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对观刑者的描写与鲁迅在小说《示众》中对围观者的描写有许多相通、相同、相似之处①，其间展示的人性之丑也同样，令人惊讶、惊悚，让人痛恨、愤怒。但《巴黎圣母院》中的观刑者是喧嚣的，《示众》中的围观者是静寂的，这迥然相异的小说处理手段背后，除小说技巧的选择外，更因作家面对现世的文化判断在结论上的不同使然。如果我们把二者放在一起作进一步的阅读探讨，会发现若干有意思的话题。
　　已经有人指出，雨果笔下的围观者与鲁迅笔下的围观者都横跨了人的各个年龄阶段：孩童、少年、青年、壮年、老年。鲁迅与雨果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刻意提到了学生与妇女的丑陋表现。②这本身就是一个可供探讨的现象。
　　在《巴黎圣母院》伽西莫多受刑一节中，雨果集中展示了十五世纪法国巴黎民众的人性状态：封闭、愚昧、丑陋、恶毒、无知，这样的民众群体往往会集体癫狂。也因此，在伽西莫多受刑前后，我们看到了所有巴黎市民的表演：集体恶毒的哄笑、获得快感后无聊的开心大笑、莫名其妙的仇恨和诅咒、极尽所能的谩骂和嘲笑，扔石子，投瓦片，甚至把在阴沟里泡过的海绵扔到可怜的伽西莫多脸上。在所有丑恶的言词和行为中，雨果突出了孩子、姑娘、学生、妇女尤其老妇的表现——
　　①小孩们和姑娘们笑得格外厉害。
　　②学生（若望•孚罗洛、罗班•普斯潘）嘲笑伽西莫多“还没有一只关在盒子里的金龟子明白”、尖着嗓子用民间回旋曲侮辱伽西莫多、把阴沟里的海绵扔到伽西莫多的脸上并且恶毒地让伽西莫多“喝这个吧”。
　　③妇女们特别起劲，她们全部对伽西莫多怀着莫名其妙的憎恨，并且用恶毒的言辞对其进行嘲笑和侮辱。“邪教的怪物”、“骑扫帚把的家伙”、“做个凄惨的怪笑吧”、“可恶的敲钟人”、“敲晚祷钟的就是这个魔鬼呀”、“聋子！独眼！驼背！怪物”、“这个丑相比所有医药还能使孕妇流产呢”，这就是妇女的言辞。“什么时候他才在绞刑架上做怪笑呢？”这是一个老妇人说的。“这是给你在黑夜里用那些倒霉的钟惊醒我们的教训！”这是个妇人把一块石子向伽西莫多头上扔去时说的。“我的母猫生下了一只六只脚的小猫！”这是一个老妇讥笑伽西莫多丑陋，把一块瓦片向伽西莫多头上扔去时尖声说的。
　　在这样的喧嚣中，我们看不到起码的人性的善，我们只看到了罪恶。粗俗、刻薄、恶毒、丑陋的言辞让我们只感受到了人性沦丧后群魔乱舞的逼迫。美好的母性消失了，知识者应有的道德觉悟根本不存在，儿童浸淫在癫狂丑恶的人群里并且在无知地模仿。这是一个让人恐惧的人群，他们的疯狂昭示了中世纪的巴黎整体的社会道德状况，雨果用有些夸张的写实主义手法给我们再现了中世纪时期黑暗的人性状态。阅读者在如此喧嚣的声浪面前是惊悚的，我们的恐怖不仅仅是来自残忍的鞭刑，更多来自黑暗的人性和群体疯狂的口水。
　　同样是儿童、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同样着意刻画了妇女和学生，鲁迅却在《示众》中给阅读者提供了一个静寂的人群。这个人群不是没有声音，而恰是那偶有的声音让一个围观场更显得无比寂静。鲁迅在小说一开始就着意刻画一个静寂的场。“火焰焰的太阳”、“拖出舌头来”的狗、“张着嘴喘气”的乌老鸦、“默默前奔”的车夫，再衬上“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相击的声音”、“带些睡意”的胖孩子叫卖包子的声音、车夫的脚步声，使得那条马路了无生气，一片空寂。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这些存在的声音“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路的一根电杆旁实然出现的一个巡警和一个被“示众”者犹如一双力大无比的巨手，刹时间就揪来了“大半圈的看客”。与雨果笔下看客的喧嚣不同，这里的看客寂静无声。鲁迅在整个小说中写到看客的声音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处——
　　①“嗡，都，哼，八，而……”这是秃头老头子在吃力地辨认“示众”者背心上的文字，周围没有声音。
　　②“什么”，这是一个小学生试图从人腿间钻进里圈里去时遇到蓝裤腰的屁股拒绝时出现的唯一声音。
　　③“他，犯了什么事啦？……”这是一个粗人低声下气地请教秃头老头子时说的话，周围没有声音。
　　④唧咕唧咕声，这是一个猫脸的人边看边吃馒头的声音。
　　⑤暴雷似的一击，“好快活！你妈的……”这是包子店老板打在胖孩子脸上的声音和斥骂胖孩子来看热闹的声音，除此周围没有声音。
　　⑥“什么？”这是胖孩子试图从胖大汉腿旁钻出去，被胖大汉拒绝的声音。
　　⑦“吓，这孩子……”这是五六个看客因为胖孩子企图跑走乱钻时影响了自己观看的不满声。
　　⑧“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这是老妈子对抱着的嚷着要走的孩子说的话，周围没有其他声音。
　　⑨“好！”这是远处因为车夫摔倒而引起的喝彩声，因为这声喝彩，围观者又开始向下一个目标聚集。
　　这是《示众》里所有的声音了，这里的看客没有叫嚷，没有怒骂，没有嘲讽和侮辱，他们只是无声地看。鲁迅在小说中把更多的笔墨用在看客的外貌、神态、举止等描写上。胖孩子像个皮球一样的弹过来，小学生从人腿缝里钻进来，抱着孩子的老妈子挤进来，红鼻子胖大汉补进来，挟洋伞的长子补了貌似工人的粗人的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想挤到最前面去，都想阻挡住别人，都生怕别人挡了自己的视线，蓝裤腰连腿下的缝隙也不愿意留，秃头老头子对他人打断自己研究白背心的文字很不满，有个瘦子看得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老妈子的“苏州俏”碰了旁边的车夫的鼻梁结果被车夫推了一把，满头油汗而粘着灰土的椭圆脸的加入让人不爽，挟洋伞的长子对死鲈鱼嘴里呼出的热气很生气……鲁迅让这些表现都在无声中进行，如上偶有的围观者声音只是让这种围观更显寂静。
　　时隔几百年的两场围观，人群都齐聚了各个年龄阶段的人，这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吗？
　　我们知道，雨果一生都在坚守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场，坚信人的灵魂经过救赎可以走向光明、善良与美好。他在小说中极力渲染人性丑陋、不堪与罪恶的一面，极力表现中世纪的法国巴黎民众整体的道德黑暗和道德堕落，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唤醒与拯救。雨果要唤醒的是法国社会的族群整体，他只有在作品中展现这个族群从孩童到老人、从男人到女人的整体可怕性，才可能引起人们的警觉并最终达到疗救的目的。所以，雨果在作品中展现法国社会从孩童到老年的整体人性黑暗并不难理解。而鲁迅不仅知晓雨果的这一精神立场，并且深受其影响。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说自己当年最爱看的作家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并没有说到法国的雨果，其实鲁迅对法国的雨果及作品非常熟悉。在中国作家中，鲁迅是最早翻译雨果作品的人，1903年6月，他最早把雨果的《哀尘》（后来被雨果写进《悲惨世界》第五卷）翻译过来。鲁迅在留日初期，有一段时间非常热心研读雨果作品，他对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都有自己的见解，即使在1903年夏天回国探亲时，鲁迅还不忘写信给仍在日本的朋友，托其在东京购买新出版的雨果中篇小说《怀旧》。1904年4月，鲁迅从日本给尚在国内的周作人寄过多种中外文书籍，其中便有美国出版的《雨果选集》。还是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这样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③这段话让我们看到鲁迅写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救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这正好和雨果的文艺的人性拯救观相一致。而雨果认为文艺可以改造社会，鲁迅也持相同的观点，他在1933年12月20日写给徐懋庸的信中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④可见，鲁迅的国民性改造，至少受到了雨果很大的影响。既然也是面对整体国民的人性暗区，鲁迅当然也要在小说中表现国民从孩童到老年、男人到女人的整体状况。由此我们可以确知，这貌似巧合的群体描写，实在是两位伟大作家在创作立场上的精神契合使然，只是后来者鲁迅对前贤雨果在表现手段上进行了“模仿”。
　　说到文学创作的“模仿”，雨果在批评学院派批评家要求诗人一方面模仿典范另一方面又说典范是模仿不了的刁难时曾说：“如果我们过去有些诗人即使模仿了别人而仍能成其为伟大，那是因为他们在模仿古代形式的同时，还常听从了自然和自己的天才的指点，是因为他们在某一方面仍保持着自己的本色。”⑤很显然，雨果并不反对文学“模仿”，但他认为文学创作应在“模仿”里有创作者自己的创造和独特的内容。显然，鲁迅的“模仿”完全符合雨果的主张，我们自然也在《示众》中看到了只属于鲁迅的东西。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阶段性的结论：鲁迅与雨果一样，都试图通过改造国民性从而改造社会，他们在揭示病态社会时运用的文学手段有时相似甚至相同，他们都具体而微地揭示了一个病态社会的可怕。他们的小说表明，拯救人性的美好是人类社会某个阶段的思想者必须面临的课题和使命。
　　然而，在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就必须正视另一个问题。十五世纪的巴黎和二十世纪的北京，人性的麻木与愚昧相似（其实狂热与无知也相似），为什么雨果会用喧嚣来表现，鲁迅却用静寂来刻画呢？除了作家的创作个性，还有其他怎样的原因？
　　我坚信鲁迅在写作《示众》时受到了《巴黎圣母院》中伽西莫多受刑一节描写的影响，我也坚信鲁迅对雨果笔下公众的无知、愚昧、冷酷、残忍有深刻的体察与相同的认知，但同时我又相信鲁迅发现了中国民众与巴黎民众的最大不同——木然。巴黎人的残忍是建立在取悦自己的基础上，中国民众许多时候连取悦自己的主动诉求也没有，人们只是看，机械地不明就里地随大流地看；巴黎人的愚昧尚建立在嘲笑被嘲笑者的基础上，中国民众的无知与愚昧只是建立在麻木和莫名的好奇上，许多时候甚至连嘲笑都没有；巴黎人的冷漠是在戕害他人过程的狂热中的冷漠，中国民众的冷漠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木然的冷漠。雨果从巴黎民众的人性中读到的是人性堕落后疯狂的病态，鲁迅从中国国民的人性中读到的是让自己的背脊直冒冷气的木然。也正因此，雨果让爱斯梅拉达在喧嚣的人群中出场是有作用的，是能够得到回应的，哪怕是作家刻意安排的积极回应。鲁迅却找不到爱斯梅拉达，他如果刻意安排，那只能得到围观者莫名其妙的目光，围观者会用一种漠然的目光不解地注视你，直到你自己最后灰心丧气。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感。
　　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选择其自身的小说表达方式一定有他合理的文化判断，十五世纪的巴黎尽管是人性黑暗的中世纪，但文艺复兴的浪潮肯定光顾了她，人的觉醒是当时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在禁欲主义与人性觉醒的搏斗中，普通民众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而事实也是如此。这让1831年的雨果在回顾四百年前的社会文化状态时有着清醒的文化归理，尽管他在写作《巴黎圣母院》时，人性的拯救依然是他伟大的使命，但他乐观地坚信人性的善与美好可以唤醒，人的灵魂可以拯救，美好的人道可以改造社会，所以他要在作品中首先表现一个癫狂的、丧失理性的、丑陋至极的人群表现，然后再让爱斯梅拉达在一片恶语海啸中登场，让爱斯梅拉达像一道澄明的道德阳光照亮人群幽深的人性暗区，以唤醒人性的善和道德的崇高，用榜样的力量驱逐人性的恶和道德的虚伪。于是，我们在伽西莫多受刑中同时看到了人性丧失的丑陋和美好人性的光辉。一句话，雨果描写喧嚣骇人的场面正是为了让柔美耀眼的人性以震撼人心的效果登场。这既是雨果人道主义精神关怀的创作立场决定的，更是其对法国社会文化道德的基本判断决定的。遗憾的是，鲁迅还看不到雨果式的光明，他对大众的道德判断和人性把握是压抑的。写到此处，我们需要宕开一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看不到鲁迅的精神暗区，因此也就缺失了对鲁迅复杂性的研究，直到近年学者高远东研究成果的出现才引起人们对鲁迅复杂性的重新思考。鲁迅在其一生的“立人”追求中，一直对儒家道德判断的先验性和唯一性持保留态度，鲁迅在众多的杂文和小说中，一直批判儒家思想的专断和无理性，只是历史语境的隔膜和时代话语的不断干预才让大多数人对此视而不见。如果我们能接受这一点，我们就会承认《示众》中围观者的无声不仅仅是国家机器专政的结果，也是文化道德专制的结果。与雨果的热忱不同，鲁迅用一己悲凉让我们看到一个几乎绝望的场景。可以说，对文化现实的判断（其实就是观察的写实）让鲁迅表现了一个静寂的围观的场。鲁迅正是用这种冰冷的事实告诉人们，我们离理想有多远，离悲剧有多近。这才是鲁迅坚持把现实撕碎了给人看的真正原因。同样是唤醒与改造，同样是拯救（我觉得不可再用“批判国民性”这个词），雨果与鲁迅所面临的现实是不同的。我以为，面对无声静寂的人群进行道德的拯救更难，因为它往往以木然来对待你的热情，你努力了半天，回头一看，被拯救者根本没有注意到你的存在，或者干脆都在像看猴子一样地默默地看你鼓噪，眼神呆滞。这是多么让人丧气的事。鲁迅先生的悲凉也正在于此，但他受墨家文化责任承担和献身精神的影响，始终在坚持人性道德的拯救努力，这是鲁迅的伟大处。他“始终的存在”是“中国脊梁”社会形象的最重要内容。学者孙郁说，鲁迅的意识常常在那些无词的言语里，可惜人们很少能走到他寂寞的精神暗区里。⑥我想，与雨果拯救人性的热忱不同，《示众》中静寂的观众表现，能让我们窥见鲁迅先生有些悲凉的文化判断。只是他的内心依旧是坚持的，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不可能放下的文化责任担当。
　　
　　参考文献：
　　①《巴黎圣母院》中的相关内容收入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四《一滴眼泪换一滴水》，《示众》收入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鲁迅作品选读》。
　　②张小兵著《穿越时空的“示众”——雨果与鲁迅作品的人性解读》，《语文学习》2010年第2期
　　③鲁迅著《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鲁迅著《鲁迅论文艺》，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⑤雨果著、柳鸣九译《雨果美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⑥孙郁著《在鲁迅的暗区里》，《读书》2009年第6期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21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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