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乡村女性疼痛的苦魂陈国和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2010年第4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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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45557

[ 陈国和文选 ] 　　

玉米:乡村女性疼痛的苦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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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乡村女性疼痛的苦魂

◇ 陈国和

　　玉米是乡土中国最普通的粮食作物之一。某种程度上玉米也代表了乡土中国的文化气质。新生代作家毕飞宇以中篇小说《玉米》(《人民文学》2001年第四期)形象地书写了乡土中国经验,成功地塑造了玉米这一乡村女性形象,表达了作者对乡村疼痛而又复杂的情感。
　　玉米的父亲大队支书王连方与村内很多女性有染,最后因破坏军婚,被“双开”。因为没有权力的荫蔽,王连方一家坠入“贫寒”。两个女儿玉秀、玉叶在看电影时遭到村民报复性轮奸。王连方被迫重新学技,远走他乡。母亲贫穷懦弱,意志颓唐,没了精神气。一家的命运自然而然落到长女玉米的身上。虽居乡村,文化程度有限,但在精神气质上,玉米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知识分子,是乡村的精英;相比姐妹们的麻木懵懂,玉米敏于感受,落叶知秋,对世态炎凉有着深切的体会。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玉米内心充满了恐惧,本指望在飞行员恋人彭国梁的身上得到安慰,结果却是彭听信流言釜底抽薪式的毁婚。玉米经过认真思索,痛定思痛,毅然下嫁中年丧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把自身献于权力的祭坛。
　　我们总是批判玉米对权力的顶礼膜拜,却忽视了乡村中国权力的现实。“权力无所不在,它来自各处,能够在任何时间、地点产生;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它是人们对既定社会中‘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一个称呼。”(福柯语)王连方之所以能“宠幸”一个又一个嫁到王家庄的女性,那是因为自己是大队支书。身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郭家兴在老婆癌症晚期能随意支配玉米,也只是因为副主任头上的光环。王家庄的女性之所以乐意和王连方纵情床第之欢,说到底还是因为支部书记的权力在起作用。最后因王连方被“双开”,这些女人作鸟兽散。玉秀等遭受轮奸也是因为村民在权力钳制扭曲下的变态报复。飞行员彭国梁之所以在与玉米的亲事上变卦,说到底还是因为权力的幻灭。即便是走出了王家庄、与现代文明亲密接触的飞行员,也被权力这一“日常生活中的‘鬼’”(毕飞宇语)所控制。当王连方家遭受变故,风雨飘摇、危如累卵之时,玉米决定牺牲自己,以自己的青春和美貌来换取王家的尊严和荣耀。她对自己婚姻的唯一要求就是“只要手里有权”。这是一种多么无奈的选择呀!可是,在当下物质资源缺乏的乡土中国又有多少底层乡村女性重复着这一悲剧宿命。因此,我们不应该、也没必要过多地批判玉米对权力的迷恋。与权力接近、紧紧抓住权力才是最真实的中国经验。
　　玉米有着乡村姑娘普遍具有的优点:顾家,“任劳,却不任怨”,同时,因为家庭熏陶,好强的她也“绝对不能答应谁家比自家过得强”。而这种“强”其实是对男权文化意识的屈从。玉米在母亲生了儿子以后取得了持家的权力,并抱着弟弟到各个与王连方有染的女性家门口无声地示威。在内心深处,玉米并没有过多地检讨父亲行为的不端,而是将责任推向和她一样的女性。同时,当有人触犯其家庭利益时,玉米也显得异常的残酷,哪怕是亲人也不心慈手软。这方面在她处理玉秀的相关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当玉秀与郭左热恋之时,玉米有意无意地透露玉秀被人轮奸的隐情。这种张爱玲笔下曹七巧式的举止显示出女性内在心理的残酷性。同时,她毫不留情地将玉秀的孩子送人,哪怕让玉秀看一眼也不行。不难发现,一方面男权文化意识已渗入玉米的意识深处,严重地异化和扭曲了她的性格;另一方面她又自觉地接受男权文化意识,成为男权文化的帮凶和走卒。女性自身的弱点、男权文化的浸染、权力政治的钳制,使得处于底层的玉米每一次选择都显得合情合理。但是这种刀光剑影的选择却让人心惊肉跳。
　　正因为这样,玉米在家庭遭受变故以后的挺身而出就显示出更为复杂的意味。玉米不顾一切的抗争,不惜以自己的婚姻为代价,将身体作为资本的悲剧抗争也就有了正剧的意义。对生活的把握能力,对命运规划的主动性,某种程度上成为玉米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难道这不是启蒙精英所一直倡导的吗?可是,毕飞宇的深刻之处就在于通过玉米习以为常的生活碎片发掘人们文化心理的缺失。而这或许就是作者的深刻之处。文化、政治、物质进一步的繁荣才能促进人全面的健康发展,特别是精神的健康发展。
　　
　　陈国和,男,文学评论家,现居湖北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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