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小说,也想写小说。我祖父对《红楼梦》、《三国演义》熟得不能再熟。我父亲是个中学语文教师,早年也写过小说。这种家庭环境可能对我有些影响。我记得,我还没有桌子高的时候,家里就放着《红楼梦》、《东周列国志》、《野火春风斗古城》、《暴风骤雨》。我父亲喜欢书法,迄今在豫北一带,有很多人家的门匾、墓地的碑文,还有些桥梁上的铭文,都是我父亲写的。但我父亲当初的愿望不是让我当作家,而是让我当画家,甚至为我请来了一位家教。他是县剧团的一位演员,在京剧《杜鹃山》里扮演反派人物温其久。除了演戏,他还负责画布景,画海报,那海报是直接画在墙上的,类似于连环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着他在野外写生。这个人当着我父亲的面,对我特别好。但是一出去写生,他就像换了一个人。我向他请教问题,他也懒得搭理我。我只好蹲在旁边看着他画。不是照葫芦画瓢,而是看着葫芦,再看看他画的瓢,然后再模仿着他画的那个瓢,画一个自己的瓢。不管怎么说,学画的经历对我来说是很难忘的。这可能对我后来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无形中训练了我的形象思维能力,等等。
　　我真正开始系统阅读小说,是在上大学以后。80年代的华东师大,有一大批文学信徒。说“信徒”这两个字,一点也不为过,大家都很狂热,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写作。在和小说家张生的一次对话中,我曾说过,大学才是我真正的文化童年。80年代中期的文学教育、阅读和交流,使我受益匪浅。那个年代,文学气候也很复杂,冷热空气频繁对流,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小气候。它使得人们对于启蒙、政治和文学,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都非常敏感。那样一种特殊的语境,我想对于在80年代完成大学教育的一批人,是有深刻影响的。
　　当时,最新的文学潮流很快就会波及校园,甚至在它还没有形成潮流的时候,就已经传到了校园。举个例子,我记得阿城的《棋王》还没有发表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它要引起轰动。因为当时有很多年轻教师参加了那个著名的“杭州会议”,事先已经看过了手稿,并且和编辑有过讨论。对于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我们都是先知道有人在写,甚至先知道了小说的开头、小说的语言、小说的主题,过了一段时间才在刊物上读到那些小说。我们是一边听老师们讲课,听他们吹牛,一边摩拳擦掌,蠢蠢欲动。我很怀念80年代,它虽然有些浮皮潦草,但却很有冲击力。唉,那个时代确实一去不复返了。
　　我熟悉校园生活,熟悉知识分子的知与行,我写他们犹如写自己。有很多人看到了我对他们的嘲讽,其实,如果说有嘲讽,那嘲讽首先是针对我自己的。我的描述也不仅仅是嘲讽,其中包含了我的祈祷。我相信,就对生活的复杂性的感受而言,知识分子肯定是最敏感的。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神经,是文化灵敏的触角。我喜欢“复杂性”这个词,我喜欢描述复杂的生活,复杂的感受。写知识分子,刚好可以满足我这个愿望,可以表达我对写作的理解。
　　我喜欢那种广泛阅读后的写作。或者说,我喜欢在“绝望”当中写作。没错,写作需要想象力,但并不是所有的想象力都值得信任和尊重,对生活来说如此,对写作来说也是如此。我们通常所说的想象力,更多的与天赋有关,但我所信任和尊重的那种想象力,却更多的与我们的历史有关,与学识有关,与作家严格的自我训练有关。我很想称它为第二种想象力。这样的一种想象力,可能更为弘毅、坚韧,并充满着对话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反而认为,我读的书还很不够。
　　写作的理由、道理太多了,讲不完的。世上已有的婚姻,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都不妨碍我们自己走进婚姻殿堂,而且代代如此。虽然结婚与写作不同,但是拿来打个比方还是可以的:结婚的理由有多么复杂,写作的理由就有多么复杂,结婚的道理有多么简单,写作的道理就有多么简单。对人来说,婚姻就是命运。对作家来说,写作就是命运。
　　
　　※ 李洱,男,当代著名作家,著有《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

• 李 洱： 写作就是命运　/　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