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以强势的叙述姿态站在体制外的立场上讲述知识分子的故事,书写了知识分子追求安放精神之地的苦涩历程。
作者在书写大学教师杨科性格怯懦、迟疑,缺乏现实抗争力度的同时,也传达了他性格中虚伪、无耻、肮脏的奴性一面。作为一个文明人,在他身上搜索不到任何一丝生命力跃动的身影与充盈其间的生气。相反,充斥其间的是权力物质的束缚、情感郁结的变形以及无处不在的无所适从。他卑微地存在,在自我精神的狭隘空间里咀嚼现世的无力与忧伤,并一厢情愿地对现实作着合理的解释与推脱。生命的个性与强劲之美湮没在他不尽的精神苦恼里,以至于他的生命都是碎片而不是完整的存在。
对于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意识与认可,在这里也衍化为了现实的泡沫。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并没有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也失去了独立担当的责任意识与力挽狂澜的能力。乃至于杨科对在家通奸的妻子和领导以及天堂街上的烟花女子都表现出深沉无奈的无能为力。“算我求你了好不好”——这是与自身身份相悖的话语方式,是对自身身份的怀疑与否定。另外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两度被举手表决送进精神病院,原因只是他无知地做了一回英雄,带领学生游行而一夜成名。在精神病院里,他给病人讲解《诗经》,竟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与掌声。这是外界对他身份的否认,自身的主体性价值无法得到现实世界的认可,权力和地位的体系制约着主体性个人的成长。作为知识分子他只能在精神病人中找到“知音”。个人生活的碎片化和个人主体性意识的缺乏的最终导致个体精神的虚无。漂浮的精神无法给予他真实的存在感。没有根的依托,他最终只能在本能的性爱狂欢里与嫉恨的杀戮里以期获得别人怜悯的认可与存在。烟花女子成为他最为求知的学生和最为热忱的知己。从这以后,他彻底的走向了这个他所熟悉的世界的尽头。如同《废都》中庄之蝶一样只能在女性中发现自己的存在——男人符号的存在更是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存在。
《风雅颂》,这个充满了神秘的传奇色彩与诗意因子的古老存在,在人们的记忆里留存着“厚人伦、美教化”的诗意图景,现在业已成为这个无根漂泊者的精神皈依。诚然如他自己所言“《诗经》从表面上看是我国的一部有三百零五首诗歌集成的书,实质上它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一条有305个路标组成的通往故乡的路,其中每一首诗,都是插在我们迷失之后回家的路上的路标和暗示牌”。也是从这里开始,他摆脱了一个人的顾影自怜,开始寻找迷失以久的回家路。可是这条路是否存在,路在何方?这个让人诘问而也许没有最后答案的问题,在杨科这里得到了解答,而这个答案恰恰就是《诗经》所带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诗经古城以及诗经所代表的生存方式。这既不是对远古逝去的黄金时代的悲伤追寻,也不是田园牧歌的失落的怅惘忧思,而是丰富精神、源于一份理想的期待的家园追寻。就如作者所言“每个人无论你最初沿着人生的新途走到哪里,但最终都只能沿着老路走回去”,在现实世界迷醉已久的人们,在家园的路上渐行渐远。杨科内心的呼声“离这座古诗城更为神鬼不知的偏远里,一定还有比这更为辉煌的诗经古城和篇章”是否就是人们共同的对家的迷思?!后来的专家学者一个个慕名来到诗经古城,回家成了流行,成了大势,可正如作者所言“流行是一种力量,而不是一种世俗”,对家的追寻是每个人的心中最终的选择。家不只是一个固定的所在,是变化的,诗经古城是家,是精神的栖息地,然而,慕名而来的人变得庞杂之时,它也不再是家,家成为了另一个向往的存在,杨科的离去是对家的再度追寻,这也说明了:对家的追寻是无止尽的,因为人的精神在延伸……其实阎连科本是写杨科在古诗城堡的彻底沉沦,因为,他对实在看不到当下知识分子的出路或者说对当下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失望。作者在这里之所以留个光明的尾巴一方面源于对出版审查制度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许源于作者内心的不舍。
杨科,既是一个蜗居于政治权力斗争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是一个迷失的现代人的代表。他被夸大的丑陋,正是人们现实生存困境与委琐精神状态的镜像。只是他最终寻求的问题的答案,显得那么脆弱而无力。自哪里来,回到哪里去,这近乎虚无的精神哲学似乎也昭示着家的不存在与寻找的艰难性。
陈国和,男,文学评论家,现居湖北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