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周以来,顺应以宗法制社会结构为特点的儒家思想长期处于统治地位。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个雇农,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一无所有,这就决定了他的思想必然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统治阶级思想的烙印。为此,笔者试图从传统的儒学文化中寻找一些阿Q性格的根源。这些根源有以下四个方面:礼教、认识论、道德观、天命观。
　　
　　礼教
　　
　　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等级森严,特权盛行。为了迎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儒家学派制定了一系列名目繁多的礼仪道德,并把它加以天命化、神秘化。使其深深根植在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心中,成为扼制民族精神,腐蚀民族文化意识的公害。
　　首先,儒家主张“尊卑有等”、“爱有差别”。孟子首创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这一人伦概念,体现了封建的等级宗法关系;荀子主张“礼”,也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的封建等级制度;到了汉朝,董仲舒把“三纲五常”纳入宿命论的哲学范畴,使上下、尊卑的关系更加绝对化、必然化。
　　阿Q的思想,也须是“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完全有资格让未庄人“肃然起敬”。他把未庄人分成四等:赵太爷、钱秀才为上等,一般闲人为中等,王胡、小D为下等,假洋鬼子与小尼姑为末等。按照他的意思,未庄人必须按照上面的等级划分行事,要有“贵贵、贤贤、老老、长长”之别。如有以下犯上的行为,则视为不道德的,不合理的。因而,他把假洋鬼子和王胡打他看成是生平最屈辱的事;把自己竟肯和王胡并排坐下看成是“抬举他”;看到小D也将辫子盘在头上充当革命党,不觉怒火中烧,恨不得批他几个嘴巴,以“惩罚他忘了自己的生辰八字”。在他看来,赵太爷和赵秀才有权打他,他也有权打王胡和小D,“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
　　其次,儒家主张“以名正实”、“名正言顺”。孔子认为,要恢复周礼,就要正名,使君之实符合君之名,臣之实符合臣之名;父之实符合父之名,子之实符合子之名。汉代,董仲舒对这种“以名正实”作了进一步发挥,认为名决定实,名为第一性,实为第二性。
　　儒家的这种正名,在阿Q的身上也有其具体的表现。在伦理上,阿Q与赵太爷是本家,“细细排起来比秀才还长三辈”;在政治上,阿Q先前“行状”;在经济上,阿Q先前阔,儿子也会更阔;在见识上,阿Q进过几回城,看过几次“杀头”。即上四端,可谓之名正了,于是,他就用名来正实。把王胡骂他“癞皮狗”之言视为“出言无状”,是犯上作乱的行为;认为假洋鬼子是末等,因而也敢且应该骂他;对于小D、小尼姑,则视为草芥之流,并“以强劫弱”。
　　另外,儒家主张“孝道”,其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便是迂腐之说。当小尼姑骂阿Q“断子绝孙”时,他便想到“应该有一个女人”,以致于他最终不能成为圣贤,而与吴妈酿成了一场恋爱悲剧,被未庄人抛出了生活圈。
　　
　　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儒家以经验主义为核心。这种经验主义,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其一,经验来源于自身。就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思想习惯,来类推一些事物间的关系。
　　阿Q很自信,并自认为“高人一等”,被人打了,不以为辱,而说是“儿子打老子”。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于是联想到“状元不也是第一么”,因而,他总是胜利者,真所谓“我欲有,斯有至矣”,“我欲胜,斯胜至矣”。
　　阿Q对事物的认识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儒家所说的“人同此心”、“人我同欲”。如因为习惯未庄人叫“长凳”,油煎大头鱼加半寸长的葱叶,而鄙薄城里人叫“条凳”,加切细的葱丝;在他眼里,城里的女人连走路也扭得不很好;他使尽平生力气,也未能将圈画圆,由此主观判断出“谁也画不圆”,“只有孙子才画得圆”的结论。
　　其二,经验来源于历史。就是根据圣经贤传的教条来推断一切。
　　妇女在儒家的眼里被列为下等,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是误国误己的祸水。阿Q也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出发,认为凡女人,皆与“私通”、“引诱”、“勾当”有关。因而往往要“怒目而视”,“说几句‘诛心’话”,或是“掷一块小石头”。又如,阿Q最初对革命的理解也是如此,认为革命便是统治阶级所说的“造反”、“暴乱”,这与他奉行的经典是相违背的,因而认为革命就是与他为难。对革命党的描述,也是以经验的、已知的认识作为基础,认为“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认识运动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多次反复和无限发展的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要经过从感性到理性,由理性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取得,而儒家及阿Q的认识多是经验的、唯感性的、片面的认识。
　　
　　道德观
　　
　　其一,儒家主张理想人格应承担最高的道德义务,即使是牺牲个人的生命也在所不辞。孔子大力提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发展了孔子的观点,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董仲舒提出“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这些主张,都宏扬了“重义轻利”的精神。
　　阿Q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满脑子仁义道德,因而,他“洁身自好”,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性情欲和个性自由,直至而立之年才萌发了“应该有一个女人”的念头。在对革命这个正义事业的追求上,也有其进取的一面。举人老爷对革命的害怕,未庄鸟男女对革命的惊慌,改变了他初衷把革命视为造反的看法,于是“神往”,追求革命。然而,当他所谓的革命失败后,便显示出一种“杀身成仁”,“视死如归”的气概来。如在狱中,“并不很苦闷”;在“招供”中,没有编造任何谎言;在临刑前,虽然着急,却很坦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似乎觉得自己是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仁人志士。并“无师自通”地说出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其二,儒家认为“道德万能”,道德可以决定人生目标、社会制度和国家兴替。
　　阿Q修身到三十,“样样都合于圣经贤传”,目的是要做一个圣贤,位居于上,受未庄人尊敬。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可以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行动上虽然失败了,但他却能在精神上取得胜利。所有未庄人,他都不放在眼里,连赵太爷、钱太爷他也不格外的崇奉。他的名言是:“你算什么东西!”他头上长有癞疮疤,颇为此而苦恼。而人们又偏偏爱拿他的癞疮疤寻开心,这时他竟又说“你还不配”,觉得自己头上的癞疮疤非同寻常,是高尚光荣的。别人打他,他便认为是儿子打老子;自己很穷,却认为先前阔,儿子也会更阔;这就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正如孔子所说的“仁者不忧”,“仁者先难而后获”。
　　
　　天命观
　　
　　尽管儒家各派对道的来源问题各持己见,但大体上是相同的,都由“天道”引出“人道”。孔子把“知天命”、“畏天命”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圣人与凡人的标准;荀子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为,不可事”,把“性”看作是“天”所赋予的“生之所以然者”;董仲舒认为“道之大源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些宿命论观点,不许人有选择的自由,使人长期处于安命、顺命、认命的意识中。
　　阿Q开始坚信他能获得一切,但到了生命的终极,自己的一切理想,人生追求等化为泡影时,也不由得认命了。觉得似乎天地间,“大约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有时也未免要杀头”,“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这就是他所无法解释的,无能为力的皆归于了“天”和“命”。体现了儒家“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哲学观。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长期以来,儒家思想顺应了封建统治的需求,成为统治阶级钳制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精神枷锁。阿Q虽然没有孔乙己满口“之乎者也”之言,但其思想,大多与儒家思想相契合。
　　
　　郑茂光,教师,现居贵州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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