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初,法国作家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交流思想。这种形式在当时很受欢迎,也很有影响,引起了路易十三的机枢大臣黎世留的重视。而以夏普兰为首的文学爱好者在巴黎的聚会,影响更是巨大。黎世留想让这些文人依附在他身边,效命于宫廷,成为御用文人,以便对他们进行监督,使他们的活动不致于损害专制王朝的利益。于是,他颁发作家年金,建立书报检查制度,成立法兰西文学院。之后,又陆续建立了其他一些学院。1635年,路易十三下令将这些学院合并为法兰西学士院,成为独立学院,该院下设五个分院。除大革命期间停办过几年,一直延续至今。建立之初的学士院作为常设的官方文化机构,既是一个最高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权利机关。这种特殊的性质,使它对当时的法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法国,甚至整个欧洲都有重大影响的古典主义,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规范语言文字
　　十七世纪上半叶,巴罗克文学、沙龙文学、市民文学、七星诗社等各种文学形式、流派丛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法语词汇混杂、语法混乱,晦涩难懂、古怪夸张、粗俗不准确的现象。
　　很多诗人、作家、修辞学家为改变这种现象作了种种努力。马莱伯首先发难,做了许多激浊扬清的工作。如排除法语中的外来词,清洗其中的俚语、俗语。他以身作则,写诗严谨、简洁、不罗嗦、铺陈,《慰杜贝里埃先生丧女》就是很好的例子。
　　学士院语言方面的权威是伏日拉和巴尔扎克。伏日拉在马莱伯的基础上不断努力,出版了《法语刍议》。他以贵族阶级的语言为标准,把法语分成“好”和“坏”两大类,给法语定下“基本固定的规则”。进而对好的语法进行规范,号召按照宫廷中健全的部分和优秀作家的好习惯去说话和写作;对坏的语法进行剔除。这使得《法语刍议》成为法国作家必备的语言法典。之后,伏日拉又主持修订《法兰西学士院字典》,它以《法语刍议》为基础,拟订了严格的语法守则。它采纳的词汇不多,摒弃一切职业行话、民间词汇、土语方言,为古典主义作家提供了严格的选字标准。这些守则虽也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不可否认,它使语法在规则上日趋一致。巴尔扎克主张文章洗练,有条不紊,起承转合不着痕迹,段落间相互协调,富有节奏感,还要字斟句酌,注重逻辑和语法,努力调色。作为修辞学家,他也很注重夸张和隐喻,要求用得审慎和适度。不过,他很反对使用散漫的长句和芜杂的复句,偏爱简洁的文字和明晰的风格,对沙龙语言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而沙龙语言作为一种贵族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在以后的法语中,并作为准则在文学作品中使用。
　　在文学创作中,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在语言上也积极适应着君主专制的要求。拉辛是古典主义文学中最中规中距的典范,他的创作不会跳出古典主义的范畴。其剧作诗句优美和谐,剧情与诗篇并称妙佳,相得益彰。他被誉为唯一真正理解悲剧的剧作家,其作品被称为古典主义戏剧的代表作。高乃依的剧作主要描写宫廷,语言颇受贵族中流行的典雅语言的影响,加上宣扬封建观念,使他的剧本明显地带有贵族文学的气息。普希金在《论民间戏剧》中谈到西欧戏剧史时写到:“由于社会上一部分有教养、优秀人物的要求……戏剧放弃了通俗的语言,变成时尚的、经过选择的,特别高雅的语言了。”
　　正是经过许多人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最规范、最明晰的法语,才有了古典主义文学端庄、优雅的文学语言。而学士院在这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
　　二.崇尚理性
　　理性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重要特色。在学士院成立前后,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法国出现了拉伯雷等优秀的人文主义文学家,通过《巨人传》等作品,塑造了“人”的伟大形象。但到了文艺复兴后期,人性过度发展,肉欲横流,社会法制面临严峻冲击。一批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笛卡儿的《方法论》标举理性,认为人的理性至高无上。人可以通过理性来认识真理,人应该自觉地运用理性去克服情感。这一思想对当时法国的哲学界、文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官方喉舌的法兰西学士院更是积极响应,极为强调公民义务,要求每个公民无条件地服从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反对个性的发展,要用理性来调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建构方面,集大成者是布瓦洛。“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在他看来,与情感和想象相比,理性远比它们要重要的多,“一切要受理性的指挥”,“理性不仅成为艺术创作的关键,而且还是检验和衡量作品优劣的一把根本性的尺子,是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
　　文学创作方面,古典主义作家们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作品流传至今。古典主义文学塑造了很多理想的公民形象。以《安德洛玛克》为例,拉辛谴责了那些情欲横流、丧失理智的贵族人物。剧中每个人都处在国家利益与个人情感的尖锐冲突中。安德洛玛克是个正面人物,在复兴城邦和自己的贞洁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她决定牺牲自己的生命。她既忠于爱情,更忠于国家,敢于反抗暴虐统治,是一个既有高尚感情,又有高尚理性的妇女形象。而庇吕斯、爱尔米奥娜、奥莱斯特三人,个个受到情欲的驱使,不能自已,为达到个人的卑鄙目的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庇吕斯身为一国之主,却爱上了敌人的妻子。为了得到她,不惜弃国弃民,背信弃义,是个屈从于情欲的利己主义者,是个残忍的暴君。爱尔米奥娜是个令人同情的痴情者,也是个疯狂的嫉妒者。她毁灭庇吕斯的行为虽情有可原,却极不理智。奥莱斯特玩忽职守,放弃使命,还成了弑君的凶手,这些人都是遭批判的。拉辛是古典主义大师,又是学士院院士,对当时乃至以后的剧作家们影响很大。理性的旗帜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得以坚决的贯彻。
　　此外,很多作家都进行了尝试,如麦那蝶的诗,拉封丹的寓言,拉布吕耶尔的散文,均将理性高高托起。理性成为那一时期文学鲜明的旗帜。这些作品有利于王权的统治,故受到国王的赞誉,在法国十分流行,影响甚大。
　　三.使作家依附宫廷
　　学士院对文学界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促使文人学士们依附于宫廷。
　　法兰西学士院作为一个最高的学术机构权力机构,其院士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誉。他们享受着国王的年金,经常出入宫廷,有“不朽者”的称号。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就终身顶着“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光环。更让人倾慕的是,由于王权的支持,其理论不仅具有学术权威,更具有官方权威,影响甚大。正是由于以上种种或者更多,使得当时最杰出的诗人、作家、戏剧家、画家、建筑师、音乐家围绕于宫廷,拥护王权,拥护专制统治。最杰出的尤且如此,那些不甚杰出的就更是趋之若骛,为歌颂王权极尽谄媚,以期赢得无尽的荣耀。对于那些追求真理,崇尚人格自由的人,充当保姆与警察双重角色的学士院则竭力打击,以此提高学士院的权威,使王权控制文艺,控制舆论,使巴黎凡尔赛趣味主导全国文化。高乃依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高乃依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创始人。1636年,悲剧《熙德》公演,引起轰动。此剧以崇高的理性为指导,歌颂英明的国王,而且场面壮观,诗句华美,深受各阶层观众的欢迎。但却引起首相黎世留的不满,不仅由于以前两人创作小组的过节,更因为当时法国与西班牙在交战,国王刚下令禁止决斗。而剧中却多次出现决斗,且这个英雄还是个西班牙人。他认为这有损于法国的利益和国王的威信。于是他授意学士院对该剧进行批评。官方理论家、学士院院士夏普兰发表了《法兰西学士院对<熙德>的意见书》,指责高乃依没有遵守“三一律”,违反了古典主义原则,引起激烈论战。黎世留借机下令禁演。在种种压力下,高乃依沉默了,三年没有进行创作。最后不得不改变了创作倾向,向贵族阶级右翼靠拢,出版了《贺拉斯》(1640)、《西拿》(1641)、《波里厄克特》(1643)等剧作。在艺术上严格遵守古典主义创作法则,语言崇尚典雅。但终以失败告终,晚年退出戏剧界。
　　通过高乃依的例子,可以充分展显法兰西学士院警察兼保姆的双重身份。当他的创作“出轨”时,即被施以“大棒”政策,以警察身份进行制止;当他“改邪归正”后,学士院又向他伸出橄榄枝,给予无上荣誉,使他在学士院与其他院士一样为王权服务。拉辛在学士院的一次演讲中这样宣称:“我们以为,语言的每一个词,每一个音节,都必须仔细推敲。因为我们把这些音节看作为伟大保护人(路易十四)的光荣服务的工具。”这话虽然有阿谀之嫌,却也道出了不少文人学士的心态。以宫廷为中心的文艺基本实现了。
　　结语
　　古典主义文学与学士院有很深的渊源。其语言的规范、典雅离不开学士院的努力。从这方面说,它是进步的。而崇尚理性,要把它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分析。十七世纪的法国,王权是作为国家统一,民族强盛的基础出现的。它有利于专制统治,使国家长治久安,从这方面看,它也是大有裨益的。至于钳制进步思想,束缚天才创作,打击不屈文人,控制舆论,它又是退步的。
　　
　　蔡兵,教师,现居江苏如皋。

• 蔡 兵： 法兰西学士院与十七世纪法国文学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