祺先生的《胡同文化》中有一段文字：“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这段话很具京味，教学时必须引导同学认真品读，咂摸出其中所包含的“胡同文化”特有的滋味。尤其是最后一句“虾米皮熬白菜，嘿!”，一个“嘿”字，使读者如见其色、如闻其香、如尝其味，极其形象地活画出北京市民享受虾米皮熬白菜这种“美食”时那种无限向往、无限满足的神态，表现了北京人“易于满足，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的心态，品味之余。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他们舔嘴砸摸无限满足的神情。“嘿”后虽然没有省略号，但也是一种无表达的表达，隐含着丰富的潜台词。
　　
　　第二，品味语言，培养语感，提高学生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
　　
　　语文的核心任务是语言教学，组织和指导学生学习语言，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何谓语文水平高?“出口成章，下笔成文”，这是几千年古人评判的标准。达成这样的目标和境界，需要阅读教学中在品味作家们经典语言的同时学习其表达的技巧和艺术。
　　韩愈将贾岛“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中的“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其实，课文中也不乏这样的实例。如《祝福》：“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如果把“剩”换成“呆”“坐”行不行?这里的“剩”字不可简而化之，要“咬”，要“品”。如果不“咬”，仅凭老师介绍鲁四老爷是一个什么人，那样的讲授无疑是苍白无力的，更不利于学生遣词造句能力的培养。试想，当时已经是共和时代了，鲁四老爷还在骂着康有为，而康有为是主张变法的，可见鲁四老爷就是维护帝制的了，是封建思想的坚决捍卫者，他和“我”——一个受新思想影响的具有进步思想的人自然就“总不投机”。当然也就不屑共处了。从“剩”字可以看出鲁四老爷当时是愤然离去的。不仅如此，“剩”应该还含有“多余”的意思，在鲁四老爷眼中，“我”无疑是一个多余的人；在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缩影地“鲁镇”，不仅“我”是多余的，“剩”字也预示着祥林嫂在“鲁镇”必然的悲惨命运。
　　鲁迅不愧语言大师，他的《纪念刘和珍君》开头，看似平常，却大有嚼头。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
　　我们习惯都是说“民国多少年”，那把“中华民国”改为“民国”行不行?当然不行。加上“中华”一词，以示庄重，突出表达作者对“民国不民”的讽刺。加上“十八日”，突出学生刚刚遇害，尸骨未寒，然而让死者死不瞑目的不仅是执政者的残暴，更有那四起的流言。加上“在段祺瑞执政府前”，表明惨案居然就发生在“国民政府”的大门前，这就更具讽刺意味，“民国”其实不“民”。两者若是去掉，表达效果则明显削弱。“两君”不能改成“两人”，称学生为“君”，明显怀有尊敬的意思。“我独在礼堂外徘徊”。“独”字去掉似乎也能讲得通，加上一“独”字，表达了作者难以抑制与排遣的伤心与愤怒。“正告”若改成“告诉”，则不能表现出程君的严肃认真。“也”字表明作者写作此文并非单单是因为程君的请求，更是作者本人的意愿；“早”则更进一步说明这个心愿是由来已久了。这些词看来平常，但都不能随意去掉或是掉换。语文教学是一个语言和语言学习的生成、掌握、运用的过程，语文课就是要培养学生这种对语言的敏感，就是要引导学生认识和了解语言的生成规律，进而学习、借鉴这样的语言表达方法，逐步养成自己的语言能力和表达个性。
　　从语言出发，研究文章阅读的关键问题：品味语言，学习经典表达的艺术。这才是真正的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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