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说,方方并不是一位代表性的乡土作家。但是,新世纪以来,方方集中笔力,重点关注乡村女性的生存状态。她以冷静的笔调、理性的语言,在一个个现代弑夫故事中剖析当下乡村女性的悲剧命运。《水随天去》是这样,《奔跑的火光》亦是如此。
《奔跑的火光》(《收获》2001年第5期)就为读者塑造了这样一位乡村女性形象。厌倦求学的英芝,高中毕业后在村里的草台班子唱歌,认识了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贵清。在一次回家途中,贵清诱奸了英芝并使她怀孕。无奈之下,英芝结束了唱歌生涯,嫁给了贵清。婚后丈夫的不体贴,公公婆婆的冷嘲热讽,生活的乏味和无聊迫使她“复出”,重新回到“舞台”,试图挣钱建座“自己的房子”。可这并没有换来家庭矛盾的缓和。英芝奸情暴露后,贵清毒打,迫使英芝逃离家庭达三个月。三个月后,英芝归来。此时的贵清不但在英芝的娘家放火,还口口声声说要杀了英芝解恨。情急之下,英芝点燃了那把火,它燃烧在贵清的身上,结束了贵清的生命,同时也使英芝的生命从此终结。等到一切风平浪静,留下的只是英芝悔恨的感叹:“我怎么会这样呢?”对于自己的不幸,主人公英芝迷惑不解。小说深刻地叙述了乡村新女性——英芝一步步地走向自我毁灭的历程。
方方在《奔跑的火光》的创作谈中说:“改变人的因素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自身,人不能离开自身的基因遗传、兴趣、性格以至于天性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文化环境、生活环境的影响,人摆脱不掉这两种因素对自身存在的困扰。”关于这方面的相似的论述她在谈论《风景》、《桃花灿烂》时就已说过。但是,方方这次更加强调了复杂性——社会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英芝这个人,她是不安分的。她是不想读书的。她是不喜欢劳动的。她是喜欢以轻松的方式赚大钱的。她是风骚的。她也是传统的。她是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她却是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的。她是野心勃勃的。她又是心怀一份胆怯的。她很粗糙。她又很精细。”如此复杂个性在人生历程上就会表现得充满戏剧性。
毋庸置疑,即便是绑架在现代化战车上的当下乡村,仍然浸润着浓郁的封建伦理文化。在相对贫穷、闭塞的老庙村更是如此。封建男权思想统治和支配下的老庙村,男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妇女没有任何尊严和地位可言,必须当牛作马,忍气吞声,无条件服从丈夫,敬奉公婆。英芝即使是挨打后回到娘家,也体会不到家庭的温暖。母亲劝慰她的话只能是“你要认命,你是个女人,要记得,做女人的命就是伺候好男人。”“你一个女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得有个规矩。”显然,现实社会对女性的生活角色有着严格的规范。哪怕是现代新女性也只能在这一冷酷的文化规范内转圈。如果有悖于这些规范,“这要遭人骂,遭天谴的”。无论是在婆家还是在娘家,英芝都没有坚定的支持者,都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文化土壤。要强的英芝的悲剧命运也就成为必然。这种悲剧既是封建时代女性传统命运的缩影,更是现实中许多女性生活真实的写照。特别是在贫穷、愚昧、落后、守旧的乡村。方方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当我们习惯了某些精英知识分子有关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宏论时,她却告诉我们多年来乡村女性悲剧命运的相似性。
然而,这些最多只是英芝悲剧的外在原因。《奔跑的火光》的成功更在于对英芝人格主体性缺乏的准确剖析。英芝首先不明白一个青年主要的任务应该是追求知识、崇尚科学,更不明白必要的知识是一个人独立主体性生成的必要条件。英芝鄙视知识,对于知识的价值,她一无所知,也不想有所知。正因为如此,她不能正视人生,错误的把金钱当作一生中唯一的奋斗目标。英芝的同学春惠则一心向学,虽然当初因为近视被英芝取笑,但是,正因为有知识,春惠“电脑玩的溜熟,大学还没毕业,就被一家大公司相中,放暑假里成天开着小汽车去人家公司上班,风光得不得了”,在英芝走投无路的时候,春惠的劝慰“有如一盏灯,一下子把英芝黑暗的心间照得透亮”。可见,必要的知识是当下乡村女性获得独立主体性的首要条件。正因为知识的缺乏,贪便宜的心理以及性方面的随意才使得英芝在人生价值的选择上不断错位、失衡。
英芝无疑有着许多女性都具备的美德,有理想、有追求,聪明、漂亮。不愿走大多数乡村女性走的道路,渴望通过自己的抗争来改变命运。但是,由于乡村女性生存环境的恶劣,更由于主体性的缺乏,内外交困,使得乡村女性的悲剧宿命一次又一次的重演。
陈国和,男,文学评论家,现居湖北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