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作品描写了集体主义无意识对女性的扼杀。鲁迅曾指出:“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1924年3月25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上,《祝福》发表,成为在表现集体无意识对女性的扼杀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女性主义文本。
　　
　　一.祥林嫂的生命史
　　
　　祥林嫂生命的第一阶段——出生时期。生为女性,要承受更多的痛苦和磨难。伦理、道德的强化,程朱理a学,“三从四德”、“贞妇”、“节烈”的绳索桎梏等着她。
　　祥林嫂生命的第二阶段——生存时期。生命走向成熟的过程是她对自己不可改变的性别身份的尊严、自由、价值的否定的过程。“祥林嫂”,就成了她永远的身份标志。“从一而终”的女性人生观,在祥林嫂这里,具体化为“从祥林而终”。而祥林的突然辞世,不仅使得祥林嫂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就是她精神上的“从”,也没有了一个具体的实在物。但“从一而终”的生命信念不能改变,于是,“从”变为“守”,要守住自己曾经有过的,现在已经没有了的那个“一”。这叫“节”,是不能失去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已经深入进祥林嫂的灵魂深处。正值盛年的女人,要钳制住自己正常生命的欲望,忍受住正常生理需要的煎熬,那得需要一种极其巨大的力量。已经内化为祥林嫂自律力量的封建伦理、道德,就有这样强大。它就使得祥林嫂甘愿以这种革除自己天理欲望的方式,来消尽自己生命的时光。当婆婆把她卖给另一个男人,无疑是对祥林嫂“从一而终”人生信念的轰毁。她拼死反。她逃跑,她要撞死。“从一而终”是对她身体生理的摧残,而逼她再嫁,则是对她心灵精神的毁灭。
　　依照世俗的标准来衡量,祥林嫂和贺老六婚后的那段生活,应该是幸福的。一个女人,有疼爱自己的丈夫,有活泼可爱的儿子,这也是一种美好的人生状态;是祥林嫂在脱离了(虽然不是自愿的)那种“从一而终”的礼教生活后,才能得到的一种美好生活。当然,悲剧祥林嫂是不会在这种美好中享尽自己天年的。夫丧子亡,极其沉重地打击她之后,将她推进了更为深重的精神灾难的深渊,将她推到了生命的尽头。
　　祥林嫂生命的第三阶段——死亡时期。死亡之前的祥林嫂在贫困中饥寒交迫。身体之外,在风雪交加的时节,她沿街乞讨,“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以乞讨活命,而破碗中却是空空如也。身体之内,她间着挣扎无果的绝望。她惧怕自己死后被阎王锯开分解的结局,于是想方设法为自己赎“罪”,用自己的全部劳动所得“捐门槛”,但是,鲁四老爷的态度明白的告诉她:没用!死后也不能得到安宁,她没有了任何解脱悲惨痛苦的路。最后,在惊惧、恐怖之中,在死后的寂寞、冷酷之中,祥林嫂完成了自己的人生最后一步——死亡。
　　
　　二.悲剧的起源
　　
　　祥林嫂的悲剧当然首先起源于她的奴隶性格。
　　鲁迅先生是深刻的洞悉中国传统文化者。他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概括为奴性文化。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所以,他在杂文《灯下漫笔》中指出,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从来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祥林嫂的一生,便始终在这两者之间浮沉。作为一个善良、朴实、勤劳的贫苦农村妇女,祥林嫂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用自己诚实、勤恳的劳动,换取一种最起码的“人”的生活。但她身上的奴隶性格害了她。
　　《祝福》中,祥林嫂唯一的一次笑是当柳妈提到改嫁的事时,她自然地想起了和贺老六短暂的幸福,更忆起了他们的孩子阿毛,于是,她情不自禁地笑了。这是发自心灵深处的会心的笑,是对过去那段美好生活的深情的怀念。但这笑的背后消解了祥林嫂曾经激烈反抗的意义。奴隶性格再一次占了上风。新丈夫“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加上有了孩子,她就又感到满足了。旁人也认为她“交了好运了”。可这种“满足”和“好运”,其本身就带有悲剧的性质。因为她所感到满足的,并非是不受压迫的“人”的地位,而是“安分耐劳”的奴隶式生活。
　　这极难得的一笑,又是那样的短暂。当柳妈盯着祥林嫂的眼睛,“祥林嫂似乎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
　　“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地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
　　于是,祥林嫂崩溃了。祥林嫂花了极大的代价去捐门槛,再一次表明她的奴隶性格信服了神权迷信,要以门槛作为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好赎了自己一世的“罪名”,免得死后到阴间再受酷刑。封建势力的高压与愚弄,就是这样残害,扭曲了祥林嫂的灵魂。
　　
　　三.悲剧的根底
　　
　　祥林嫂的悲剧应该归罪于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对人的残酷精神虐杀。但在对祥林嫂的悲剧进行解读时,我们或许会问这样的问题:
　　祥林嫂的悲剧与鲁四老爷有直接的关系吗?鲁四老爷一家并没有意要欺凌祥林嫂,他们倒是如数给祥林嫂工钱,而且最初也不乏同情心,先是虽然“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但还是收用祥林嫂做女佣;后来祥林嫂再度守寡后,虽然很是忌讳,“起初还踌躇”,但听了祥林嫂的不幸遭遇后,“眼圈就有些红了”,仍然继续收留了她;对祥林嫂后来迟滞的劳作,“已颇有些不满了”,但也并没有怎样苛待她,只是不许她插手祭祀活动。
　　再看着鲁镇上的一般群众,你也很难说他们对祥林嫂有什么明显的恶意。但只因为祥林嫂寡妇再嫁,他们和祥林嫂交往时“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其后她的不幸遭遇虽然一度使人们“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但最终“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之所以嘲笑她,是因为她的“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即便是柳妈,她与祥林嫂同为女佣,你也很难说她给祥林嫂讲阴司、阎罗大王的故事是为着折磨祥林嫂。她也许倒是真诚地为祥林嫂担心呢,还给祥林嫂想了一个捐门槛以赎罪的办法。
　　丁玲在谈到《祝福》时曾说:“我读这篇作品觉得这是真正的悲剧。祥林嫂是非死不可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的人、自私的人一样在把她往死里赶,是一样使她精神上增加痛苦,因为并不是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才造成她的悲哀的命运的。假如是这样,那就只是人的问题,换了一个人祥林嫂也会幸福起来的,但鲁迅就不是写这些,不是写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他是写封建吃人,写旧社会吃人,只要是封建统治着的地方,祥林嫂就是没有出路的。……这样的作品,一句教训人的话都没有,可是你读了后能够不深深觉得封建可怕吗?”(《跨到新的时代来·“五四”杂谈》)
　　祥林嫂的悲剧更深刻的来源在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生活包含两个主要部分:意识的部分和无意识的部分。意识部分小而不重要,只代表人格的外表方面,而广阔有力的无意识部分则包含着隐藏的种种力量,这些力量乃是在人类行为背后的内力”。他还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是人的精神结构恰如一座冰山,其露出的1/8是意识部分,而淹没在水面以下的7/8是无意识部分。也就是说,无意识属于人的心理结构中更深的层次,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真实最本质的部分。他的得意门生荣格继承了他的学说,并对他的无意识的构成内容作了全新的修改。荣格认为,无意识有两个层次“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对此,他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高出水面的一些小岛代表一些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部分;由于潮汐运动才露出来的水面下的陆地部分代表个体的个人无意识,所有的岛最终以为基地的海床就是集体无意识。”所谓集体无意识,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而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
　　祥林嫂在她的生命即将终止之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偶然性的革命性的追问。祥林嫂的追问“是在遵循旧的社会规范作了最大的努力但仍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才对大家认为天经地义的合理存在表示怀疑的。就是说,封建礼教在其合理性(不要忘记,其最初形成时,是有其必然性、合理性的)完全丧失殆尽,在最虔诚相信它的人被它通到绝路上时,才迫使其不得不怀疑它、反抗它,在这同时,也就最终敲响了它的丧钟”。这种对集体无意识的怀疑、质询,最初并不是从理性上开始的,而是在个体感性生命被逼到绝路上时,以一种个体感性的形式出现的。所以,祥林嫂并没有以一种明确的理性认识来反抗、怀疑封建礼教,她关心的只是自己是否会进入地狱,是否会与死掉的一家人见面。但正是通过这种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冲突形式,才真正真实地体现了社会发生的最初的但却是本质的变化与变革,只是在我们过去的观念中,总以为最初的社会的变革、革命是在一种清醒的理性指导下进行的,我们也就因此而忽视了祥林嫂对集体无意识怀疑、质询的革命意义,也就因此而忽视了阿Q那“如果中国真正发生了革命,我的阿Q也只能是革命者”的一面。这种对集体无意识的怀疑、质询,这种社会、时代的最初变革,是在中国本土上发生的,有着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与最深厚的社会土壤。我们看这篇小说,这种质询、怀疑是由祥林嫂发出的,而不是由从观念层面上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我”来发出的,虽然“我”深知鬼魂、阴司的有无。那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质的变革,不是仅仅在观念层面上就能够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其质上的变革,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已经将中国人的感性生命完全窒息,而不得不在生命窒息前的质询、怀疑中而被迫发生。
　　鲁迅正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王艳红,吉林省白城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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