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所共知，李白，杜甫是唐代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两位诗人。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代诗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研究他们的创作风格和其社会生活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唐朝时期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
　　
　　一、李白的创作风格和社会生活经历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被后人称为“诗仙”的天才诗人，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诗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浪漫神奇想象，既有广阔浩瀚的壮观奇景，又有充盈着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可以说：“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原自汉乐府曲调的《将进酒》被《唐诗别裁》谓之“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诗篇的发端就是两组排长句，如挟天风海雨向读者迎面扑来，有着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两作以“君不见”的呼告，使诗句感情色彩大大增强。诗有所谓大开大阖者，此可谓大开也。于巨人式的感伤开篇之后，作者旋即又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千古佳句表现出作者“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却充满壮志豪情的感慨之情。最后结穴于“万古愁”，回应篇首，如大河奔流，有气势，亦有曲折，纵横捭闻，力能扛鼎。整篇篇幅不长，却五音繁会，气象不凡。具有震动古今的气势与力量，以极力夸张的手法表现出豪迈诗情。同时，又充实着作者深厚的内在感情与潜在酒话底下如波涛汹涌的郁怒情绪。
　　其余如《蜀道难》、《行路难》等就是运用了大胆的夸张和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观感受，以纵横突兀的文笔形成了磅礴的气势。把李白自己浪漫的气质带人乐府，给乐府诗歌以新的生命，将之推向无与伦比的高峰。
　　李白的歌行体创作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作品，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着，笔法多变，达到了随心所欲、变化莫测、摇曳多姿的境界。充分体现了盛唐诗歌气来、情来而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美。
　　《早发白帝城》是李白七绝佳作中很具代表性的一首。全诗给人一种锋棱挺拔、空灵飞动之感。然而只赏其气势之豪爽，笔姿之骏利，尚不能得其圜中。诗中洋溢的是诗人经过艰难岁月之后突然进发的一种激情，故雄峻迅疾中，又有豪情欢悦。快船快意，使人神远。后人赞此篇谓：　“惊风雨而泣鬼神矣”(杨慎《升庵诗话》)。
　　综观李白诗歌的作品，不难看出：李白在中国诗歌史上，其作品的艺术个性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诗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李白的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是，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如喷溢的火山。与喷发感情表达方式的结合，使他的诗歌想象表现出变幻莫测、发想无端、奇之又奇的艺术特色。诗歌中的意象多为壮美雄奇之物，为其提供了更多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制造了更多的浪漫。李白诗歌语言风格，具有清新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他那些脱口而出，不加修饰的诗，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苟同与世俗的高洁人格。
　　为什么李白的创作风格是如此的浪漫飘洒又奔放奇逸?
　　李白出身于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他的少年时代生长于道教气氛浓郁的蜀中，这种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甚大，使得道教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也就是因为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才使他具有了狂傲飘逸洒脱的气质。公元724年，李白开始游历生活，并多次希望能够报效国家，却屡遭失败。明人胡震亨、顾炎武认为，《蜀道难》中李白“自为蜀咏”，“别无寓意”。更有今人谓此诗表面写蜀道艰险，实写任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在长期漫游中屡逢踬碍的生活经历和怀才不遇的愤懑。这使他对朝廷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但关心国家大事，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并无减退。直到李光弼出征东南，他半道病还，病逝为止。
　　正是李白受到良好的教育，又具有唐代诗人一般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观念，再加上贯穿他一生道教思想，才使他在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与现实失败之间不停地来回，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之中，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同时，又具有浪漫情怀和独立不拘的性格特点。
　　　二、杜甫的创作风格和社会生活经历
　　
　　“诗史”杜甫是衔接盛唐和中唐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创作风格则是独辟蹊径，别具一格。　在杜甫的五言诗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堪称代表作。杜甫于公元755年十月赴奉先。是年十月，唐玄宗携杨贵妃往华清官避寒，而十一月，安史之乱便起。其时，安史之乱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长安，然而诗人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已经显示出社会动乱的端倪。所以千载后读来，仍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不能不使我们为其敏锐的观察力所叹服。诗的开头至“放歌破愁绝”为第一段，千回百折，层层如剥蕉心，出语自然圆转，虽用白话来写亦很难超得过它。第二段则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传通千古的名句将皇门之外，咫尺之间，荣枯差别描写得淋漓尽致，并结上启下。最后一段文字仿佛闲叙家常，不很用力，却自然而然地于不知不觉中已总结了全诗，极其神妙。以文而论，固是一代之史诗，即论事，亦千秋之殷鉴矣。
　　杜律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炼字上也十分地成功，他说过：“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对他追求炼字的真实写照。他炼字的另一个特点是普遍使用了俗字口语，使诗读来更加亲切上口。
　　《江南逢李龟年》是杜甫绝句中最有情韵、最富含蕴的一篇。只二十八字，却包含着丰富的时代生活内容。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
　　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带有悲慨的感情基调。他的诗歌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还是写自己的穷困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涵着一种厚积薄发的力量，使诗歌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
　　杜甫之所以形成这种创作风格不能说与他的社会生活无关，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杜甫的社会生活经历：
　　杜甫生长在一个奉儒守教的家庭之中。他的青年时代是一段南北漫游，裘马轻狂的回忆。同许多唐代诗人一样，他怀着巨大抱负的心思，一心要为国家尽力。但到了公元746年，先是考试落第，后又数度希望引荐，但都落空。十载长安，历尽辛酸。这在《宋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表现尤为突出。杜甫在这首诗中不卑不亢，直抒胸臆，吐出长期郁积焉的对封建统治者压制人材的悲愤不平，显现他的超常之处。同时，他也看到了民生疾苦，并时刻关心国家安危。安史之乱后，他几经周折，当官，被贬。最后开始了他晚年飘泊西南的生活，并最终病死于穷困撩倒之中，十分凄凉。
　　很明显，杜诗的不同风格，与其不同时期不同境遇，或同一时期不同心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他生活坎坷，颠沛流离之时，他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诗歌往往表现为沉郁顿挫。当他的生活稍为安定时，他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成都草堂的一段时间，就有不少这类作品。如《春夜喜雨》等。
　　总上而言，李白和杜甫两位著名诗人的创作风格和社会生活经历显然是息息相关的。由此不难看出，不同诗人由于家庭出身，生活经历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创作风格；甚至同一个诗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经历形成了不同时期对人生思索，得出了不同的创作风格。

• 宋旭华： 李杜的生活经历对创作风格的影响论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