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子传》疑难详解陆精康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2011年第5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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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精康文选 ] 　　

《方山子传》疑难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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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子传》疑难详解

◇ 陆精康

　　1．《方山子传》作于何时?《教学参考书》说法模糊: “写作的时间大约在元丰四年或五年”(1)。是否有较为准确的说法?
　　据孔凡礼《苏轼年谱》: “(元丰四年)为陈慥作《方山子传》。”其依据是: “《方山子传》云‘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苏轼与陈慥相识始于嘉祐八年，今十九年。”(2)
　　嘉祐六年(1061)冬，苏轼赴凤翔府任通判。八年(1063)夏，陈慥之父陈希亮(字公弼)知凤翔，苏轼为其僚属，应邀作《凌虚台记》。苏轼与陈慥订交应在斯年。《方山子传》作于十九年后的元丰四年(1081)。是篇作年，一般品读文章不遑详考，“元丰四年或五年”的说法的确不够严谨。
　　2．方山子之名缘于“方山冠”。《方山子传》:“所著帽，方屋而高。”注释指出此冠是“汉代祭祀宗庙时乐师所戴的冠帽”。可否具体说说方山冠的形制?
　　汉未蔡邕《独断》: “方山冠以五彩縠为之，汉祀宗庙《大予》《八佾乐》《五行》舞人服之。衣冠各从其行之色，如其方色而舞焉。”《资治通鉴•汉昭帝元平元年》:“王尝见大白犬，冠方山冠而无尾，以问龚遂。”胡三省注:“方山冠以五彩縠为之，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乐舞人服之。”可见方山冠之“方”状其形，方山冠之“山”言其高。这是一种以有绉纹的细纱制成的色彩鲜明的帽子。唐宋时隐者喜戴此帽，其形制，应接近汉代的方山冠。
　　《方山子传》:“时人因谓之方山子。”方山子之名，乃时人因陈慥隐居麻城岐亭“姓氏俱沉”而产生的称谓。除此文外，苏轼一般称其号龙丘先生、静庵居士。龙丘为陈慥隐居之地，静庵为陈慥居室名称。
　　3．《方山子传》作于元丰四年，苏轼与陈慥是否重逢于这一年?十九年后双方猝然相见，《方山子传》记苏轼“耸然”，陈慥“瞿然”，此次重逢具体情况如何?
　　苏轼与陈慥重逢于元丰三年(1080)正月二十五日，其时，苏轼正前往贬地黄州，陈慥闻迅远迎，苏轼却是始料未及。一年多后，苏轼始撰《方山子传》，忆及当时相逢情景。此次重逢，苏子有诗、词记其事，可作阅读《方山子传》的参照。
　　苏轼《岐亭五首》叙云:“元丰三年正月，余始谪黄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慥季常也，为留五日，赋诗一篇而去。”(3)《岐亭五首》(其一)略云: “昨日云阴重，东风融雪汁。远林草木暗，近舍烟火湿。下有隐君子，啸歌方自得。知我犯寒来，呼酒意颇急。……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我当安所主，君亦无此客。朝来静庵中，惟见峰峦集。”(4) 时阴云密布，雨雪漫山，“隐君子”陈慥白马青盖，啸歌相迎于道。苏轼行抵峰峦包围中的陈慥隐居地静庵，陈慥呼酒相待，祛除了苏轼旅途的阵阵寒意。苏轼于此滞留五日方行。临别，苏轼赠陈慥《临江仙》词一首。词云:“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溪山好处便为家。谁知巴峡路，却见洛城花。面旋落英飞玉蕊，人间春日初斜。十年不见紫云车。龙丘新洞府，铅鼎养丹砂。”(5) 词作上片状陈慥之倜傥潇洒，下片状陈慥之隐居生活。“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陈慥的不忘旧情诚心待客，令身遭厄运远离京师的苏轼心头生出阵阵暖意。
　　4．苏轼贬黄州五年期间，与陈慥有何交往?
　　自元丰三年至元丰七年(1080-1084)，苏轼贬黄州五年期间，交了许多当地朋友，其中，相知最深的是陈慥。苏轼自述:“凡余在黄四年，三往见季常，而季常七来见余，盖相从百余日也。”(6) 岐亭距黄州一百七十余里，苏轼谪居黄州期间，陈慥曾七次来访，苏轼也三次前往岐亭作客。每次相聚，总是盘桓多日，诗酒相酬。
　　元丰三年(1080)六月，陈慥第一次来访，在黄州引起轰动。原来陈慥豪爽侠义，江湖上颇有声望，自从挂剑归山，多少人慕名想与之交游不得。此番来黄，豪陕之士奔走相告，争相邀请，陈慥一一谢绝，宁愿在苏轼临皋亭陋室与老友高谈阔论。时苏轼戏作一诗，比陈慥作西汉的陈遵(字孟公) :“汝家安得客孟公，从来只识陈惊坐。”(7)
　　“送君四十里。只使一帆风。江边千树柳，落我酒杯中。此行非远别，此乐固无穷。但愿长如此，来往一生同。”(8) 相知相契的朋友给磨难中的苏轼带来快乐。此诗作于元丰四年(1081)二月陈慥第三次来访相送之时，相送四十里，依依惜别的深情感人肺腑。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离别黄州调任汝州，陈慥一直送至九江。临别之际，两位老友久久握别，相互告诫: “两穷相值遇，相哀莫相湿。不知我与君，交游何所得。……将行出苦语，不用儿女泣。吾非固多矣，君岂无一缺?各念别时言，闭户谢众客。”(9)患难之中见深情，两人互相嘱托，谨言慎行，各保珍重。自此天各一方，无缘再见。
　　5．贬官黄州期间，苏、陈交往频频，陈慥的侠、隐人生，苏轼当有所记载。可否作简要介绍?
　　陈慥的侠、隐人生，记录最为详尽的还是《方山子传》。但《方山子传》系传中变调，“别于寻常传体，通篇只叙其游侠隐沦，而不及世系与生平行事”(10)。补充此中一些情形，可以增加对陈慥其人的理解。苏轼作于黄州或稍后的诗、词、文中，多处涉及陈慥其人及其人生。“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11)，写陈慥之潇洒风流。“孟公好饮宁论斗，醉后关门防客走”(12)，写陈慥之待客豪爽。“长安富儿求一过，千金寿君君笑唾”(13)，写陈慥之鄙夷富贵。“夫子胸中万斛宽，此巾何事小团团”(14)，写陈慥之胸襟气量。“臂弓腰剑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15) ，写陈慥之武略文韬。“独秀惊凡目，遗英卧逸民。高歌对三白，迟暮慰安仁。”(16)惊世骇俗的逸民，诗酒风流的豪士，格高韵绝的“异人”，从引诗中，可概见陈慥其人之品格。
　　苏轼对朋友最大的希望是陈慥出山为国效力:“西方正苦战，谁补将帅缺?披图见八阵，合散更主客。不须亲戚行，坐论教君集。”(17)时大宋与西夏的战争烽火正燃烧西北，诗中以初唐兵家李靖教大将侯君集故事勉励陈慥，希望陈慥的武略文韬能够为国所用。终因与陈慥隐居之志趣不合，陈慥终究未曾出山。
　　6．陈慥隐居光、黄的主要原因，《方山子传》仅用“此岂无得而然哉”的一句反问，虚写一笔，这就留下悬念。那么，方山子之隐究竟出于何种原因?
　　许多教师注意到这一问题。《教学参考书》称:“陈慥始终没有进入官场，后来不知又由于什么原因，使他大彻大悟。”其实，这原因并不复杂。
　　前引《临江仙》词有“龙丘新洞府，铅鼎养丹砂”之句，可以解释陈慥隐居光、黄的原因。铅鼎即炼丹炉，丹砂又名朱砂，为炼丹原料。“以砂内玄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汗手。又和以云母水，内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为赤水，服合得百岁，久服长生也。”(18)此言陈慥炼丹以求长生。对于追逐养生之术的人而言，避世不入官场理所当然。
　　《教学参考书》称陈慥“无所遇合”“被迫归隐”，有些赏析文章将陈慥之“不遇”旧咎于时势政局，均不符合实际。陈慥之“遇”即进入官场，非不能也，实不愿也。那种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状况，在陈慥身上并不存在。苏轼所言“此岂无得而然哉”之“得”，实即道教养生之术。
　　7．《方山子传》言“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具体情形如何?
　　据苏轼《陈公弼传》，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在朝廷任职。嫉恶如仇，不计个人祸福得失。仕至太常少卿，卒赠工部侍郎。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却应陈慥之邀作《陈公弼传》。一个重要原因是:“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19)
　　陈希亮有子四人：长子忱，为度支郎中；次子恪，为滑州推宫；三子恂，为大理寺丞。惟陈慥不仕。“当得官”，指陈慥可免走科举之路，而受其父之荫庇为官，这当然是心高气傲的方山子不屑为之事。
　　8．《教学参考书》称苏轼“向往”陈慥之隐居生活，“写方山子实际上是自悲不遇”，这些说法如何理解?
　　苏轼人生思想的特点是杂，表现为儒、佛、道思想贯串一生，又表现为这三种思想的经常相互否定。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苏轼却以“内儒外道”的形式将其统一起来。修身以儒，治心以佛，养生以道。任职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贬居时期佛老思想则占据主要地位。与苏轼一样，陈慥也是佛、道兼修的。但从根本上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始终是苏轼的主导思想。谈禅论道，养生颐年，这是黄州时期的苏轼与陈慥最大的共同点，但在入世还是避世这个根本问题上，两人的认识是不同的。前引“西方正苦战，谁补将帅缺 ”之叩问即为明证。
　　对陈慥的隐居生活，苏轼有理解和尊重，但谈不上“向往”。时苏轼虽遭贬谪，但头上还有黄州团练副使的虚衔，还是朝廷命官。而且，苏轼一直对重新任用满怀希望，事实上，神宗皇帝也多次指示任用苏轼。“（元丰七年）正月，御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可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20）皇帝手札量移苏轼，这是非同寻常的。“人材实难，不忍终弃”8字，将苏轼头脑中忠君爱国的思想极大地激发出来。苏轼平日虽然说过效法陶渊明之类的话，但那是文人戏语，不必过分当真。苏轼不是避世之人，对陈慥的隐居生活，苏轼怎么会“向往”呢? 至于说“写方山子实际上是自悲不遇”，逻辑上更是说不通。苏轼的“不遇”和陈慥的“不遇”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怎么可以作简单类比呢?
　　9．关于陈慥，有一个著名典故:河东狮吼。陈慥成了古代“妻管严”的典型，这不免贬损了陈慥的侠、隐形象。这件事应如何看待?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陈慥……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21）河东为柳姓郡望，狮子吼为佛家用语，喻佛法威严。柳氏一声断喝，竟令丈夫“拄杖落手”，陈慥不成了古代“妻管严”的典型吗?
　　“河东狮子吼”出处见苏轼《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22）一诗。苏轼之诗同时寄给吴德仁和陈季常。传陈慥畏妻，其实怪不得苏轼，是宋人诗话误读了苏轼之诗且妄作发挥。“拄杖落手”是怎样一回事呢? 苏轼《铁拄杖》：“柳公手上黑蛇滑，千年老根生乳节。忽闻铿然爪甲声，四坐惊顽知是铁。”(23）原来，柳公指的是陈慥之友柳真龄。柳真龄字安期，家中有一铁拄杖，柳氏将此物送给苏轼，苏轼作诗记之。“狮子吼”指佛法，“河东”与陈慥之妻柳氏没有任何关系。
　　不妨想一想，吴德仁、陈慥虽同为隐者却素不相能，苏轼怎么可以将陈慥之“家丑”随便诉之他人? 不妨再想一想，如柳氏为妒妻悍妇，陈慥如何能“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 苏轼如何能在岐亭盘桓多日受到热情接待? “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又当如何理解? 对此，王文皓辩曰：“公自元丰庚申至壬戌，凡四至岐亭，皆其妻存日也。下年癸亥，柳氏病没，而公适有疾，自此亦不更至，以是知以杖击壁之说诬也。”(24）柳氏贤惠妻，陈慥不惧内，悍妇懦夫之称，诬说千年，应当平反。
　　10．《教学参考书》引录的评论认为:“这篇传记显然受到了韩愈的《送董邵南序》一文的影响。”又有评论认为:“此文通篇夹叙夹议，感慨淋漓”，是司马迁《伯夷列传》《游侠列传》《老子列传》一流的文章”。这种看法应当如何理解?
　　韩愈《送董邵南序》议论为重，命意幽微，与此篇内容迥异，共通之处甚少。而司马迁《伯夷列传》等，是太史公史传文学作品中相对逊色的作品。而此篇则属史传文学作品破格变调之作。这种比照并无多大意义。像苏轼这样的文章大家，与故友一别十九年，猝然相逢，必是情动于中，有感而发，文如泉涌，汩汩滔滔，一气而下，完全不必去追溯此文与韩文公、太史公文章的渊源关系，事实上也不存在什么显性的联系。苏轼之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25)《方山子传》之作，当作如是观。
　　《方山子传》之“比点”在人物传记的内容和写法。此文所传，不是寻常人物，而是一位“异人”，不是人物一生，而是人物半生事迹的若干断片。而结构方式的舒卷自如，叙事手法的变化多端，人物刻画的别出心裁，更是独标新格。这篇372字的人物传记，采用的是小品文写法，完全不同于正史人物传记。一支奇笔写就异人，这些方面，一般赏析文字谈论已多，兹不赘论。
　　
　　注释:
　　1《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教学参考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下引文字凡出此书不注。
　　2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册卷二十，524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
　　34691617《岐亭五首》，《苏轼诗集》第四册卷二十三，1203-1209页，中华书局1982年2月版
　　511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272页，中华书局2002年9月版
　　71213《陈季常自岐亭见访，郡中及旧州诸豪争欲邀致之，戏作陈孟公诗》，《苏轼诗集》第四册卷二十，1057页，中华书局1982年2月版
　　8《陈季常见过三首》(其二)，《苏轼诗集》第四册卷二十一，1204页，中华书局1982年2月版
　　10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四
　　1415《谢陈季常惠一揞巾》，《苏轼诗集》第四册卷二十一，1117页，中华书局1982年2月版
　　16《次韵陈四雪中赏梅》，《苏轼诗集》第四册卷二十一，1102页，中华书局1982年2月版
　　18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一
　　19《陈公弼传》，《苏轼文集》第二册卷十三，419页，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
　　20施宿《东坡先生年谱》，《苏轼研究资料汇编》下编1679页，中华书局1994年4月版
　　21洪迈《容斋随笔》卷三
　　22《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苏轼诗集》第四册卷二十五，1341页，中华书局1982年2月版
　　23、《铁拄杖》，《苏轼诗集》第四册卷二十，1064页，中华书局1982年2月版
　　24转引自《苏轼诗集》第四册卷二十三，1205页，中华书局1982年2月版
　　25《与谢民师推官书》，《苏轼文集》第四册卷四十九，1418页，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
　　
　　（南通市第三中学；22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