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学:农民“变脸”的疼痛陈国和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2010年第1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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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46006

[ 陈国和文选 ] 　　

陈太学:农民“变脸”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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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太学:农民“变脸”的疼痛

◇ 陈国和

　　近年来谈到新世纪左翼文学思潮、新世纪乡村小说就会提到罗伟章。他为读者塑造了大量鲜活的新世纪农民形象。关注新世纪农民文化身份、呈现疼痛的乡村景象成为他小说书写的重心。他在中篇小说《变脸》中写到农村出身的小包工头陈太学。作者将这一形象置于由村而城的现代化之旅,通过城乡互为镜像关注农民身份的裂变,剖析新世纪农民内在的疼痛。为了儿子的前途,为了彻底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命,陈太学在城市苦熬着,一心希望儿子能通过考大学脱掉农民的皮,从而出人头地,但儿子却不是读书的料。陈太学虽然是“手下的工人从没超过十五个”的小包工头,但并没有收获到现代都市成功人士的喜悦之情,相反,他却频繁地陷入到对个人身份认同、尊严维护以及道德坚守的考验中。为了揽活,他必须低三下四地请年龄可以当他儿子的张经理吃饭,为客人要求的性消费买单,在陪打麻将中有技巧地故意输钱,为张经理包养情人买单,一次消费甚至相当于他在老家刨地时好些年的收入。最主要陈太学在一次次的奴颜婢膝、违心屈辱的经历让人充满同情和无奈,甚至让人不忍心批判;而另一方面,陈太学又逐步学会了对手下那些累吐了血的农民工手狠一些,对建筑施工区的拆迁户心硬一点。最终,曾经的老实巴交、心地善良的乡村农民陈太学在对权力的追逐中一步一步变成了城市中麻木凶狠的陈老板,而“那些除了流血流汗就别无出路的人们,给了他财富和尊严,还让他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一个农民由乡而城的空间转换,更是其内在精神世界、文化身份的“变脸”历程。
　　变脸本来是川剧的一个绝活,罗伟章之所以选它作为小说的题目,或许至少隐含了如下意味:首先,乡村人为了“融入”到城市中不得不改变自己,强调的是“变脸”;其次,只有“变脸”才能成功,强调的是“绝活”。小说因此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城乡的身份转换过程中,是否必须以尊严、良知、道德等的牺牲为代价?或者说,“变脸”是否是外来者顺利进入镜像之城并取得成功的惟一通行证?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陈太学经受着身份认同的考验,不惜牺牲自己的良知、尊严与道德来实现乡城身份的转变。小说通过一个民工转变为小老板的故事,揭示了农民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身份转变的艰难与可能性。
　　显然,在由乡而城的现代化进程中,十七年农民作为主人公、新时期农民作为改革者的文化身份已经消弭了。同时当下社会不再是由乡村而是由城市父权掌控的时候。并且这种悲剧从现代开启以来就以各种方式得以会延续。这种悲剧其实也是当下乡村的悲剧,是以城市作为现代化镜像的悲剧。从现代性叙事开始之时,反对强权压迫,尊重差异发展成为现代性的应有之义,和自由、平等、科学一样,成为现代思想的重要内容。然而在现实发展中,这种差异往往成为二元对立的制度结构性差异的源头,而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本身就蕴含着极大的不平等,意味着前者身份的含混和命运的悲惨。结果,在民族国家的外部,全球化就成为西方化;在民族国家的内部,现代化就成为城市化。在这种单一化和同质化的叙事背后,是强权势力对弱势群体的规训与压迫,是弱势群体在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上的牺牲和损害。因此,陈太学的“变脸”就有了某种必然性,他内心撕裂的历程也只是制度性命运的复制而已。
　　《变脸》中城市权贵张保国这个今天的城里人,也不过是昔日“变脸”后的乡下人。于是小说原本叙述城乡对立的乡土叙事,立刻变成了城乡一体的社会叙事。农民的身份焦虑也就马上变成“乡土中国”在全球化叙事中的整体焦虑。许多农民/农民工因为或土地的丢失、身体的失重或家园的丧失而引起“身份迷失”,这正是新世纪乡村小说观照的重心。这当然也是罗伟章小说的重点。然而,据此认为乡村小说对新世纪农民“身份迷失”的当代性描写仅仅醉心于问题的表现,痴迷于苦难的书写则是对新世纪乡村小说的简单肤浅理解。当我们看到抛弃了传统伦理约束,日益走向衰落颓废的乡村时,我们是否会思考当下城市的命运呢?在现代性的叙事中,当代中国如何才能摆脱昔日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罪恶的原始积累模式?怎样才能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和谐稳定与共同富裕的理想呢?这样新世纪农民身份的当代性书写就有了某些寓言性的特征,同时这种当代性书写就有了现实针对性和普遍意义。而这些都是陈太学这一形象留给我们的思考。
　　
　　陈国和,男,文学评论家,现居湖北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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