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战争中的项羽应当否定陆精康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2009年第6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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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59145

[ 陆精康文选 ] 　　

楚汉战争中的项羽应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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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战争中的项羽应当否定

◇ 陆精康

　　在推翻强秦的战争中,项羽气势恢宏,击溃秦军主力,居功至伟,应当高度评价。诚如司马迁所说:“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本纪》,下引文出此不注)然而,在推翻暴秦以后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中,项羽的种种倒行逆施,令其走向了历史的反面。对此,司马迁同样有着立场鲜明的评价:
　　
　　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司马迁的这段话,指出项羽败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从而导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的可悲结局。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楚汉战争中的项羽。清人王昙《祭西楚霸王之墓》评说项羽的逆天行事:“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头颅赠马童。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徒纵咸阳三月火,让他娄敬说关中。”秦王朝灭亡之后,项羽逆历史潮流而动,其所作所为应作负面评价。
　　西屠咸阳。鸿门宴后,“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项羽这一极其野蛮的行径,毁灭了这座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倾全国之力营建的城市。其时,整个咸阳的全部宫殿、陵墓以及其他一切建筑,均焚于三个月的大火之中。项羽西屠咸阳的理由,仅仅是思念故乡,要引兵东归。这种对社会财富和民族文化的无端破坏,足以令项羽成为历史罪人。
　　分封诸侯。项王欲自立为王,于是先封诸将相为王。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于是裂土分封十八诸侯王,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都彭城。灭秦之后,这种分封割据的形势并非不可避免。因为各路诸侯虽然各自拥兵据地,但毕竟皆尊义帝为共主,其时项羽若拥义帝而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并非不可能。目光短浅、心胸狭窄的项羽开历史倒车,让历史退回至战国时代,矛盾即时触发,天下纷争遂起。
　　击杀义帝。项羽就国至彭城后,“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当初楚怀王和诸老将不同意项羽为西路军首领,项羽怀恨在心。入关之后,虽尊称楚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自己号令天下,不久即迁杀义帝。义帝本无足轻重,但既然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就不应平白无故加害,项羽因泄私愤而迁杀之,在道义上、舆论上处于被动地位。
　　坑杀降卒。分封恶果立即出现,未得封王的田荣、田横兄弟首先造反。汉之二年冬,项羽率军北至城阳,田荣败死。项羽“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项羽的烧杀令齐人寒心,“齐人相聚而叛之”,田横据阳城久攻不下。“子羽暴虐”,项羽在战争中向以残暴著称,巨鹿之战后,项羽一个晚上即坑杀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屠戮齐民不过是项羽一向残暴行为的继续。楚汉战争中,项羽的这种暴虐行为不乏其例。
　　众叛亲离。长达四年的战争中,项羽由强而弱,刘邦由弱而强,与人心向背密切相关。韩信离开项营投向汉中,韩信军队正是最后击溃项羽军队的主力。陈平离开项营投靠刘邦,成为刘邦言听计从的重要谋臣。黥布审时度势,背叛项羽,参加刘邦集团,成为项羽心腹之患。范增为项羽霸业运筹帷幄,却被项羽赶走,忧郁而死。项伯为项羽季父,却处处为刘邦说话,最后被刘邦封侯。项羽由鸿门宴时的“兵四十万”至垓下溃围时的“八百余人”,是一部项羽不能容人、不会用人、不善待人,而致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的历史。
　　身死不悟。项羽身临绝境,三次仰天长叹:“今卒困于此,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天亡之我,我何渡为?”这些怨气冲天的话语,最能展现项羽一意孤行、至死不悟的个性。“心已死而意犹未平,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钱钟书《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项羽集团的败亡是倒行逆施的结果,项羽却看作是上苍的捉弄,被司马迁斥为“尚不觉寤而不自责”,“岂不谬哉”!
　　这些事实,见诸史载,人所悉知。所以胪列于此,意在说明,《项羽本纪》的传文和赞语表意是一致的,司马迁对楚汉战争中的项羽是否定的。
　　在否定楚汉战争中的项羽的同时,司马迁对刘邦作了正面评价和充分肯定。项羽西屠咸阳,刘邦进入咸阳之时,“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项羽分封诸侯,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虽然先后不得不封了韩信、彭越等七个异姓王,但一直置于控制之下,而且很快即一一翦灭(无足轻重的长沙王吴芮是一个例外),坚持了中央集权。项羽击杀义帝,刘邦“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取得了舆论上的主动。项羽坑杀降卒,刘邦攻城略地,“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大赦罪人”,“抚关外父老”。项羽众叛亲离,刘邦自述用人之道:“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响,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楚汉广武对峙,刘邦吊民伐罪,宣示项羽的“十大罪状”,罪状大体属实(项羽“掘始皇帝冢”,考古证明不实),司马迁是认同的。这些见诸《史记·高祖本纪》的基本史实,说明楚败汉胜是历史的必然结局。所以,《高祖本纪》赞语称:“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只要客观对照“两纪”的叙事和评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对刘邦,太史公是肯定的,而对楚汉战争中的项羽,太史公则是否定的——司马迁既然热情歌颂了刘邦消灭项羽集团的战争,从逻辑上说,就不会对项羽的失败寄予同情甚至高唱赞歌。
　　对楚汉战争中的项羽,当代历史学家是这样评价的:
　　
　　以项羽为首的楚军起初处于绝对优势,由于项羽缺乏远见,妄图倒退至秦以前的割据时代,而违背了统一的历史潮流,加上他刚愎自用,残忍暴虐,不能用人,终至优势转为劣势,最后兵败自杀。(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55页)
　　
　　古今历史学家的这些结论可以说并不新鲜。笔者之所以要撰文提请读者注意,是因为不少读者忽视乃至忘却了这些基本史实,而给予楚汉战争中的项羽献上了太多的鲜花和溢美之辞,在教师的讲述中,在学生的发言中,甚至在为数不少的文章中——这是语文界许多同仁耳熟能详的。
　　“人教版”《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选入《项羽之死》,《教师教学用书》该篇“整体感知”用“多愁善感”“勇武豪爽”“知耻重义”“心底仁善”等赞语肯定项羽并总结道:
　　
　　这篇文章就刻画出了项羽的“精神气血”:有诀别美人名骓的血性柔肠,有感天怨时的自负自叹,有拼死决战的勇猛刚强,有乌江拒渡的知耻重义,有赠马赐头的豪侠意气……整篇文章读来荡气回肠,令人不免对这段传奇的历史感慨万千,对项羽这个悲剧英雄悲之叹之,爱之怜之。(该书110页)
　　
　　“苏教版”《〈史记〉选读》选入《项羽本纪》,《教学参考书》该篇“文本品读”鉴赏“垓下之战”:
　　
　　通过帐中别姬、东城快战、乌江拒渡、“为德”自刎等情节,描绘出项羽性格的多个侧面:或英雄气短,慷慨悲歌;或愤懑不平,决死快战;或叱咤阵前,神威不减;或兵败自刎,坦荡磊落……传达出项羽这一悲剧英雄的形象与神采。(该书75页)
　　
　　读到这些文字,笔者莫名惊诧。对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有必要去“悲之叹之,爱之怜之”吗?难道在文学鉴赏时,可以完全脱离历史评价,去欣赏“这一悲剧英雄的形象与神采”吗?
　　笔者认为,不适当地肯定项羽其人,是因为在不少问题上,存在对《项羽本纪》,特别是《项羽之死》理解上的偏差。
　　有人认为,司马迁通过“鸿门宴”事件的描写,意在说明项羽的“忠实厚道”(《〈史记〉选读·教师教学用书》第98页)。项羽之所以不杀刘邦,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忍”之心,最根本的,是因为项羽不屑将刘邦看成潜在的对手(刘邦“谢罪”一事证明,固然不是现实中的对手)。假使项羽认为刘邦是称王称霸的劲敌,就会像杀掉宋义一样,毫不犹豫地将刘邦从历史上轻轻抹去。“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傲慢自大的项羽其时对这一点毫无认识。曹无伤密报刘邦有“天子气”,触动项羽的神经,要“急击勿失”,刘邦谢罪,项伯疏解,项羽误会消除,又放刘邦一条生路,其因盖在于此。所以,“鸿门宴”证明的是项羽的短见和愚蠢,称项羽“厚道”“磊落”到不愿在宴会上暗算对手,这种理解和司马迁的原意是不符合的。
　　“鸿门宴”是楚汉战争的前奏曲,项羽之死才是楚汉战争的终场戏。司马迁以生花妙笔描摹的这一幕人物悲剧,描绘的是西楚霸王困兽犹斗式的勇猛,说明的是“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者的可悲。
　　“悲歌别姬”的描写,是为着颂扬项羽“血性柔肠”的悲情吗?司马迁引用《垓下歌》,是引项羽之诗还议其身,指责项羽自恃“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荒谬。彻夜高唱的“楚歌”更能代表正义的力量。刚愎自用的暴虐者项羽面对虞姬,“泣下数行”,这是记录人性之真:项羽,同样具有人的种种复杂情感。但是,项羽一己之悲情,虞姬一人之性命,比起被项羽坑掉的数十万降卒的冤魂,分量又有几何呢!
　　“东城快战”的描写,是为着表彰项羽“勇武豪爽”的神威吗?这种拔山扛鼎、力敌万人的勇力,韩信嗤之以鼻:“项王喑(口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唐代诗人汪遵《项亭》也不看好:“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拟力争。隔岸故乡归不得,十年空负拔山名。”“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军事家,项羽都是失败的。“东城快战”恰恰证明,“拔山盖世故应亡”(张耒《项羽》),个人的“勇武豪爽”对战争进程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
　　“乌江拒渡”的描写,是为着证明项羽“知耻重义”的品质吗?对此,政治家王安石《题乌江亭》早已看透此中玄机:“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弟子今犹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势不可为,项羽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有乌江自刎之举。司马迁实录的一个小插曲,说明了项羽和人民的关系:“田父”欺骗而不是同情穷途末路的项羽,使其陷身大泽之中,为汉军围歼项羽准备了条件。这无疑代表着人民对走向末路的项羽的唾弃。
　　这里,有必要议一议论者给项羽戴上的桂冠——“悲剧英雄”。笔者认为,无论是将“悲剧英雄”理解成“悲剧”中的“英雄”或“英雄”的“悲剧”,皆与情理不合。因为,酿就个人“悲剧”之时,项羽已经难称“英雄”。不错,项羽是做过一回英雄的,而且是大英雄、真英雄。破釜沉舟,勇冠三军,项羽的确是惊天动地、叱咤风云的英雄。可惜,项羽自认做了大半辈子英雄,但从西屠咸阳开始,天下人不视其为英雄,太史公不视其为英雄,读史者又有什么理由视其为英雄呢?什么是英雄?基本的核心不可或缺的标准只有一条:人民拥戴。评定英雄,不是看消灭了多少强敌,屠戮了多少生灵,更不能以所谓“拼死决战的勇猛刚强”和“赠马赐头的豪侠意气”为标准。从这一角度看,楚汉战争落幕时的项羽,为一悲剧人物,难称“悲剧英雄”。倒是那位常常被称作“流氓”“无赖”的刘邦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只要想一想西汉二百余年的治平社会和辉煌文化,便可知此言不虚。
　　论者又常引钱钟书《管锥编》中一段文字,说明对项羽其人可以“一分为二”:
　　
　　“言语呕呕”与“喑(口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理性,犁然有当。(《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
　　
　　钱氏之评,着眼于项羽性格的复杂性——“《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着眼于《史记》写项羽性格的高妙笔法——“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并不涉及对项羽是非功过的评价——这不是在为西楚霸王作“个人小结”:优点若干,缺点若干;一分为二,五五对开。“言语呕呕”等语,主要出自《淮阴侯列传》韩信的评论:“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由引文可以看出,对作为领袖人物西楚霸王的“妇人之仁”,淮阴侯是持否定态度的。如此,怎么可以将钱氏之评作为颂扬项羽的佐证呢?
　　“已破章邯势莫当,八千子弟赴咸阳。新安何苦坑秦卒,坝上焉能杀汉王!玉帐深宵悲骏马,楚歌四面促红妆。乌江水冷秋风急,寂寞野花开战场。”(郑燮《项羽》)应当承认,《项羽之死》为楚汉战争的落幕涂抹上一层悲凉色彩。在这幕终场戏中,司马迁以文学手法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棱有角、穷途末路、至死不屈的悲剧人物形象,真实地、前所未有地写出了历史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所以,存在两个项羽,一个是历史人物项羽,一个是文学人物项羽。尽管在《项羽本纪》中,两种形象是完全统一的。但人们在解读《项羽本纪》,特别是《项羽之死》时,很容易抽空历史人物项羽,专注文学形象项羽,忽略司马迁总体上对历史人物项羽的否定,从而产生误读。所以,今人对项羽的揄扬和司马迁“尚奇”的叙事笔法不无关系。笔者认为,《史记》首先是历史人物传记,文学笔法是塑造和丰满历史人物形象的一种手段,不宜离开历史人物的评判去解读艺术形象。在《项羽本纪》的鉴赏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这样的情形。至于后世熔铸了作家想象的文学艺术形象项羽(如《霸王别姬》《十面埋伏》中的项羽),由于创作目的不同,和历史人物项羽已有很大差别,自然不必与本篇讨论的历史人物项羽混为一谈。
　　
　　(南通市第三中学;22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