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教版必修一中，选有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下文均用《始》代称)。这篇游记是柳宗元在“永州革新”失败后被贬永州时所写的，是他寄情于山水之作。在此文的第一段中，有这样一句话：“(柳宗元)日与其徒上高山，下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其中“徒”在课文的注释中被翻译成“随从”。笔者认为，这个词的翻译是值得商榷的。　从“徒”所处的位置和上下文的含义来看，“徒”应该作名词，是某类人的一个称呼。在《中华古汉语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辞源》及《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当中，符合这个条件的“徒”的释义，归纳一下只有以下几条：
　　(1)步兵，士兵。例句：　《左传·昭二五年》：“师徒以往。”
　　(2)跟从的人，从者。例句：《=左传·昭四年》：“旦而皆召其徒。
　　(3)奴仆，仆役。例句：白行简《李娃传》：“家徒甚殷。”
　　(4)门徒，弟子。例句：《孟子·滕文公》：“其徒数十人皆衣褐。”
　　(5)指同类或同一派别的人。例句：韩愈《师说》：“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
　　首先，我们很容易排除第一个义项。柳宗元被贬永州，他的职务全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永州在唐代是中州，司马的官位是六品上。“员外置”就是编制之外的人员，另据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古代职官”一节的介绍，隋唐时期，县以上的行政单位是州或郡，称州时长官是刺史，称郡时长官是太守。刺史、太守之类的月俸是二千石，县令是千石到六百石，禄石不同，月俸收入不同。司马是行政长官刺史的助理，柳宗元是助理之外加设的助理，其俸禄比他们还要低。总而言之，他在永州也就是个只领微薄薪水不干事也不管事的“闲员”。既然如此，也就不大可能配备士兵了。
　　再来看第二个义项“跟从的人，从者”，苏教版教材注释中的“随从”当是取此义。但是，何为“随从”呢，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随，从也。从是，省声。旬为切。”也就是说“随从”就是包括第三个义项中的“奴仆，仆役”在内的“跟从者，侍从者”了。那此义是否合适呢?
　　本文写于元和四年，此时的柳宗元仍然对被贬永州一事“恒惴栗”，为了摆脱这种心理阴影，他寄情于山水，因而“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就是很好的证明。可是作者出游之后，经常携酒前往，由于心情不好，所以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文中写道：“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问题就出在这里。试想：如果“徒”解释为“随从”，那么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统治之下的柳宗元也不大可能与“随从”饮酒交欢，甚至“更相枕以卧”。能在喝醉之后互相枕着睡觉，说明他们关系肯定非同一般。故而，“随从”之义不可取，那么，地位比“随从”较为低贱的第三个义项“奴仆，仆役”就更不可取了。
　　那么，现在还剩下(4)和(5)两个义项。这两个义项。从上文的“更相枕以卧”这一点来看，似乎都能成立。孰优孰劣，就需要从史料当中去寻找依据了。在《新唐书》《旧唐书》、翟满桂《一代宗师柳宗元》等史料中，我们发现，柳宗元被贬之后，当地的行政长官对这样一个带罪流贬的司马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于是，柳宗元在永州真正交往较多的是五部分人：第一部分是刘禹锡、吕温、姻亲杨凭、杨诲之父子，还有文学思想的同道并与柳宗元共同掀起古文运动的韩愈等故旧同道；第二部分是来到永州以后所认识的“闲人”，包括龙兴寺的和尚重巽、白衣秀才娄图南、同样遭贬来永州的谪吏吴武陵、李幼清、南承嗣等；第三部分是向外希求援引的当政官吏，有京兆尹许孟容、李建、裴埙和顾十郎等；第四部分是仰慕柳宗元名望而前来的青年学子；第五部分是朴实热情的田翁农夫。这些人中，由于地理距离的阻隔，柳宗元与故旧同道和希求援引的当政官吏只是书信往来。与农夫的交往也只是在日常生活上的交流。
　　所以，此处的“徒”似乎翻译为“门徒，弟子”或“指同类或同一派别的人”是说得通的。两者比较起来，又以后一种为佳。理由有二：其一，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他说到：“仆避师名久矣。”柳宗元虽然对青年学子的求教是十分热心地给予帮助，但是他不愿意别人称他为老师。他提到这样两个原因：“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这是谦让的原因；“……惧而不为，二也”。因而，他“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另外，他也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明确表示了对于这件事的态度：“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眦目闭口耶”。因此，柳宗元“对青年的帮助，实际上是以益友的方式而起了良师的作用”。他不太可能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把和他一道游玩的人称为“门徒，弟子”。
　　其二，柳宗元被贬永州时，常出游，但经常与人同往，如他曾游华严岩，曾题名于石上，其文为：“永州刺史冯叙，永州员外司马柳宗元。永州司户参军柴察，进士卢宏礼，进士柳宗直，元和三年三月八日，宗直题”，另外，经笔者查阅《新唐书》《旧唐书》等史料，发现他在永州交往的闲人当中，交往甚密的有娄图南、吴武陵、李幼清、南承嗣等人。书中也记载了他们在永州交往的一些诗文，即便是在写作《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元和四年，也能确切地找到一些证据，如与吴武陵交往一事，在《新唐书》中写道：“初，柳宗元谪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据柳宗元元和四年作《与杨京兆凭书》“去年吴武陵来”语，知吴武陵系元和三年(808年)贬至永州。观柳宗元《小石潭记》、《与杨京兆凭书》、《与李睦州论服气书》、《初秋夜坐赠吴武陵》诸篇可知，柳宗元写《始自得西山宴游记》的前后吴武陵在永州。
　　从这一群人来到永州的原因来看，他们都与柳宗元有着相似的为官经历。吴武陵因与当朝权贵李吉甫有隙被贬，李幼清被节度使诬告被贬，南承嗣被刀笔之吏诬害被贬，对于想要通过功名一展抱负的文人士大夫而言，胸中抑郁不平之气不可谓不深也。因此，当这群人相遇，自然结伴同游，在山水中寻找心灵的寄托。
　　由此观之，笔者建议，在苏教版教材修订时将“日与其徒”中的“徒”解释为第(5)个义项“同类或同一派别的人”要更好一些，或者根据文意直接译为“同伴，朋友”亦可。这不仅更符合语境，也与史实相符。

• 肖艳盛 董安： 《始得西山宴游记》探究一得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