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孙慧芬的乡村小说无疑有着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她将女性意识植入乡村小女性小说激进的女性主义文化立场,走出男女二元对立的怪圈,采取中性对男性在批判中理解,对女性在同情中反思。更主要的是孙慧芬走出市场经济的魔圈,跳出身体写作的陷阱,将女性写作引入更为广阔的乡村世界,关注底层乡村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裂变。
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被誉为“中国乡土女性的特殊文本”。孙慧芬在小说中以犀利的目光审视、探讨1990年代中国乡村中新型的两性关系,从而为新的时代背景下乡村女性的成长提供了一份文学的精神档案。《歇马山庄》中的乡村知识女性翁月月等自然已不再是古老而封闭农村中的妇女形象,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并且勇于追求爱情和幸福。
翁月月是一个以爱情作为生命目的的女人,但是她却不知道要实现这些是以经济和精神的独立为前提的。无疑月月是爱国军的,是想认真做一个贤良的妻子、孝顺的媳妇,平平安安过一生。即便是新婚之夜受“黑眼风”火灾的惊吓,丈夫国军失去了作为男人的雄风,月月还是一如既往地爱着国军。也许正如月月的闺密庆珠所说,喜欢当代课教师的月月爱的是国军“举止优雅显得很有修养,四平八稳”。然而即使国军积极地医治也不能恢复男人的尊严。缺乏了肌肤之亲的热情,月月对国军的感情也由婚前的吸引、激动变成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怜悯、同情。夫妻之间当然不可避免有怜爱之情,但是夫妻之间只有怜爱之情显然不能长久。月月做一个好妻子的愿望落空,对未来充满迷茫。
这时,以前自己不注意的买子进入了自己的视线。买子身上有着“随意流淌的热情,散漫、不拘小节,并且这种不拘小节让人感到熨帖、舒服,有种舒心的暖意,有种热热的气流。”买子身上有种与国军不同的放荡不羁的精神气质。买子竞选村长、开砖场……。老实本分的月月孤注一掷地爱上了买子。月月需要的是“一个人不管面临怎样的现实都爱她”的男人,她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情人买子的身上。然而,血与泪的现实让月月明白,买子“是个自私的人”,他的“现实其实就是自私,你只考虑你适合什么,需要什么,从不考虑为感情负什么责任。”做一个好情人的角色而不得。月月再一次对未来迷茫。甚至月月最后与国军离婚、辞去自己喜欢的民办教师工作,在乡村打工,执拗地要把自己和情人买子的孩子生下来,也只是表明自己对爱情的执着,或者说不愿意对爱情的绝望。
这与其说是对情人的守望,不如说是对爱情的执着。正如翁凡书所说月月“其实不是生活在爱情里,爱情已不存在”,而是“生活在一种意志里”,月月“爱着的不是那个人,而是爱情”。月月就是这样为爱可以舍弃一切:名誉、地位、尊严、脸面、职业、丈夫。这与买子务实、平庸的爱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月月决定堕胎,不再指望这个几乎耗费她所有精血的与情人所孕育的孩子时,她决定彻底地将自己还原一个人的角色,而不是社会给女人定位的妻子、母亲或者情人。放弃了男权社会为女人派生的任何社会角色,凤凰涅槃,“不再依附,真正独立”。
不得不指出的是,“绝大多数的女人是在爱情中寻找自我,最后又在爱情中迷失自我! 爱情确实是一种激发人奋进的力量,而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激发的则是牺牲自我多于确立和肯定自我,女人在爱情中发现的是作为妻子、情人的自我,而非真正自立的自我。”(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孙慧芬敏感而犀利地发现,即使当下具有初步主体意识的乡村知识女性也习惯于将自己的命运寄托给男性,习惯于男性给自己规定的社会角色。孙慧芬敏锐地发现了当下乡村沉默的大多数内心的痛苦和命运的多舛。她以散文化的笔触,内省式的叙述,在乡村现代化进程的视野下,剖析乡村女性个体成长和主体意识获得的艰难。而翁月月的成功无疑对新世纪乡村女性形象的塑造具有指导性和示范的意义。读者也从二元对立的两性思维中跳出来,对乡村社会的生存状态做更为深入的思考。毫不夸张地说正因为有这样富有意味的成功的女性形象,才使得新世纪乡村小说的女性书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陈国和,男,文学评论家,现居湖北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