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X+死我了”这一结构已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因为这一结构在口语中使用频率较高，所以如何通过对这一结构的全面分析，加深对该结构的认识，为该结构的运用和理解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是很有必要的。在对“X+死我了”的结构和语义特征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后，发现该结构主要有两种语义类型。另外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入手，发现“X+死我了”中“我”涉及自控度问题。最后，分析“X+死我了”结构的演变过程具有交互性的特点。
　　关键词：“X+死我了” 结果补语 语义类型 自控度 演变
　　一、“X+死我了”结构分析
　　（一）“X”的分类
　　部分学者对能进入“形（动）+死+……”结构的词做过统计。徐银将能进入“形（动）死我了”构式的词语进行过分类，他的分类是比较全面的。为了研究方便，我们从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中检索“死我了”，共收集到137条语料，将“X+死我了”中的X分为三类：X1为行为动词，如“打”;X2为心理动词，如“想”;X3为形容词，如“热”。三者分布如下（括号内为出现的次数）：
　　X1：杀（4）、害（4）、笑（3）、憋（2）、折（2）、拍（1）、整（1）、抓（1）、冰（1）、冻（1）、逼（1）、挤（1）、打（1）、刺（1）、骂（1）、晃（1）、熏（1）
　　X2：吓（26）、气（14）、想（10）、恨（4）、烦（3）、怕（3）、骇（2）、爱（1）、难为（1）、担心（1）
　　X3：疼（11）、累（8）、急（6）、痛（3）、闷（3）、难受（1）、臊（1）、臭（1）、难（1）、热（1）、舒畅（1）、舒坦（1）、憋屈（1）、屈（1）、爽（1）、乐（1）
　　分类上我们主要参照了周友斌、邵敬敏对心理动词做出的归类及其验证心理动词的形式标准：“（很+V）+宾”或“对+O+很+V”（V为动词，O为介词宾语）。V只要满足了其中一种形式，就可认为是心理动词。但心理动词要涉及到心理评价、心理态度或心理行为。像“晃”“熏”等词虽然可以进入“（很+V）+宾”结构，如：“很晃眼”“这味道很熏人”，但没有体现心理活动，所以将其归为行为动词一类。
　　若从语义角度来看这几类词在“X+死我了”中的体现，从收集到的语料来看，可分为以下三类：
　　1. 当X为行为动词时，“X1+死我了”的语义主要有一种，即：“他人或他物实施X1，‘我’受到某种影响”，例：
　　（1）毛阿敏嘴上抱怨“拍死我了”，内心却十分满意。
　　2.当X为心理动词时，“X2+死我了”的语义有两种：一是“他人或他物实施X2，‘我’受到某种影响”，例：
　　（2）就这么发生了，好像连我自己也没有明白是怎么发生的。耿林现在恨死我了。我只能听天由命了。
　　二是“自己实施或感受X2，自己受到某种影响”，如：
　　（3）小公子答道：“老叫我进去，烦死我了。但是常到您这里来，……”他不再说下去。
　　3.当X为形容词时，语义只有一种，即：“自己实施或感受X3，自己受到某种影响”，如：
　　（4）每次回到家里，躺在沙发上，这才喊一声：“累死我了”。
　　总结起来，“X+死我了”主要有两种语义类型。我们把第一种语义类型，即“他人或他物实施X，‘我’受到某种影响”表示为Ⅰ类，把第二种语义类型“自己实施或感受X，自己受到某种影响”表示为Ⅱ类。从总体上看，X1属于Ⅰ类，X2兼属Ⅰ、Ⅱ两类，X3属于Ⅱ类。
　　（二）“死”为结果补语
　　关于“X+死我了”中的“死”，部分学者认为是程度补语，但当前面有副词性词语“快”“快要”“都要”等修饰时，则为结果补语。作为程度补语的“死”表示的是“最高程度”，而且这一“最高程度”永远只能是非常接近“死”，不能达到或超过，否则就是结果补语，不是程度补语。从“死”是否“实现”的角度，把“死”分为程度补语和结果补语，这个观点虽然易于接受，但不是最合理的，比如：
　　（5）可是万万没想到，侯七奶奶生下了一个儿子，却把先侯奶奶生下了两个儿子的那位“小”给气死了，若不怎么就说她是“小”呢？（林希《糊涂老太——府佑大街纪事》）
　　例（5）中，“死”确实是“死了”，不是表示程度高，按上述分类，这里的“死”应为结果补语。若想对“死”的语法功能做出准确判断，就必须联系上下文先对“死”的语义做出判断。同样的结构形式，不同的语境会有不同的判断，如例中的“气死了”。所以，把“死”的语法功能截然分开的做法不易于操作，也不符合经济性原则。我们认为，不管是在具体的行为动词之后，还是在心理动词、形容词之后，“死”都是结果补语。“死”表示“受到了某动作或某性质极大的影响”这样的结果义。
　　二、“X+死我了”的语义特征
　　前面已经谈到“X+死我了”主要有两种语义类型：Ⅰ为“他人或他物实施X，‘我’受到某种影响”;Ⅱ为“自己实施或感受X，自己受到某种影响”。“死”表示这种“影响”极大。换句话说，“X+死我了”这一结构表达的就是由于X的发生或存在，“我”受到了某种极大的影响。Ⅰ和Ⅱ不同之处在于：Ⅰ是他人或他物直接实施X，如“整死我了”是他人“整”，“我”受到影响;Ⅱ是他人或他物通过间接作用，使“我”实施或感受X，如“热死我了”可能是天气等外部因素的间接作用让“我”受到影响。不管是Ⅰ类还是Ⅱ类，最后的结果都是“我”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把“X+死我了”看成是“使成句”。所谓“使成句”是指使成式充当谓语中心语表示致使意义的句子。使成式又称动结式、述结式，是由谓语加上补语构成的组合体。谓语表示一种动作行为或原因，补语表示该动作行为导致的结果。
　　我们之前讨论了“X+死我了”结构的语义有两种类型，其典型代表是“X1”和“X3”，如：
　　（6）我的头！你们整死我了！（X1，Ⅰ类） 　　（7）躺在沙发上，这才喊一声：“累死我了”。（X3，Ⅱ类）
　　例（6）中，“我”的自控度比较低。例（7）中“我”的自控度也较低，这可以通过和“我累死了”这样的格式对比显现出来。前面谈到Ⅱ类语义是“自己实施或感受X，自己受到某种影响”，并且是他人或他物通过间接作用，使“我”实施或感受X。虽然没有直接说出“累”的原因，但在实际语境中交际双方是不难推知原因的。把外部因素当作“累死我了”这样结构的一个大背景，在这个背景中突显出“我累”。这对应了认知语言学中的意象图式模式。在理解这样的结构时，人们头脑中会形成一个“侧面——基体”意象。一个语义结构在相关认知域中覆盖范围称为“基体”，基体的某一部分如成为“注意的焦点”或被突显就叫做侧面，侧面是词语所标示的那一部分语义。如“叔叔”的基体是有亲属关系的一组个人。外部因素对应基体，“我累”对应侧面。如果说“我累死了”，则没有这样的基体——侧面关系，而是表达一种常规的“我累”这样的意义，表达一种感受，句中的“我”比有外部因素影响的“我”更具自控度。前面我们说过Ⅱ类语义都可以作形式上的变换，意义基本不变，但也有细微区别，“我”的自控度就是其中一点。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几个个例子：
　　（8）我想死你了！
　　（9）你想死我了！
　　这两个句子的基本义都是表示“我很想你”，但表达的侧重点不同，例（8）可以说是“直抒胸臆”式，例（9）可以说是“情不自禁”式。也就是说例（9）中的“我”是“被迫”的，是“无可奈何”的，这种感情是不可抑制的，这里“我”的自控度相对于例（8）是较低的。
　　三、“X+死我了”结构的演变和交互性
　　假设“X+死我了”的原型句式是“X1+死我了”，如“打死我了”。此时“我”的自控度很低。当X为形容词，即X3时，最开始表达“我很累”这样的语义采用的是“我累死了”这一原型句式。后来，为了表达的需要，想更突显“累”，避免一直把自己当话题，想博取听话人的“同情”等等时，就把“我”往后移，最后构成了“累死我了”这样的句式。
　　之前我们注意到了X1中的“笑”不是Ⅰ类语义，“笑死我了”表示的是“我笑，我受到的影响大”。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各结构不断发展变化以及相互影响造成的。虽然X1倾向于Ⅰ类语义，但由于口语中交际的灵活性，“X1死我了”有些情况下也能表示Ⅱ类语义。如：
　　（10）打字打死我了……天啊！！
　　另外，我们还看到“洗死我了”这样的表达，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是洗衣服很累，“累死我了”这样的意思。上面两个例子实际要表达的意思也是如此，但他们采用的是行为动词X1，这里我们可以看作是“X1死我了”和“X3死我了”结构的交互作用，是Ⅱ类语义结构上的变体形式。之前我们说Ⅱ类语义是“自己实施或感受X，自己受到某种影响”，并且是他人或他物通过间接作用，使“我”实施或感受X。这三个句子：
　　（11）打死我了！
　　（12）跑死我了！
　　（13）洗死我了！
　　其中，“打（字）”“跑（步）”“洗（衣服）”都是我们所说的“他人或他物”，它们起的是一种背后推动作用，让我感到“累”，在交际中，说话人为了突出背后的原因，也为了简易经济，就把本应是两个分句的句子合并为一个，这样做不会影响听话人的理解，反而更高效，这就促使了这种“张冠李戴”式结构的存在和发展。像这样“张冠李戴”的形式在现代汉语中并不少见，如用主动形式表被动意义的句式“信写好了”等等。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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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欣朋： 浅析“X+死我了”结构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6期