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的中国已经进入“全民娱乐”的时代,大约不是夸张的说法。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作为“纯文学”的小说却很少涉足这一“生产快乐”的宏大工程。所以当我读到晓苏的短篇小说《村口商店》(《长江文艺》2010年第1期)而忍俊不住时,首先引起兴趣的便是这篇小说喜剧性的生成机制,接着生发开的联想则是:在喜剧世界的营造中,当代小说会有多少作为。
　　一爿村口的小店(曾一度衍生为二,又最终合二为一),三个乡村的小本生意人,外加一个穿梭其间的乡村混混——小说家晓苏以油菜坡为根据地的系列乡土小说,这回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风景。惯于给小说划分类型的好事者,早已鼓捣出一面“商战小说”的旗号,地产大鳄、金融巨子、股市庄家者流,是活跃其间的当代英雄;翻云覆雨,买空卖空、贿赂攻关等等,是他们博弈厮杀的手段,更有商家官家,黑道白道,灯红酒绿,软玉温香,烹饪出一桌桌满汉全席招徕读者。
　　这场发生在“村口”的“商战”讲了些什么呢?老金靠奸商的小手段,发了点小财;又故意将商店盘出,引得老龚、老陈斗气抬价,赚了几万;待两人经营难以为继时,即趁机压价收购,又赚了几万。
　　坦率地说,这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上述小说中悦人眼目的“看点”或曰“卖点”一个没有。不过文学常识告诉我们,小说美学价值的高低,与“写什么”并不一定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平淡无奇的故事,也可以讲述得摇曳多姿妙趣横生,并且充满了喜剧性,那就看你怎么个讲法了——说小说是“叙述”的艺术,此言不虚。
　　最为关键的一颗棋子,是叙述者的设定,作者以乡村混混左二为视角,一着到位,便满盘皆活了。
　　可以推想,当作者锁定左二作为故事的叙述者之后,左二的身份与性格,还可以有多种选择。比方就其“智商”而言,他可以有高、中、低三种禀赋。“高”则与老金齐,后者拿其当工具使的手段便难以得逞;若“低”到纯粹傻瓜白痴一个,同样无法完成后者“交派”的“任务”——顺带插一句,傻瓜白痴常是现代小说家的心爱人物,以此作为叙述者成就了中外许多名著,然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晓苏只好割爱了;那么就只有“中”了吧,可是行则行矣,喜剧性便荡然无存了。聪明的作者让出现在读者眼前的左二,是一个智商“中等偏下”,即有几分憨傻却又不是傻得一塌糊涂的人,明明为一支烟一双拖鞋的蝇头小利而受人利用,却全然不知,乐此不疲,左二属于那种“乔装打扮的叙述者,他们用来告诉读者那些需要知道的东西,但他们似乎只在表演自己的角色”。①非以此不能产生喜剧效果,于是诸多笑料,联翩而来,喜剧性遂充盈全篇矣。
　　如果说《村口商店》的叙述结构是现代小说习以为常的,可以由西方的叙述学理论加以有效解释的话,那么这一小说世界的具体呈现,则完全是传统的、民族的。
　　就叙述者来说,左二这个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戏曲舞台上鼻梁贴一方豆腐块,俗称“三花脸”的丑角。古人云:“大略曲冷不闹场处,得净、丑间插一科,可博人哄堂,亦是剧戏眼目。”②试看春晚一台戏曲联唱,生、旦、净、末齐备,京、越、豫、黄梅联袂,若无一丑角穿插其间,插科打诨,逗笑取闹,如何捏合成一整体?梨园行之“无丑不成戏”一说,是之谓也。晓苏深谙丑角此中三味,让老谋深算的老金不仅利用他下货,看门,聊天,甚至做变质食品的人体试验与虚假信息的促销传播,不动声色地调遣他往返于竞争对手之间,像一个躲藏幕后的提线木偶的操纵者,让左二在前台蹦来蹦去,最终步步为营,一出一进,把对手一口吃掉。左二是这场乡村喜剧里成功的“眼目”(这恰与“视角”一说不期而合),有了他的“间插一科”,“曲冷不闹场处”就热闹起来了。
　　借用小说修辞学的术语表达,左二是一个“戏剧化的叙述者”,即“与其所讲述的人物同样生动的人物”③,他具备了许多戏曲行当意义上丑角的美学特征。其形体容貌、衣着打扮不乏轮廓性、夸张性:“一年四季穿一双棉拖鞋”,“后半截都磨得没底了”,“拖鞋穿反了”,而老金送的一双拖鞋,不但小,而且居然是“绛红色的,鞋尖上还绣了一个福字”,“每年到了这个时侯,我身上就不缺烟了,连耳朵上都夹得满满的,我恨不得长三个耳朵才好”;正如戏曲舞台上丑角(文丑、武丑皆然)的表演动作幅度都较其他行当为大,左二的鬼鬼祟祟、躲躲闪闪、探头探脑,一会儿“悄悄地绕过柜台,走到库房门口去看”,一会儿“贴到门上听了两耳朵”,都给人以猥琐、滑稽的印象。
　　就叙述语言来说,左二口吻的讲述,又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马三立、刘宝瑞的单口相声。小说喜剧性的生成,又得益于了相声艺术手法的借鉴。小说开篇,看似平常,却大有相声招徕观众的“开门柳”即“垫话”的特点;待到与老金对比的自我介绍,便充满了自贬自嘲,读来令人莞尔:“老金长着方头大耳,看上去也是个富贵相。不像我,尖嘴猴腮的,脸上半两肉都没有。我最羡慕老金那个酒糟鼻,像是患重感冒揪过,红彤彤的,天生一个走红的样子。而我的鼻子呢,黑不黑白不白的,像一只蜗牛趴在我的鼻凹上。”马季曾在《相声艺术漫谈》中,将组织“包袱”的手法归纳为22类,这最后一类即为“有意自嘲”,作者运用得可谓得心应手。
　　喜剧性总是和笑声联系在一起的。笑不是目的,笑过之后能否留下一点令人思索的东西,是衡估其文化品位高低的依据。金、龚、陈这类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前世今生,但大致不错地可以推想其以往,也都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于是我们便不但清楚地看到了商品经济大潮裹挟之下,中国农村社会的裂变与解体,而且清楚地感受到了受嘲讽的叙述者与作者的审美理想之间的关系。
　　大众文化中并不缺少笑声,缺少的是喜剧精神。而喜剧精神恰好是喜剧之为喜剧的灵魂。这或许就是喜剧中通俗与低俗、媚俗的分水岭,也是娱乐大潮覆盖下许多文化人迷失文化身份的症结所在。以此观之,《村口商店》对喜剧世界积极地介入与引领,在颠覆反叛成为时尚的当下,努力从传统艺术、民族艺术中吸取营养,都足以给我们正面的启示。
　　
　　注释:
　　①③《小说修辞学》,W·C·布斯著,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171页。
　　②《中国古典编剧理论汇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吴平安,语文特级教师,现居湖北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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