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安帝义熙元年(419年)，陶渊明辞去彭泽令，回归田园，从此彻底摒弃仕途，成为一名真正的农夫。次年，他写下了著名的《归园田居》五首，其中的第一首尤为后人称道。在这首诗中，诗人叙述了自己归田的原因、归田后的生活以及“复得返自然”的愉悦心情。陶渊明为什么要返归自己的出生地“园田居”?“田园”对他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的确是一个本性恬静的人。在《饮酒》之十六中他回忆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表达了对上古圣贤“傲然自足、抱朴含真”的品格的仰慕。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他也回忆自己“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专注于琴书养成了他“爱好闲静，不慕荣利”的品性，也使他对俗世有一种潜在的疏离感。《咏二疏》《五柳先生传》等作品同样表达了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清远超脱的人生追求。这种品性显然与拘束、繁缛、虚伪、污浊的官场生活格格不入，本性的恬静已在主观上为他日后的归隐埋下了伏笔。
　　但奇怪的是，陶渊明虽然“少无适俗韵”，却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前后五次出仕。“质性自然”的陶渊明为何时断时续身处“尘网”十三年之久?当初的仕进是否真如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所言“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是由于生活的压力而迫不得已的“误落”?
　　像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一样，陶渊明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的用世思想。也曾怀有“大济于苍生”的雄心壮志。《杂诗》其五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吐露出年轻时建功立业的宏愿。《拟古》诗中“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也道出了他少年时期的人生理想。可见他从小就有强烈的用世意识。正因如此，才会有他后来的五次仕宦经历。陶渊明二十九岁开始走上仕途。先作江州祭酒，不久，便因“不堪吏职”辞官而归。三十六岁时，做荆州刺史桓玄的幕僚，不久，又辞归。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改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四十一岁辞归。同年八月，在亲友的劝说下，出任彭泽令。任职仅八十多天，便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而辞官回乡。从此彻底摒弃仕途，归隐田园。可见，在晋末政治最动荡的时期，为了实现匡时济世的人生理想，他曾主动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但在几番尝试之后，却发现“樊笼”般的仕宦生涯把自己变成了“羁鸟”“池鱼”，俯仰由人的仕宦生活让他备感痛苦，于是便毅然归隐，复返自然。
　　但性情闲静也好，为官不自由也罢。这些都还不是陶渊明归隐的真正原因，他的归隐还与其崇尚自然的人生态度有至为密切的关系。陶渊明所说的“自然”并不是今天人们通常指的由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所构成的客观物质性的“自然界”，而是一个源于道家思想的哲学概念，指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在状态。“返自然”对陶渊明来说就是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这种崇尚自然的人生态度显然与当时的玄学思潮有密切的关系。
　　魏晋玄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代，“名教之治”陷入危机。这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去教化人民的统治政策严重束缚着人们正常感情的抒发和行为的自由，逐渐蜕变成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最后甚至沦为掩饰名法政治的招牌和锄杀异己的工具。早于陶渊明一百多年的嵇康之所以“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因为他不能容忍名教异化为束缚人们自然性情的桎梏和扭曲人们心灵的枷锁，他要毁弃背离人类自然本性的礼法，返归质朴纯真的自然真性和无拘无执的自由境界。身处玄风大畅的东晋的陶渊明，当然会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他痛恨整个社会“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叹“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远古羲农时代的淳朴之风已一去不返，社会上名利之徒为谋一己之私而驰驱奔走，社会的这种弊病如何去疗救呢?在陶渊明看来，唯一的良方就是“自然”。
　　与崇尚自然的嵇康、阮籍等人有所不同的是。陶渊明并没有把自然当做对抗名教的武器。嵇、阮诸人崇尚自然、非薄名教，其意图主要是拒绝与当政者合作，因此，他们的体认自然也就有很强的表现性、行为性。他们为标举自然而佯狂任诞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自然”一旦被工具化，也就不那么自然了。陶渊明则不然。他的思想、生活，一举一动，莫不出自真率，本于自然。他达到了真正的自然化的境地。
　　归田后陶渊明的生活是艰苦的，有时甚至是极为困顿的。义熙十四年(418年)所作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述说了自己归田后所遭遇的种种困苦和灾难：“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一作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火灾、虫灾、风灾、水灾，当然还会有频仍的战乱，这就是身处乱世的一介农夫所遭遇的天灾人祸。对此，他无怨无悔，仍然保有一种平和恬淡的心态。这样，人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战乱中本应凋敝不堪的农村景象，在陶渊明眼中却是祥和宁静甚至诗意盎然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同他笔下的那个桃花源一样，这是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更重要的是没有矫饰伪诈、没有外加的礼义束缚的地方，人们还未受名利的熏染，都能保持本真的自我。这正是陶渊明所追求的人生。如果说《归园田居》其一作于归隐初期，此时作者尚未真正接受艰苦生活的考验，诗人平和宁静的心态尚可怀疑，那么，创作时间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相仿的《饮酒》其五则完全可以打消这种怀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平静穆的诗境所展现的正是超脱尘俗、淡然忘世的人生境界。陶渊明晚年生活非常穷苦，心境却如此平和，这实属不易。此种心境的获得正是基于他对自然人生的深刻思考。而这种思考集中表现在他的《形影神(并序)》中。
　　《形影神(并序)》写于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此时陶渊明归田已八年之久。诗前的小序交代了这首诗的创作意图：“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人生在世，最大的烦恼来自对名、利、身的过度关注。人们希望长生不老。尽享耳目口腹之福，希望建功立业，赢得生前身后名。在陶渊明看来，这就是“营营以惜生”。诗中“形”代表人们对声色犬马、肉体长生的贪欲。“影”则代表人们对功名的追求。“形”“影”是苦恼的，不论追逐功名，还是耽溺于任放，都不能消除人生的烦恼，而由此引发的或喜或惧。都会对自然与生命造成伤害。针对“形”“影”的苦恼。“神”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委运”就是委时乘运，听任自然化迁。不以寿夭为念，不以功名为怀，一切委运任化，“乘化以归 尽”，坦然地面对生活，淡然地迎接死亡。陶渊明相信有一种超人力的“自然”力量左右着人的生活和命运，对此，人必须顺任，顺任自然的方法就是保持自己的自然状态，以达到自由的人生境界。陶渊明发现，这种人生境界只有在“方宅”“草屋”“榆柳”“桃李”“远人村”“墟里烟”、东篱菊花、南山飞鸟所形成的田园中才能找到。自然主义的人生追求只有借物质性的田园才能实现。“田园”不仅是一处地理空间，更是一所精神的家园。正因如此，他义无反顾地回归了“田园”，也返归了自然。他返归的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一种具体的实境，更是一种思想境界。他回归到了人的自然本性，获得了一种自然而然、无拘无束的率真生活。
　　当然，陶渊明并没有彻底忘却功名富贵，心境也不是始终平和宁静。归田后的陶渊明并非如石佛般心如止水、微波不兴。在写了大量意境恬淡平和的作品的同时。他也创作了一些抒发内心不平的作品。如《杂诗》其二“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就流露出岁华摇落、“逝者如斯”的悲慨。他感叹自己“总角闻道，自首无成”，也坦承心中“贫富常交战”，《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风格慷慨悲壮的诗作更显露出其“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可见他的心中还是有矛盾斗争的。但他不愿为求得功名富贵而违反自然主义的人生原则，这是他的底线。晚年的陶渊明生活非常穷苦，甚至到了乞食的地步。即便如此，当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登门劝其出仕时，他断然予以拒绝。他用自然之道战胜了对于名利的希求，也维护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这种崇尚自然的人生态度是否过于消极呢?从表面上看，顺任自然似乎就是无所作为。但如果联系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就能理解陶渊明这种人生选择的苦心：匡时济世、有所作为已不可能，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总还可以做到(实际上能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虽不能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而他的不为(不同流合污)实际上是一种对黑暗势力的消极反抗，从这个角度说，也是一种为。因此，不能简单地说陶渊明的人生态度是消极的，他是旷达而不是消极。他本想在有限的人生中有所作为，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中年时代的“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的“猛志故常在”，匡时济世的热情贯其一生。但他生不逢时，欲有为而不可为，不论是篡逆者桓玄、刘裕还是东晋政权(任凭弟弟和侄子乱政的孝武帝、白痴安帝、只当了一年皇帝就毫无反抗欣然让位于刘裕的恭帝)都不值得为其效忠。他的顺应自然、委运顺化是在现实面前的一种无奈而明智的人生选择，他用这种思想化解了无尽的苦恼，也保持了一个未被异化的、本真的自我。他像一切有志之士一样留下了太多遗憾，心中时而也会涌动出丝丝的悲凄与苍凉。是的，陶渊明没有像那些潇洒出尘的世外高人那样心静如水，没能做到“浑身是‘静穆”’，而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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