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乡村小说的破败叙事陈国和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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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98516

[ 陈国和文选 ] 　　

陈应松乡村小说的破败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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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应松乡村小说的破败叙事

◇ 陈国和

　　关键词：乡村小说破败叙事
　　摘要：陈应松的乡村小说主要关注乡村破败的现象：自然以及伦理的。这种破败叙事蕴涵着作者复杂的积极介入当下的底层关怀意识。
　　新世纪以来，陈应松关注乡村生活的作品在“底层写作”的旗帜下放射出格外夺目的光芒，引起当代文坛的注意。不过，与以前乡村书写不同的是，陈应松为我们呈现了乡村日益破坏的严峻形势，以乡村的毁灭来书写乡村日益破败的严峻现实，表现出更为强烈而自觉的生态意识。
　　
　　一、乡村自然生态的破败
　　
　　人与自然可以说是乡村小说的一个母题。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说，抒情性乡村小说开创了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先河，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桃园》、沈从文的《长河》等。与鲁迅一派相比，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乡村风景、风俗之美、人情之美，而且更透露出一种独有的人生态度和体悟生命的方式”。而同属于京派的师陀、萧乾以及汪曾祺都不同程度上承继了源于周作人，成于废名、沈从文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实际上是这些乡村作家“精神返乡的过程”，对精神家园及其象征的理想归宿的追寻和向往，“从原型批评的视角来看是根植于人类的恋母情结，由此生发而出的乡情、乡思、乡愁特别能营造出栖居灵魂的美丽故乡——精神家园来”。这是作者情感记忆和理想追求中和谐的乡村世界与精神乐园。
　　而新时期许多乡村小说作家继续发扬这一小说创作传统。往往将自然作为人类歌颂的对象，作为人类家园和情感的寄托，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张炜的《九月寓言》。近年来出现了进一步从生态学角度关注人与自然的乡村小说——生态小说：“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小说。”如果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会发现生态乡村小说是乡村小说在1990年代以来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类型。这种乡村小说所凝聚的人类的精神痛苦和蕴涵的精神价值资源是以前的乡村小说所没有的。这里的乡村自然生态已不是以前那种将它作为精神家园的乡村小说所能概括。而因《松鸦为什么鸣叫》获得首届环境文学奖的陈应松就在这类小说创作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与部分1980年代的乡村小说作家不同，陈应松在乡村自然生态的审视上更多地注重破败的一面，在人类与自然方面他看到的是相互冲突的地方。
　　自然生态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对环境资源的疯狂掠夺和过度开发。而对于这种行为的批判是陈应松重要表现的主题之一。如《松鸦为什么鸣叫》中无休止的开山修路，“山的身子炸松散了，神也散了”。路修通了却没有给当地乡村带来预见的好处，“参天大树都砍光了”，神农山区变矮变瘦了。《独摇草》中电线拉进村，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村民的照明，而是开发度假村。这些“形象工程”项目大量使用农民的土地。度假村被愤怒的村民一把火烧后，“昔日的梯田今日的废墟上已无法再播种了”。商人和官员可以一走了之，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却不得不由当地的农民来承担。更多则是如《望粮山》中追逐暴利的山外商人和穷红了眼的山民里应外合，无节制地砍伐山区的林木。被泥石流洗劫过的村庄：“站立不住的，面相光鲜的‘壮汉子们’一个个倒下去了，剩下的是些老弱病残的无用的落木和虫眼的树”，这就是乡村经历自然灾难后的惨状。山林一方面不得不受凌洪的蹂躏，另一方面却又遭受人类的毒手。两者组成一个恶性的生态循环。人与自然矛盾和对立的书写成为陈应松的一种疼痛。正因为如此，他才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表现出情不自禁的赞叹。如在《云彩掠过悬崖》中护林员宝良一年四季呆在神农顶的观察塔里。唯一能打发时间的就是磨豆腐，以及偶尔向山下通报火情。更多的时候靠自言自语来消磨时间。他失去了妻儿。生命的苦难使他几乎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然而，他最终战胜孤独与群山为伴。对群山、树木、草甸、鸟和野兽，以及无边无际的云海表现出亲人般的情感，他因为孤独而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小说中有关神农架云彩的铺张叙事，让人们在感受神农架美丽的同时涤除玄览，澄怀味象，在人与自然的谐振中感受自然的伟大。
　　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是陈应松乡村小说关注的主要话题，这是他生态乡村小说重要组成之一。如在《豹子最后的舞蹈》中，陈应松从豹子的角度讲述自己的族类在人类的打击下逐渐走向灭亡，而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也日益艰窘的故事。作者通过豹子的自叙，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满目疮痍的神农架山区画面：过度的砍伐、围垦破坏了林区的生态环境，动物不能在山区从容地生存，每天不得不面对猎人无休止的捕杀命运，并最终走向灭绝。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走上富裕的道路。倒是山民的处境日益艰窘，不得不在贫困线上挣扎。人类由此而显现出的贪婪、残忍、无情和狡猾使人不得不陷入沉思。同样，贾平凹在长篇小说《怀念狼》中也表现了类似主题。
　　由此可见，陈应松在生态乡村小说中表现出浓郁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主要表现为：首先，质疑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对人类在环境中的中心地位表示怀疑。人类对山林的过度砍伐以及由此引起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最终不得不由人类自身来承担后果。如《吼秋》中泥石流最终埋没了整个村庄，人们不得不外出逃荒。其次，对现代化进程表现出强烈的质疑和激烈的批判。随着道路往山区延伸，山村的树木日益减少，参天大树都砍光了，山也好像渐渐地变矮了。同时这种现代化进程造成生态系统的紊乱和自然资源的枯竭。《望粮山》中的乡村就是一个“五月还不化冰”的“邪乎”的村庄，是一个“寒冷、荒凉、不近情理的地方”。气候的反常就是由于现代化进程加快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动物物种日益灭绝，植物植被逐渐减少等等这些都与人类的过度开发有很大关系。“并不是所有世界的动植物都愿意和人类一起分享欢乐的，它分享了你的欢乐，就意味着被掠杀、被掐断、被蹂躏。”而这些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欲望极度膨胀的结果。
　　对人类欲望的批判成为陈应松生态乡村小说批判的第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这使他与同时代的“欲望写作”区别开来。也许，在陈应松看来只有勇敢地承担起人类的生活责任和使命，追求尽可能简单化的物质生活和无限丰富的精神生活，人类才能重返人与自然的和谐。海德格尔也说过：“现实的危险早已在人的本质处影响着人了。框架的统治对人的威胁带有这样的可能性：它可以不让人进入一种更为本源的揭示，因而使人无法体会到更为本源的真理的召唤”，也就是说：“今天，人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跟他自己亦即不能跟他的本质相遇了。”危险的现实不仅仅危害着人类生存的外在环境，更主要的是它使人无法真实而准确地认识自己，“无法体会到更为本源的真理的召唤”。对于这种情况，陈应松积极介入当下乡村生态，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生活直接发言。“强调个人经验的介入，在当前的写作尤为重要，对现实主义，我们遵循的是它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形式。高尔基说的现实主义正是它的精神，他说现实主义就是真实地、赤裸裸地描写生活。”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他的乡村书写不同于一般三农小说苦难浮泛的展示，而是在乡村生存之痛中有着自己深沉而独到的生命之思。
　　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反过来会强化人对人的征服与控制。如阿斯塔菲耶夫指出，在戕害自然的同时，“人的心理在变化，不知不觉地在变化”：“人人都中了蛊毒，大伙儿都病入骨髓。为一枝猎枪，为一条小船，为一点弹药和食物，都可以拼命！”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导致人性之恶病态地生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人类的欲望，而这种欲望若没得到合理的控制自然会导致传统乡村伦理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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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乡村伦理的堕落
　　
　　说到乡村伦理，我们就会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在这个世外的桃源人们过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然而，边远的神农山区农村生态再也难以出现远古“桃花源”的生活碎片了。这种衰败是全方位的，有自然的，更主要的是伦理的。如《望粮山》中望粮峡谷这个地方不仅仅自然生存环境极端恶劣，更重要的是人们文化心理积淀、行为处事方式乖戾无常，不合常理，是“一个遍地虚妄，神经错乱的地方”。金贵的父亲余大滚早年以打老婆而远近闻名，而现在则以死后能睡上一口上好的香柏木棺材作为人生的唯一“想头”；姐夫王起山好吃懒做，嗜赌成性，在打老婆上与岳父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山盗木则一呼百应，俨然成为村人的英雄；相对于父辈的威风凛凛、身强力壮，小满未免显得腼腆、柔弱，给人“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因此，望粮峡谷正一天一天地走向全面的衰败：自然的、人伦的以及身体的。“与其在这峡谷里等死，不如到外面寻死。”金贵带着对乡村的极度失望和对母亲的深切怀念，“从地狱般被摧残的望粮峡谷”，到了“百无禁忌、欢乐祥和，一尘不染”的县城。这里内乡、十堰已经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城市了，更主要的是人生的希望所在。结果他先是被人拦路抢劫，费尽周折找到亲生母亲，却又被5000块钱买断母子关系。接下来他留在“热气腾腾”的城市打工却被人无端怀疑和殴打。这些屈辱和辛酸的经历灼烤着他稚嫩却备受创伤的身体和灵魂，最后他因人性扭曲杀死了工友老树，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金贵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位行动着的思索者，作者以他的游历、挣扎表达了自己对当下农村悲剧宿命的担忧。村民之间的伦理关系已不像原来那样和谐与融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功利化，甚至这种功利化的趋势也在亲情中有扩大的趋势。而这是伴随着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差序格局”解体的过程实现的。“在差序格局解体的时候，人们自己选择关系，这种选择的关系，依他们的理性算计。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则为农民提供了进行理性算计地交往朋友的理由。人际关系与经济利益越来越紧密地挂上钩，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理性化。”1990年代以来乡村生活中家庭、宗族意识逐渐边缘化。这种亲情的解体，使得各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呈现在阳光底下。因而，缺乏温情包裹的乡村就越发显得凋敝和丑陋。试想连母子关系都可以用金钱买断的乡村还有什么值得期待呢？陈应松在他的创作谈中以特有的诗化语言表达了乡村摆脱贫困、拒绝被遗忘的渴望：“她还在望着，望见了人们所渴望的东西，望见了大地的最壮丽色彩，饱满喧嚷的声音，成熟的季节。”然而作者也对乡村的未来有着透彻疼痛的预感，作品浸润着挥之不去的寒意。在以城市文明为方向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日益凋敝，严重失衡的乡村社会现状不能不令人堪忧。
　　乡村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道德的沦丧。如《独摇草》中习惯了度假村中的红男绿女龌龊之事的村民见了面，不是习惯性地问“吃了么”，问的是“你知道木桶房吗”。这种后现代消费文化的负面影响浸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更主要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势必造成农民之间的隔膜。亲情的撕裂、欲望的无节制膨胀最终导致人的疯狂。而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常是由大多数人的情绪决定最后的走向，特别是一些偶然性的突发事件。这种日益堕落、颓败的情绪若得到某些因子的激化，将成为社会的破坏性因素。生活贫富悬殊的矛盾就是这些诱因之一。
　　早在1990年代中期，陈应松就表现出对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担忧。《乌鸦》中先富起来的七叔就一字一顿地对孩子说：“穷的穷。富的富，总有一天会出事的。”而《一个，一个和另一个》中因贫富差距拉大，主人公心理失衡而产生压抑与绝望的情绪，结果利令智昏的杀人者最后反而被杀。在这篇意蕴丰富的小说中，至少有着作者对1990年代繁荣景象背后阴暗的担忧。令人欣慰的是，陈应松在小说中往往不局限于乡村社会贫富差距这个表层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他能看到在这一表层的诱发下乡村伦理、农民人性的沦丧与堕落。在《马嘶岭血案》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乡村伦理的堕落与农民人性的裂变。这是写两个挑夫砍杀了七个踏勘队员的故事。小说显示了作家对农民复杂心理的把握，细腻而深刻地刻画了在城市巨大阴影的挤兑下农民心理的焦灼与裂变。它着力描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如何滋生出仇恨并最终酿成悲惨血案的过程。小说在人物复杂心理的深度开掘中，不动声色地切入到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这一话题。生活中的贫富差距，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膜，愤怒不平、愚昧落后和贪欲引发的人性疯狂等，在现实生活中的每一角落，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然而，现实的纷乱和忙碌让人的精神及内心都无法平静，而这些随处可见的阴暗画面，若用浮躁之心根本不可能追问到事物的本质，它们要么被忽视，要么被作为新闻或单一的案例警示般地宣传教育，而放弃了对人性恶的根源的追问。《马嘶岭血案》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故事的可读性，而且在于隐藏于作品之下的精神探讨。这种由贫穷催生的不满，由不满积聚成犯罪的冲动，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人心的变化叵测。
　　陈应松对乡村社会激烈批判的同时，还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和对农民命运的牵挂，如《大寒立碑》中对“父亲”平凡一生真挚的怀念。他对乡村社会充盈着挥之不去的同情，对乡村伦理的堕落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里的乡村是惨烈的乡村，自然环境也破败不堪。陈应松描述着当下乡村的衰败和乡村伦理的裂变，书写出心中形形色色的悲愤。“今天中国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落差性，以及它在同一时空平面上共生性的奇观，无疑给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极大的价值困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应松的乡村小说在深层次上触及了乡土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价值困惑，准确地把握了乡土中国含混而复杂的当代性脉搏。
　　
　　三、底层关怀的复杂情感
　　
　　我国正处于前现代社会的结束和真正意义的现代社会诞生的时期，并且在一段特殊时期还不时有后现代文化因子的侵入。“这样的时期具有多层面的变化和发展不平衡以及一个新时代喷薄欲出所伴随的分娩阵痛之特点。”新世纪以来陈应松书写的空间转向了农村，着力点更加下沉，人物的把握上直接书写“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底层农民。为孤苦无告的农民四处呼告，替“失语的村庄”奔走呐喊。
　　马尔库塞说：艺术“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力量，揭示着在现实中被压抑和排斥的人与自然的向度”，并且“在其先进的立场上，它是大拒绝——抗议现实的东西”。可以说，陈应松在新世纪“神农架小说系列”中延续了小说批判性的追求，并且加入了更多的小说复杂性精神元素，从而揭示这个多元社会的事实真相。陈应松说：“深山农村的现状对我内心产生了强大冲击——她的美好，她的苦难，她的一切一切，都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醒和滋养。我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指‘神农架小说系列’——笔者注）表达了我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忧虑，并且以预言形式，说出了城乡由于巨大差距和隔膜可能会导致的社会危机，对我们社会孤儿般的农民给予了椎心泣血的同情与理解。同时，我也想用我的作品和深入底层的姿态，对文学界，对作家给以呼吁：希望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精神家园——农村，我们的兄弟姐妹——农民，我们的生命根基——农业。”通过这段引言我们至少明白：首先，对于农村的书写是源于作者与农村难以割舍的感情。不过与传统乡土叙事不同的是当下乡村不再是诗意的家园。这与迟子建、张炜、张承志等人的乌托邦乡土叙事明显不同，后者或以想象拯救乡村、或回归乡土、或以乡土为载体遁入宗教的家园。陈应松在对乡村的深深眷恋中审视乡村，在批判中蕴涵着浓郁的同情。其次，结合小说创作，我们可以看出陈应松强烈的介入现实的冲动，对于同时期部分作家漠视人民苦难，局限于自我世界浅吟低唱的“冷漠美学”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甚至愤怒。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才从小说中看到他对当下三农问题的探讨。普通读者才将他的小说置于新华网的首页，企图引人注意，甚至最终影响着中国乡村改革的方向和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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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指出的是，底层关怀一向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如杜甫的“三吏”“三别”都是优秀的底层关怀作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常常以人道主义精神和悲悯的情怀关注底层生活。不过，陈应松的底层写作则是真切审视、直面当下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当下部分农民因生活绝对贫困导致性情的扭曲，而这种压抑、病态的情绪不但没有得到成功的缓解、释放，而且在一次次挣扎、失败的打击之后，会孕育、发酵成人性恶的因子。当得到某种偶发事件诱发时，这些人往往不惜铤而走险，成为社会不祥的定时炸弹，如《望粮山》中金贵的经历就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陈应松所代表的底层关怀显示出深入介入当下的特点，并且在现代化进程造成的生态危机和贫富差别造成的人际关系危机和精神危机方面具有为社会敲警钟的现实意义。也许因为在小说中表现出以上的特点才使得陈应松成为了底层写作的代表作家。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陈国和，博士，咸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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